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明朝的文章，为了证明朱元璋到底有多抠，还特意做了一张表，对比了一下宋明两朝官员的俸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老赵家养一个七品县令花的钱，够朱家皇帝打发八个内阁阁老。

结果我发现评论区里大家关注的点都不在这儿上。反而纷纷质疑为啥宋朝的一品官赚得还不如三品官多，是不是我搞错了？

这个……真没错。因为宋朝的官制就是这么个熊样，有一大堆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写历史文，只要一涉及到宋朝的官制就一个头两个大，想把这玩意弄明白，真不是熬白几根头发就能搞定的。

宋朝经常被人看不起，因为军队拉胯，对外软弱嘛，能让人看顺眼才怪。不过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反之亦然——宋朝付出放弃外防的代价，换来的是内治上的极大成功。可以这么说，无论此前的汉唐还是之后的明清，跟宋朝比内治，统统都是小趴菜。

官制上也不例外。

为啥宋朝的一品官赚得那么少？因为宋朝基本就没什么一品官。即便有，也无非是什么三公、三师、三孤之类的荣衔，就是打发退休元老的，再就是宗室里的亲王。反正都是些本来就贼有钱但在政坛没啥大用也没啥实权的老大爷或蠹虫，给他们开那么高的工钱干吗？

而真正的大佬，比如宰相、枢密使以及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这样的执政官，官品最低的才四品，最高也不过二品。这样皇帝真正须臾离不得的高官重臣，当然得拿高薪养着，丝毫怠慢不得。

要是哪天皇帝跟宰相说，爱卿劳苦功高，朕打算给你升升官——别误会，这可不是啥好事。就是皇帝看宰相不顺眼，打算让他退休养老去了。

再比如异姓王。历朝历代对异姓王的加封都非常慎重乃至吝啬。而在宋朝，除了开国之初制度不完善而封了符彦卿、王景这两个异姓王外，下一个能让赵家皇帝破例的居然是个宦官，也就是童贯。

话说宦官封王也不是啥稀罕事，比如北魏的宗爱、唐朝的李辅国等等。但童公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史上唯一一个因战功封王的宦官。而这种事情，也只会发生在宋朝。

为啥？因为中晚唐阉宦为祸的教训，宋朝对于宦官非常警惕和防范。就拿官品来说，唐朝的宦官最高可以官居一品，明朝有朱元璋的祖训拼命拦着，公公也能当上四品官。同时这两朝的宦官通过操纵天子、执掌兵权或是掌控批红权，获得了远超宰相甚至是不亚于皇帝的权力。

而在宋朝，宦官在内廷能得到的最高官职，就是东西头供奉官，仅为区区从八品。要是宦官继续立功或攒够了年资还得继续升官怎么办？好办，转为武职就行了，最高正二品的节度使在向公公们招手，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拿到手了。

所以宋朝的宦官名将特别多，如张崇贵、阎承翰、秦翰、李宪等，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比大多数比他们多了二两肉的正牌子武将都能打。而到宣和年间北宋联金伐辽时，童贯早已因为横山之战以及剿平方腊之功官晋太师、封楚国公，领兵出征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后又因为“复幽燕者封王”的祖训，得封广阳郡王，除了运气好，还真没啥毛病可挑。

这样做，既给了宦官前途和出路，保证了他们的忠心，同时能留在宫里伺候皇帝的，都是低品宦官，也不用担心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

至于那些高品宦官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他们转为武职了嘛，就归枢密院管。而管枢密院的，又都是文官——大宋朝文尊武卑嘛，正常的武将都被文官虐得找不着北，遑论更遭人恨宦官？哪怕是封了王的童贯，被文官集中火力一顿喷，最后也得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你看，让历朝历代都头疼不已的阉宦之祸，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消弭于无形。而宋朝官制的牛逼之处，还远不止于此。

以元丰改制前的宋朝官制为例。

宋朝的文官，从大类上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即选人、京官和朝官。

选人，就是刚踏上仕途的低级文官，一般担任幕职或州县官，官品均不超从八品。要想从选人晋级为京官，条件非常苛刻——首先要熬过“四等七阶”，即从最低等的判司簿尉（含一阶）升到令录（含二阶），再升到初等职事（含一阶），最后升至两使职官（含三阶）。想熬过这个关口，要么立功，要么上头有人，否则只能靠熬年头。而光靠熬年头想熬过“四等七阶”，一切顺利也得耗去三四十年，在现实中基本上就意味着此路不通。

就算好不容易熬过来了，想改为京官，还得找到至少五位京朝官推荐，其中至少一人必须是监司级以上的高官。只有把这五份荐书都拿到手，才叫“五削圆满”，就能顺利晋升为京官了。

宋朝各个时期的文官数量，从数千到两万多不等。但其中七到八成，都是选人。而这些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宦海中挣扎扑腾了一辈子，也根本找不到机会晋升为京官，只能“沉沦选海”。

天下官员，七八成选人，剩下那两三成中的七八成，则是京官。

京官与选人，官品都在从九品到从八品之间，都是低级文官，但前途却有着天壤之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京官与选人的差距，就像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跟地方公务员一样——都是公务员，但谁都知道压根没法比。

京官的意思，就在字面。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京官都在京城任职，也可能拿到的是地方上的差遣。比如说苏轼在考上进士后又再接再厉中了制科，所以什么“四等七阶”、“五削圆满”都不存在了，直接从选人跳进了京官的行列。然后他获得的官职就是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事——虽然人在陕西当官，但还是如假包换的京官。

当上京官，就意味着此人的人事关系调到中央去了，从此踏上升官的快车道。

但要想从京官晋为朝官，照样难如登天。

首先，还是得熬年头，即“三任六考”。所谓“三任”，就是在京官上至少要熬过三个任期，每任三年，通常情况下还必须有两任在地方州县任职的经历。像明朝那样蹲在翰林院里就能直升内阁的事情，在宋朝基本不存在，即便有也是特例。至于“六考”，考核内容包括履历、业绩、操行、功过等。宋朝对官员的考评分三级九等，三级为上、中、下，九等就是每级分三等，如上上、上中、上下，以此类推。上上的考评比一品官还稀有，基本从不授人，上中也属个例。因此京官要想通过考评这关，上下、中上是必拿的，还不能有一次低于“中中”，才算合格。

“三任六考”过关，还得参加改官考试。考试内容为策论，合格后才能正式进入改官程序。

这个时候，就又到了求爷爷告奶奶要推荐的时候了——还得“五削圆满”，而且其中必有州级或监司主官的保荐。同时当时的法律还规定，朝中高官不但举荐人数有限制（如五品以上官员每年限荐5人），而且必须对被举荐人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要是他们举荐的官员不称职甚至是犯罪了，自己也得跟着倒霉。

所以通常情况下，高官重臣不会轻易举荐，想要“五削圆满”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当上了朝官，不仅意味着官品将晋为正八品，而且具备了上朝的资格，可以参与国家大事了——当然更确切的说法，是可以旁观真正的大佬如何处理国事了。

在宋朝的大多数时间，文官的数量大概就是两万不到的样子。其中能成为朝官的，最多时也不会超过一成。再刨去在地方路州任职的，每天有资格起个大早到朝堂上给官家作个揖（三跪九叩是元明以后才有的陋习）的，顶天也就四五百人。

四五百人，看着好像不多，但要聚一起讨论问题，吵闹程度跟菜市场也没啥区别了。实际上这四五百人中，大多数都是摆设，能发个言还不遭白眼的，起码也得是个侍制官（大概有五六十人）。要想让自己的声音引起重视的，怎么也得是个两制官（大概有二十多人）。而真正能决定军国大事的，就只有执政官（不超过十人）了。

这才是真正的大佬。

那么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大佬？

当然首先你得是个进士。事实上别说成为大佬了，在当时的观念里，一个人要是考不上进士，都不算是个好老爷们……人家韩琦不是说了吗？“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剩下的都是渣男。

可即便是走狗屎运成为“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在宋朝也没法像明清那样直接授予六七品的中级官阶，而只是个区区正九品的大理寺评事。而且每科除了一甲进士及第外，剩下的绝大多数新科进士都要统统打入选海，慢慢的往出熬吧。

当然，进士相比非进士升官的速度堪比火箭，但并非所有的进士都能踏上这条快车道。毕竟，科举实在是太难考了——俗话说“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基本都是事实。那些年纪大的、出身寒微的、不擅交际的以及治政一塌糊涂的进士大有人在，就此沉沦选海的同样是大有人在。

更重要的是，哪怕进士们统统争气，但问题是不够用啊！

就拿北宋来说，在167年间共开科118次，录得进士19628人，平均每年给官场提供的新丁也就一百出头，这哪够用？所以即便到了宋朝已经开国250年、科举制度高度成熟发达的嘉定六年（1213年），根据官方统计全国共有文官19397人，其中有进士出身的仅为5296人，占总数的27%。

而剩下的那近四分之三的官员，都是“杂出身”。

啥叫杂出身？就是恩荫得官的、进士科以外的诸科考中得官的、由吏员或流外入官的或者干脆就是拿钱买到官职的，都算杂出身。反正在进士看来，都是些来路不正、心思不正、操行不正的奸邪小人，必须“防火防盗防杂官”。所以杂出身的官员虽然人数众多，但在仕途上备受歧视，往往被进士同僚排斥、无视乃至羞辱也只能忍受。因此不但升迁困难，在职务上往往只能担任事务官，而不像进士那样轻而易举就能拿到清要之职。

事务官就得干实事，而实事干得越多，就越容易出错，就越难升迁。至于清要官则不用做事，动动嘴就行了，自然不易犯错，所以就成了进士官的禁脔。

举个例子。北宋熙宁年间因二股河决堤，皇帝赵顼招重臣征求解决办法。会议期间司马光抢尽了风头，滔滔不绝口水四溅。赵顼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就说要不派你去修二股河得了，遂任命司马光为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

按说这时候司马光应该领旨谢恩，谁知他就是死活不动弹。同时他的好友吕公著跳了出来，指责赵顼这么干太不体面，是在羞辱司马光：

“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按照吕公著的意思，就是高贵的进士官有说话的权利，但没做事的义务。皇帝要是非得逼“儒臣”做“贱役”，就是苛待贤能，挨骂都活该。

赵顼没办法，只好改派程昉和宋昌言去修二股河。而这个程昉是宦官，宋昌言则是恩荫官，这下就没人反对了，因为“用人得当”嘛。等程、宋辛辛苦苦的把活儿干完了，赵顼让司马光去看看工程干得怎么样。这回后者痛快的接受了任命，先到地头儿转了一圈，回来就向皇帝各种吐槽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反正司马光的意思很明确——建议确实是我提的，但活儿不是我干的，所以以后要是出了啥事，你可别找我。

这就是进士官与杂官的区别。所以终宋一朝319年共产生了137个宰相，其中杂官出身的（除开国之初制度不健全时期）仅吕端、陈执中、韩侂胄三人而已，执政时间加一块也不过8年。

典型如薛向，恩荫出身，是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二字去掉也不为过。为啥？因为连王安石自己都说“变法之先，理财为急”——赵顼之所以想变法，就是因为大宋朝的财政已经快揭不开锅了，不改革迟早完蛋。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是一切前提中的前提，搞不到钱说别的都是白扯。

作为王安石的信徒中最擅理财的，连怎么看薛向都不顺眼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他“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用心至到”。因此在变法过程中薛向先后主持了均输法、盐法和市易法的推行，担任过三司使，在变法派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全不亚于章惇、曾布和吕惠卿。

可后三者虽屡遭旧党弹劾，但仍一路顺风顺水的升至宰相。而才能和贡献完全不亚于他们的薛向，不但成天被旧党当棉花弹，就连新党也时不时的从背后捅刀子。比如薛向的三司使本来当的好好的，同为新党的吕嘉问却向赵顼打小报告，说他阻碍市易法推行而将其罢职。

出事了被拉来当救火队员，事毕该分桃子了就远远的打发掉。所以到头来薛向的官职也仅止步于同知枢密院，还是个安慰性质的任命，没几天就打发他退休了。

这不仅是薛向，也是绝大多数杂官共同的宿命。

说到薛向最高官职做到同知枢密院，其实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说法是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同知枢密院事。

这其中，工部侍郎是本官，枢密直学士是贴职，同知枢密院事则是差遣——本官、贴职以及差遣齐备，才是一个宋朝重臣高官的标准配置，缺一不可。

本官，也叫寄禄官，顾名思义就是用于体现一名官员的品级和俸禄。像王安石第一次出任宰相时，本官仅是个正四品的礼部侍郎；第二次拜相时，因赵顼有求于人，所以将王安石的本官升为正二品的吏部尚书，等于提了好几级工资，但意义也仅局限于此。

所以说本官既重要也不重要。说它重要，是因为但凡是个官员，必有本官，否则就是布衣庶民。说它不重要，是因为只要官职升到一定程度，本官就是个鸡肋，就连确定官品和俸禄的功能也要让位给贴职。至于实权，那就更是不知所谓了——像王安石当了那么久的礼部侍郎和吏部尚书，恐怕到最后连这两个部门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一定清楚，这就叫“不厘实务”。事实上也没啥实务让他办的，因为北宋的三省六部已经虚化，实权都被其他部门分割。尚书侍郎什么的听上去高大上，实际上啥也管不着，彻底的中看不中用。

贴职，最初是文学侍从荣誉衔，通常授予文官以彰显学术地位。后来逐渐衍变成中高级文官必备的额外职务，在一定程度上可平替掉本官，故称贴职。

贴职中，以馆（院）为尊，次为殿，再为阁。所谓馆，是指就是指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三馆，隶属中书门下，原本承担校勘典籍、编修书籍等职能，在宋朝成为宰相的专属贴职；所谓殿，是指像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等位于皇宫内兼具藏书、理政、宴饮及讲学功能的宫殿建筑；所谓阁，则是宋朝历任皇帝在位期间通常都会给自己或前任修建的藏书楼，用于收藏御书、典籍、图画、宗室谱牒等物，类似于今天大老美的总统图书馆。像著名的龙图阁就是宋真宗赵恒给他爹宋太宗赵炅修的，天章阁则是赵恒给自己修的，宝文阁也是宋仁宗赵祯给自己修的等等。

各殿阁贴职中，由高到低分别是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侍制以及直阁。到了仁宗朝以后，基本各贴职都对应了相应的品级和职务，任职后基本都会给。像首相通常授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次相监修国史称史馆相，初任同平章事则授集贤院大学士称集贤相；观文、资政两殿大学士、学士分授离任的执政官；端明殿、翰林、诸阁学士则授予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翰林学士等副职或准执政官等等。

像包拯被人习惯性的称为“包龙图”，就因为他的最高贴职为龙图阁直学士。其实这种称号有夸张、吹捧的成分，因为通常只有龙图阁学士才会被尊称为“龙图”，所以对包拯准确的敬称应该是“包侍制”。

贴职中高于直阁而低于学士的，都可以称为侍制。而成为侍制，就意味着已经是重臣中的一员，具备了冲击执政官的条件——包拯的最高职务是枢密副使，恰好是执政官的最低一级。

所谓执政官，就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这东西二府的长官。编制上掌政事的东府为三相两参（参知政事），通常不满编；掌军事的西府通常一正三副，即一个枢密使，三个枢密副使。

这不到十个人，就构成了宋朝最高军政决策机构。所谓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差不多就是赵家皇帝跟这不到十个人一起共治的。

这里说的执政官，甭管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还是枢密使、枢密副使，都是宋朝官制中所谓的差遣。

差遣，就是官僚机构中的一种职务派遣方式，具有临时性、无品级定额的特征。比如王安石初次拜相，本官是礼部侍郎，贴职是昭文馆大学士，差遣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要按这么论，这位一言可决天下事的堂堂大宰相，仅是个区区四品官，朝廷里官品比他高的，起码也能找出几十上百号。

但就算是一二品的使相，老王说话他敢不听？当然也可以不听，那就滚出几百上千里的边远小郡监酒税去吧。

就像前文说的，但凡入仕，都有个本官，能领份俸禄；官职升到七品以上，一般都能捞到个贴职；可差遣这个东西，未必就是人人都有了。每年五脊六兽的蹲在京城审官院大门外排队等个差遣的官员，没有上千，也有数百。而且就算等来了，大概率也是远窜岭南、西南的所谓“鄙官”，去了跟送死好像也没啥区别。

所以宋朝有大把等不到差遣，或是有了差遣也不敢、不愿上任的官员，就靠本官换来的那点俸禄混日子。著名的“三冗”中冗官，大体上指的就是他们。

哦对了，还有个散官，像什么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光禄大夫之类的。这个东西主要决定官员穿什么颜色的官服。按照规定，七品官以下穿青色官服、五品以下穿绿、三品以下服朱，以上被紫。而这个品级，看的就不是本官了，而是散官——像包拯的本官最高做到了正二品，可散官却只有从五品的朝散大夫。所以可怜的老包就穿不成象征文官最高荣誉的紫袍，官服只能是红色的，除非皇帝格外加恩赐服。

虽然一定不影响实权，但多少有点掉面子。

王安石变法那会儿，遭到了被严重触犯到根本利益的旧党的坚决抵制。反正不管新党想干啥，旧党一概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基本千篇一律，就是“与民争利”，指责新法统统都是“残民恶法”。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们说替老百姓说话呢。

一次在朝中关于钱法革新的讨论中，王安石的主张又遭到了旧党的迎头痛击。赵顼眼见老王力不能支，就拉了把偏架，说新法固然对士绅有损，但利于百姓啊？你们不是成天把民心民意挂嘴边吗，为啥还要反对？

结果枢密使文彦博立刻站了出来，指着赵顼厉声喝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直接就把皇帝怼没电了。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自此成为宋朝国策，谁都动摇不得。而大宋朝另一条雷打不动的国策，则是不杀士大夫。

南宋初年，在靖康之变中被掳去金国的阁门宣赞舍人曹勋从燕山逃回，带来了赵佶的“最高指示”。其中就提及到"太祖誓约"以及认可赵构继位诏书，成为南宋政权合法性构建的重要依据。

几十年后，诗人陆游在《避暑漫抄》中又提到了一块“太祖誓碑”。说是赵大当年给子孙立下的祖训两条——其一为柴氏（即柴荣）子孙犯罪不得施以刑罚，其二为不得杀害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甭管叫太祖誓约还是太祖誓碑，宋朝相比历朝历代确实很少以极刑处置官员，但也并非不杀。比如神宗年间的李逢谋逆案，时任浙江余姚县主簿的李逢只不过是因为久不升官牢骚满腹，说了赵顼几句坏话、嘲讽了一下当时层出不穷的“祥瑞”。就被定为谋反。事后不仅是李逢，连同与他书信往来且知情不报的医官刘育、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均被处以死刑，而且还是最残酷、最痛苦的凌迟处死。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太祖朝的殿中侍御史张穆、光禄少卿郭玘，太宗朝的监察御史张白，真宗朝的荣州知州褚德臻等等，后来的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手里更是都有几十条“官命”。尤其是赵构，他初一即位，就腰斩了右谏议大夫宋齐愈，数月后又斩杀太学生陈东和布衣书生欧阳澈，随即赐死张邦昌、王时雍、王世修，在其后3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赵构又杀了至少10个文官。

这个所谓的“不杀士大夫”，难道只是嘴上说说？

其实不然。这涉及到一个事关宋朝官制的核心问题，那就是谁才算是士大夫？

经常看到许多人说，只要是读书人就算士大夫。事实上哪怕到了这个概念极大外延了的明清，士大夫也不至于如此不值钱，更何况两宋？

即便是当上了文官，也不意味着就自动进入士大夫的行列，否则李逢等人惨遭腰斩，也没见朝中的兖兖诸公有什么坚决的反对意见。甚至考中了进士，也不意味着就自动取得了士大夫的入围资格——上文提到的褚德臻、宋齐愈、张邦昌、王时雍都是如假包换的进士，照样救不了他们的命。

由此其实可以做出一个推断，那就是所谓的“太祖誓约”也好“太祖誓碑”也罢，很可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或者赵大当年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但也没怎么当真，所以该杀的照杀不误。再加上开国之初制度不完善，执政较随意，所以即便有这码事，也不一定认真执行。

就像科举该怎么考，明明都白纸黑字规定得清清楚楚。可有一回殿试，赵匡胤觉得考生王嗣宗和陈识都是状元之才，该选谁就成了难题。最后他干脆下令二人当场来了场相扑，谁赢谁就是状元。

这要放在几十年后，如此令斯文扫地的皇帝得被大臣们喷成狗。可在当时大家都觉得无所谓，眼瞅着瘦弱的陈识被壮硕的王嗣宗揍得不成人样，也只顾着叫好，没人觉得有啥不对。

这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真正把共治和不杀作为一个潜规则确立下来的，是在仁宗朝。当时有强盗围攻高邮，知军晁仲约不敢抵抗，勒令城中富商百姓献出财帛牛酒贿赂强盗，求其转攻其他州县。消息传来，举朝哗然，赵祯气得差点没抽过去，枢密副使富弼力主宰了晁仲约以正朝纲。然而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却力保晁仲约，最终以极为强硬的态度近乎逼迫赵祯赦免了晁仲约，还利用职权给姓晁的升了官。

富弼对此非常不满，说你这么胡搞下去，以后的地方官哪还有心思为国家尽心尽力的办事？你猜老范咋说：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龙川别志·卷下》）

通敌资敌、坑害同僚、祸害百姓都杀不得，那还有啥可杀的？想不共治都不行了。这两条规矩才算定了下来，而且还真动摇不得，像南宋时投降派恨死了主战的韩侂胄和贾似道，却没办法用合法的手段弄死他俩，只能采取最卑劣的刺杀手段。相反对岳飞这样的武将就省心多了，一个“莫须有”就统统搞定。

即便像赵构那样的大开杀戒，其实也不算坏了规矩。毕竟在靖康之变时宋齐愈、王时雍等人是逼迫张邦昌称帝的主力，妥妥的叛逆，杀掉谁也挑不出毛病。而老张虽然被逼当过伪帝，但赵构一露头他就立马让位，等于是亲手将后者推上了帝位。所以赵构就算一看见张邦昌就全身难受，也没法光明正大的杀了他。

老张最后还是难逃一死，其实主因是当伪帝时上了赵构的便宜小妈，而且事后还拉拉扯扯的藕断丝连，这就没法忍了。即便如此，赵构也没法公然的明正典刑，只能派人去劝张邦昌自尽。也幸亏老张听话，否则他还真不好办。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有个进士身份，当上七品以上的朝官，最好再有个贴职护体，基本就符合“不杀士大夫”的条件了。但要想跟皇帝共治天下，弄个侍制以上的贴职是最起码的，要是混到两制官（即内制的翰林学士和外制的中书舍人）以上，就更稳了。

赵家皇帝治国有两大法宝，一曰异论相搅，二曰叠床架屋。

前者可举一例说明更为通透——赵顼甫一即位，就迫不及待的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可当时的宰辅班子里，却充斥着文彦博、冯京、吴充这样的铁杆旧党，主张变法的新党就老王这么光杆一个。所以甭管新党想干什么，旧党宰辅们都无脑反对，像前文说过的赵顼想冲上一线拉把偏架，都被文彦博一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给怼了个哑口无言。

难道赵顼不是真的想变法，才给王安石弄出这么多对头打擂台？其实不然，他做梦都想富国强兵，也很清楚要实现这个目的唯有变法。可赵顼仍然下意识的推出一大堆旧党来牵制王安石，这就是老赵家祖传的“异论相搅”绝技。

反正不能让某个臣子一帆风顺，就没法成为权臣。就像王安石想变法，就不得不求助于赵顼这个皇帝。到最后如果变法成功了，得益最大的也是他赵顼。如果失败了，把王安石扔出去当替罪羊就行了，谁也甭想撼动皇帝的权威。

哪怕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只要对自己坐稳皇位有利，这就够了。其他的什么再重要，也重要不过让这座江山永远姓赵。

在官制上搞叠床架屋，弄得复杂无比、效率极为低下、养出一大堆没用的冗官，目的也是如此。

就像王安石首次拜相，本官是正四品的礼部侍郎，却掌天下国政。正常情况下但凡是个皇帝，就不担心老王会变成像曹操、司马懿、桓温那样野心勃勃的权臣？

但赵顼却无须担心。因为祖宗定下来的官制，早就把这种可能性基本抹除掉了。为啥？因为宰相在别的朝代是个职务，但在大宋朝却仅仅是个“差遣”。啥叫差遣？就是一种临时性的工作安排，类似今天的劳务派遣，指官员离开原职暂时调动到其他岗位。就拿王安石来说，他这个宰相的本职岗位还是礼部侍郎，区区四品官。现在只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借调到中书门下担任一下宰相的工作而已。所以宰相这个差遣，本身是没品级的，老王还是四品官。而且借调为宰相的时限是没准的，基本赵顼想让他干，他就能干。要是哪天赵顼烦他了，一声令下，老王就得乖乖滚粗。

熙宁七年（1074年）因天灾不断，旧党大肆攻讦，赵顼顶不住压力，就把王安石罢相了。然后让他去当江宁知府——知江宁府，正好是四品官。

从这个角度上看，整个大宋朝所有的官员，本质上都是劳务派遣、都是临时工，可以说就是为替赵家皇帝背锅而存在的。

因为这套本官与差遣分离的设定，宋朝皇帝在任用官员时的随心所欲程度，简直是任何朝代都没法比的。

在别的朝代，任何职务都是与官员的品级和资序相匹配的。比如说王安石要是在别的朝代当了宰相又被皇帝嫌弃，肯定是没法打发去知江宁府的。因为除了宋朝，宰相都是固定二品甚至一品官，再让他去当个小知府相当于降职，就是惩罚了，没准会闹出乱子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给他个高品的闲职养起来，这就很麻烦。

但在宋朝就无所谓了，四品的本官去做四品的知府，谁都挑不出毛病。就算王安石二次拜相后二次罢职，而且本官已经升到了正二品的吏部尚书，但赵顼还是心安理得的把他打发去了江宁，而且老王也没啥意见。

因为这次就不是知江宁府了，而是判江宁府。

这就是差遣的灵活性所在。因为这是个临时性的职务派遣嘛，相当于借调，所以高职低配或低职高配就不存在多大的障碍。而且在制度上，赵家的老祖宗更是早就赋予了这种行为的合理与合法性。

高职低配，统称为“判”；同级调动，统称为之“知”；低职高配，统称为“权”；要是低得太多，比如资序差二任或官品差二品甚至更多的，就叫“权发遣”。

所以在别的朝代，能当上宰相的要么功绩卓著，要么德高望重，要么年头资历熬得让人没话说，所以一般谁能当上宰相都不难猜。唯独在宋朝，只要官至七品以上的朝官，再弄到个侍制以上的贴职，基本都可以视之为竞争宰相的种子选手，就看皇帝能看上谁了。

所以宋朝的宰相看似高高在上，其实不过是被皇帝玩弄于指掌间的可怜虫罢了。像以善待臣下闻名的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一共换了23个宰相，简直跟开玩笑一样。这要换在别的朝代，早就乱成一团糟了。可在赵祯这儿呢？人家那叫“仁宗盛世”！

当文彦博理直气壮的喊出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时，没准表面一副无言以对模样的赵顼，早就笑得肚子都抽了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