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仅仅几天时间，新四军便由一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铁血部队，成为了罪恶屠刀之下的亡魂，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造成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责任方，无疑是当时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蒋介石，这个罪魁祸首；而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因为决策错误，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那么，作为新四军的军长，叶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1、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余人，离开驻地云岭，准备绕道前往长江以北的苏南地区，与陈毅所部会合。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毕竟，蒋介石已经不能容忍新四军很久了。
早在1937年，新四军宣布成立之前，蒋介石便对分布在南方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十分头疼，从来就没有放弃消灭他们的想法。
只不过，在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压力，这才不得不在庐山上宣布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讲话。
在这种情况下，分布在南方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自然也属于有“抗战守土之责”的队伍。
在经过了多轮谈判后，蒋介石才同意将这些游击队进行改编，改编为一个军，但对这支部队的军事领导人选却十分苛刻。
最终，在共产党的推动下，被迫流亡海外10年，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的叶挺，获得了蒋介石的同意。
当时，蒋介石之所以答应让叶挺担任这支部队的军事领导人，是因为他觉得叶挺不懂政治，对共产党虽然有旧情，但也容易拉拢。如此一来，蒋介石便很有可能将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
于是，在没有和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首先宣布了对叶挺的任命。只不过，部队的番号还没有正式确定。
10月，这支部队成立，正式获得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新四军成立后，蒋介石并没有按照一个军的待遇，对待新四军，而是将大量的好处给到了叶挺本人。比如，
蒋介石曾专门拨款5万元，并且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破例接见叶挺，与他交谈，希望叶挺对他感恩戴德。
然而，叶挺虽然没有恢复共产党党籍，但在心里是向着共产党的。在蒋介石的政治任命、经济利诱、个人关系和软硬兼施面前，叶挺没有屈服。
在看到对叶挺和新四军的掌控无法达成时，蒋介石最终下定了除掉他们的决心。
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被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汇报给中共中央。
当时，为了维持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军委便向叶挺、项英、刘少奇发出了准备自卫行动的电示，还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皖南的防备。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叶挺，并特别列举了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各地发生的摩擦事件，还将发生摩擦的原因，归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那里。
不久后，国民党当局便要求将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些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意识到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抗日力量的进攻。
很快，中共中央便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有原则的让步，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北移，将这些地方让给国民党军。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给何应钦、白崇禧发去复电，据实驳斥他们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并表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一道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在这道命令发出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秘密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夹击之下，新四军在1941年1月经历了血流成河的人间炼狱，实在是听者愤怒，闻者流泪。
然而，这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就那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在七昼夜的血战后，新四军9000多人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连军长叶挺也在亲自前往国民党军谈判，为战友寻得一线生机的时候，被扣押；而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则全部遇难。
2、各方责任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蒋介石的行为是在犯罪，其主要责任无可推卸；
作为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副军长项英在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方面，表现得不够坚决，致使部队错过了离开皖南的最佳时机，造成了新四军的重大损失。
这一点，也不容辩驳，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新四军军长叶挺，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事实上，叶挺的问题，主要是指挥的问题。
早在新四军建立之初，叶挺虽然兴致勃勃地走马上任了，但这支部队毕竟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因此，在处理内部问题方面，叶挺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与战友们的磨合问题。
当时，项英虽然是新四军的副军长，名义上的位置在叶挺之下，但他在这支部队内部的威信很高。
叶挺要顺畅指挥新四军，必须要得到项英的支持。所以，他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并随时将问题向中共中央汇报，以取得中央的赞同。
然而，叶挺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将军，身上的问题特十分明显，就是自尊心太强，以至于动不动就以辞职威胁，或者干脆离开新四军军部。
叶挺这样的做法，如果不是曾经的北伐名将，是很难得到战友们的认可的。
毕竟，部队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内部必须要百分之百的信任，才能将自己薄弱的后面交给战友，专心对付前面的敌人。如此，部队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新四军内部的指挥问题，使得部队迟迟不能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延误了离开皖南的最佳时机，客观上对部队被敌人打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一点，从毛主席在皖南事变时，发给新四军的几份电报中得到证实。
3、后世影响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严厉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并重建了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
在陈毅、刘少奇和张云逸等人的努力下，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回想皖南事变，依然让人不寒而栗。如果皖南事变牺牲的9000抗日忠魂，用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让残暴的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
可惜，他们就那样倒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之下，牺牲在了自己人手里。虽然信仰不同，但在民族危亡之时，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
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之罪绝对不可以原谅。就连支持蒋介石的苏、美、英，都先后表示了不满。可见，皖南事变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皖南事变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对后世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不管内部如何不和，在对待外敌的态度上必须要一致。谁勾结外敌消灭另一方，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根本不是一个“过错”就可以揭过去的。
因此，只有团结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才能让民族兴旺发达，也才有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