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总爱咂磨以前的事，特别是自己当兵这些年遇到的人和事。

其中有一位老班长叫伍建国，是我军旅生涯的领路人，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干净、最纯粹的兵。

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在大山里苦熬了半辈子，直到1996年，我才重新找到了他。

我是1950年生人，1968年我穿着一身肥大的绿军装，坐着闷罐车，抵达了大西北戈壁滩上的某部队服役。

下连队后，我结识到了自己的老班长——伍建国。他个头不高，人很瘦，脸上都没有二两肉，但那双眼睛特别亮，透着股机灵劲儿和豁达气。

那个年代，部队里都在学雷锋、学“毛著”，战士们要上台“讲用”（讲应用体会）。

伍班长上台后，他不讲大道理，就讲他自己。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乡亲们一口粥一口馍把我喂大的。后来又推选我当了会计，又送我当兵。

我没见过爹娘，但我知道，党就是我亲爹娘。我这条命是党给的，我就得像雷锋那样，把命交给党。”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那么大的震撼。这种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感觉是套话，但伍班长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是真诚，他是把这当命去信的。

那时候，我胆子比较小，加上又是农村出来的，家里条件差，人也自卑，很害怕犯错。

晚上站岗时，西北的风，呜呜地叫，像鬼哭狼嚎，营区外面就是荒坟滩，磷火飘来飘去。

我有些害怕，站岗的时候不敢挺直了腰板，总是缩在岗楼的旮旯里，抱着枪瑟瑟发抖。

有一天半夜两点，正是人最困、天最冷的时候。

我缩在角落里，迷迷糊糊地打盹。

突然，一道手电筒的光照了过来。

“谁？”我吓得差点把枪扔了。

“查岗的！”熟悉的声音。是伍班长。

我心想：完了。新兵站岗睡觉、姿势不端正，这要是通报批评，我这兵也就当到头了。

伍班长走过来，把手电筒关了。

他没骂我，也没记我的名。

他只是默默地站在我旁边，把自己的大衣领子竖起来，替我挡住了风口。

“怕黑？”他问。

“嗯……”我低着头，脸红到了脖子根。

“怕啥？手里有枪，心里有党，鬼见你也得绕道走。”

那天晚上，他在寒风里陪我站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岗。

他给我讲了自己小时候一个人怎么走夜路，讲部队的纪律，讲人活着得有一股精气神。

从那以后，只要轮到我站岗，伍班长都会在一旁陪我，他也不多说话，只需要往那儿一站，就像根定海神针。

慢慢地，我的腰杆挺直了，胆子也大了。

伍班长对我，像亲弟弟一般。他看我字写得不错，就跟上面提让我协助文书出板报。

后来，我又发了两篇文章，老文书退伍后，接替了文书的岗位。

要不是，老班长当初的鼓励和力挺，我是不可能在入伍第五年提干的。

可令人遗憾的是，伍班长自己没能留下来。他军事素质过硬，思想觉悟高，连里几次推荐他提干。

但那个年代，提干名额少，政审极为严格，伍班长虽然是孤儿出身，但档案有些不太清楚，反正阴差阳错，他被刷了下来。

1974年底，伍班长退伍了。走的那天，我去送他，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却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塞给我一包烟，“哭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能当几年兵就不错了，你是咱班的希望，别丢人！”

他从车窗探出半个身子，不断挥手，这一幕成了我记忆里难以忘怀的一幕。

刚开始几年，我们还有书信往来，但后面寄过去的信，却都被退了回来。

后来，我又调换了部队，职务也变动了，我们就这样断了联系。

虽然断了联系，但我始终记得这位老班长。每逢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遇到诱惑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想起那个精瘦的身影，想起他说的那句“心里有党”。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96年，我在和一位老战友通信时，意外得知了老班长的地址。

我连夜写了一封长信，寄了出去。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

原来在1978年，当地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动，老班长被推选为大队长。他本身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当了干部后更是一心为公，带着乡亲们修路、搞水利、种果树。

但那边的自然环境太差，他的这些举动，起到的效果有限。后来他又担任了村支书，一直为了村子的发展而殚精竭虑。

他也说了自己的情况，有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他说大儿子高考落榜了，要来西安打工，如果我方便的话，帮忙照看一下。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家里穷，供不起了，不然以班长的为人秉性，怎么可能不让大儿子读书呢？

我当即跟妻子商量，给老班长寄了1000元钱过去。

此时，我和妻子都在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相对好过一些，相信这1000元钱，肯定能让老大复读一年。

随着汇款单还有一封信，上面只是强调，“班长，给孩子交补习费，千万不要为了这点钱耽误孩子前途，别跟我推辞。”

老班长收到钱后，写信非要把钱退回来。我死活不让，还在信里发了火，他这才收下。

1997年，老大复读一年后考上了西安石油学院。老班长来送他报到，时隔二十三年，我俩终于再次见到了面。

1997年8月，西安火车站人山人海，潮热的空气里夹杂着汗味。

我站在出站口，伸着脖子张望。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穿着旧中山装、背着蛇皮袋的中年人，头发已经微微花白，背有点驼，脸色黑红。

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双眼睛——依然那么亮，那么干净。

“班长！”我喊了一声，嗓子瞬间哑了。

他愣了一下，看清是我，嘴唇哆嗦着，扔下蛇皮袋就跑了过来。

两个年近半百的男人，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紧紧抱在了一起，谁也没说话，只有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我陪着他去了学校给大侄子报了名，晚上我们几个在西安的战友聚在了一起。

朱大海、王俊平……当年这些被老班长照顾过的新兵蛋子，如今都混得不错。

那晚，大家几乎都喝醉了。吃饭期间，问起他现在的营生，老班长叹了口气，“村里的年轻人，现在都在往外跑，以我们那的自然条件，想靠着土地致富太难了。”

听他话里的意思，也想出来打工闯荡闯荡，大伙纷纷建言，建议他来西安工作。老班长被说动了，朱大海帮他在一家合资企业找了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

老班长本身就是负责认真的人，在这个岗位他干的很不错，收入也稳定，他一直干到了六十岁退休。

我以为他至此回老家养老了，没想到他回去后竟然种起了树，一直种到了现在。

我有些不理解，问他为啥不休息，家里现在也没什么负担。他却憨笑着说道：正是因为现在没负担了，没后顾之忧了，他才会到山上种树。

当年他在村里的时候，为了带领村民致富挣钱，砍了不少林木，但钱没挣到多少，反倒还影响了水土，现在他也是在弥补当年的错误。

其实，他已经做的够多了，但这就是他，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退伍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