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总抱怨“考公卷到卷不动”“找份好工作比登天难”，说到底，不就是想要个凭本事吃饭的公平机会嘛！这话我杨坚可太有共鸣了——1400多年前，我当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砸了当时的“铁饭碗垄断局”，搞出个新制度让穷书生也能当大官，这事儿在我心里，比统一南北还提气！
我没登基前，北周的官场那叫一个离谱——当官全看“投胎技术”。爷爷是国公，孙子哪怕是个连算盘都拨不明白的草包，照样能坐进衙门大堂当老爷。
我身边就有个典型例子，书生李德林。这人肚子里的学问能堆成山，写的策论连我都得拍案叫绝，可就因为爹娘是普通农户，三十好几了还在衙门里抄公文，挣的俸禄刚够买米，顿顿都得掺着野菜吃。
有回我问他治国良策，他说得头头是道，末了却叹口气：“再有理，也不如人家有个好爹啊。”
这话听得我心口直抽疼。那时候我正谋划着统一南北，可朝堂上全是这群靠家世混日子的“官N代”，要靠他们治理天下，不等于是让三岁小孩扛大梁吗？
所以我在581年登基，刚把国号改成“隋”，第一道诏书就拍下去了：以后选官，别再查人家的家谱了！谁有真本事，谁就能来当官！
这就是后来你们说的“科举制”的雏形。刚开始还有老臣跳出来反对，说“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哪能让穷小子跟贵族平起平坐？
我当时就把奏折往地上一摔，指着那几个老臣的鼻子说：“朕要的是能替百姓办事的官，不是要一群只会摆家世谱的祖宗！”
第一届“科举”开考那天，长安朱雀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比我登基大典还热闹。
考场外全是背着书箱的学子，有的穿粗麻布褂子，鞋上还沾着赶路的泥；有的从江南坐船来，包袱上还绣着水乡的纹样。李德林也在里头，攥着笔墨的手都在抖，眼睛亮得像有光。
我特意去考场外转了转，听见两个书生在讨论考题。一个说“要是考治河之策，我必能高中”，另一个说“我要写的农桑之法，能让百姓多收三成粮”。
听着这话，我心里那叫一个踏实——这步打破阶层的棋，我走对了！
当然了，我当皇帝可不止搞选官这一件事。589年灭了陈朝统一全国后，我最上心的就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就说花钱这事儿吧，那时候北齐的刀币、南朝的五铢钱混用，买一斤包子都得先算半天汇率，老百姓天天为换钱吵架，商人更是头疼。
我干脆让人把所有旧钱全熔了，重新铸了“开皇五铢”，全国统一用这一种钱。有回我穿便服逛街，看见卖包子的王老汉接过铜钱，不用再翻着账本算，直接笑着喊“正好！”，我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还有粮食的事儿，我从小跟着爹娘逃荒，见过太多人饿到啃树皮、嚼草根，那滋味我记了一辈子，绝不能让老百姓再受这罪。
我在全国修了几十个“义仓”，丰收时官府收购粮食存起来，灾年就开仓放粮。有年关中大旱，义仓放的粮救了几十万人的命。
不过说到这儿，我得提提我儿子杨广，心里总有点遗憾。
其实修大运河这事儿，最早是我提的。那时候南北刚统一，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得绕山路，损耗一大半，修条运河就能解决大问题。可没等动工，我就病重了。杨广继位后接着办这事儿，本来是件利在千秋的好事。
可他太急功近利了，一下子征调了几百万民夫，连农忙都不让回家。老百姓实在扛不住了才反的——要是他能慢点儿，分个十几年修完，这运河绝不可能变成亡国的祸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