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手又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这双布满老年斑、枯瘦如柴的手,曾经握过锄头,抱过我刚出生的孙女,但在漫长的七十多年里,它们最深刻的记忆,却是握着那把冰冷的三八式步枪。
每当窗外下起淅沥的连阴雨,泥土的腥气顺着门缝钻进这间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病房,我的灵魂就会被强制拽回1944年那个满目疮痍的中国北方村落。
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器官正在不可逆转地衰竭。我的家人围在床前,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他们以为我恐惧的是即将到来的死亡。但他们不知道,比起死亡,我更害怕的是死后的审判。
我这一生在战后的日本扮演了一个勤恳的职员、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一个慈祥的父亲,我把那个穿着土黄色军服的自己连同那场战争一起,死死地锁在了记忆的最深处。可是,随着生命力的流失,那扇锁着罪恶的门终于还是被岁月的铁锈腐蚀,轰然倒塌。
那对中国母子的眼睛,像两把生锈的刺刀,在每一个深夜精准地挑开我伪装了半个多世纪的体面。
那年秋天,我们的中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扫荡后,已经疲惫到了极点。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个虚妄的口号,连绵不绝的游击战和永远匮乏的补给,把我们这些原本在乡下种田、在城里做学徒的普通日本青年,一点点剥削成了只剩下生存本能和原始兽性的怪物。
长期的恐惧和压抑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而这种宣泄,往往以最残忍、最扭曲的方式施加在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平民身上。
那天下午,天阴沉得可怕,铅灰色的云层压在被烧焦的屋脊上。我们小队进入了一个看似已经荒废的村庄搜寻补给。村子里能吃的早就被吃光了,连老鼠都见不到几只,到处都是被翻乱的破布和砸碎的瓦罐。
我和同乡的伍长松本,还有另外三个士兵,踹开了一家农户半掩的木门。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屋内空无一物,连灶台都被砸了个窟窿。就在我们骂骂咧咧准备离开时,松本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的耳朵动了动,目光锁定在灶台后方那堆杂乱的干柴上。
他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步步走过去,猛地用枪托砸开了上面的木板,底下是一个隐蔽的地窖。
木板被掀开后,一阵压抑的、充满惊恐的喘息声从地窖里传出。松本冷笑了一声,像拎小鸡一样,从里面拽出了一个女人。紧接着,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哭喊着从地窖里爬了出来,死死地抱住了女人的腿。
那个中国女人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头发凌乱地贴在满是泥垢的脸上,粗布衣衫已经被地窖里的水汽浸得发黑。她极度瘦弱,但当她被拉到院子中央时,她像一只护崽的母狼一样,本能地将孩子挡在身后,用一种充满了恐惧却又异常凶狠的目光死死盯着我们。那个小男孩骨瘦如柴,眼睛却大得出奇,黑白分明的瞳孔里倒映着我们这群手持武器的闯入者。
松本从口袋里摸出了半块硬邦邦的粗糖,那是我们在几天前抢来的,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那对显然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的母子来说,那散发着甜味的糖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清楚地看到,躲在母亲身后的小男孩,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开,喉咙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
“想吃吗?”松本用蹩脚的中文开了口,脸上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戏谑笑容。
女人没有说话,只是把孩子护得更紧了,身体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微微发抖。
松本将那半块糖扔在了距离女人两步远的泥水洼里,糖块在泥水里滚了一圈,沾满了污垢。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松本转头看着我们,指着那个女人大声说道,“如果你想让你的儿子吃这块糖,你就像狗一样爬过去,不用手,把糖从泥里叼起来。只要你做到了,这块糖就是你们的,我们今天也不杀你们。”
其他几个士兵闻言,立刻爆发出了一阵肆无忌惮的狂笑。他们用步枪拄着地,像看戏一样围拢了过来。我至今都不敢回想,当时的自己嘴角为什么会咧开那个弧度。在那种集体的恶毒氛围中,个人的良知被彻底消解了。我们似乎急于通过践踏他人的尊严,来证明自己作为占领者的优越感,来掩盖我们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战栗。
女人听不懂日语,但她从松本的手势和我们的笑声中,完全明白了这场游戏的规则。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她看了一眼地上的糖,又看了一眼紧紧攥着她衣角的儿子。小男孩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拼命地摇头,用微弱的声音喊着:“娘,不吃……俺不吃……”
但是,饥饿和生存的本能,以及对我们这群随时可能开枪的恶魔的恐惧,最终压垮了她。我们看到,那个年轻的母亲缓缓地、颤抖着屈下了双膝。当她的膝盖接触到肮脏的泥水时,院子里的笑声更大了。有人开始吹口哨,有人用日语大声喊着“汪汪”。
我站在一旁,手里端着枪。我看到她将双手撑在泥泞里,那一刻,她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在我们这些看客的逼迫下,退化成了一只为了护犊而放弃一切尊严的动物。她慢慢地向前爬行,每爬一步,身体都在剧烈地颤抖。泥水弄脏了她的衣服,溅在她的脸上,但她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那块沾满污秽的半块粗糖。
终于,她爬到了糖块前。她停顿了一下,闭上了眼睛,眼泪混合着泥水从脸颊上滑落,滴在肮脏的泥土里。然后,她真的按照松本的规则,没有用手,而是低下头,像狗一样,用嘴唇贴着泥水,将那块糖叼了起来。
“好!好样的!”松本带头鼓起掌来,其他士兵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跟着附和了两声,但不知为何,我的笑声像是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怎么也发不顺畅。
女人叼着糖,缓缓地直起身子。她没有站起来,而是依旧跪在地上,用沾满泥污的手从嘴里拿下那块糖,在自己原本就破旧的衣服上使劲擦了擦,试图擦去上面的泥沙。然后她转过身,用一种极其温柔、温柔到与周围惨烈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目光看着她的儿子,把糖递了过去。
就在我们以为这场满足了我们畸形权欲的游戏即将以平庸的结局收场时,那个六七岁的中国男孩的举动,却像是抡起了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们所有人的胸口。
男孩没有接那块糖。
他猛地挣脱了母亲的手,向前跨了一步,挡在了跪着的母亲身前。他没有哭,眼眶虽然红肿,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却燃烧着一种让我至今想起都感到不寒而栗的光芒。那不是恐惧,不是哀求,而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和一种属于人类的最原始、最高贵的尊严。
他伸出脏兮兮的小手,用力地擦去母亲嘴角的泥水,然后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松本,盯着我,盯着我们在场的每一个日本士兵。
他只有六七岁,瘦小得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但在那一刻,他站在那里,却像是一座无法被摧毁的雕像。他不发一言,但那眼神分明在说:你们是野兽,而我们是人。
院子里的笑声戛然而止。
仿佛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那些放肆的狂笑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松本的脸色变得铁青,他握着枪的手背上青筋暴起,似乎下一秒就会暴怒地扣动扳机。其他士兵也收起了笑容,不安地互相看着。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只有风吹过荒草发出的沙沙声。
我也呆立在原地,心跳如鼓。那个男孩的眼神,像一把尖锐的手术刀,无情地切开了我被军国主义狂热包裹的外壳,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里面那个丑陋、卑劣、懦弱的自己。
我们在装备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在肉体上可以轻易碾死他们,但在精神上,在这个甚至连字都不一定认识的中国农家男孩面前,我们输得一败涂地。
那场游戏,可耻的不是那个为了孩子像狗一样爬行的母亲,而是我们。我们用最下作的手段试图剥夺他们的尊严,最终却只证明了我们自己早已沦为丧失人性的行尸走肉。
那天的僵持持续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最终,松本没有开枪。他烦躁地咒骂了一句什么,转身大步走出了院子。我们像是一群被打败了的流浪狗,灰溜溜地跟在他身后,逃离了那个满是泥泞的院子,逃离了那对母子的视线。
离开村子的时候,没有人说话,连一向最爱吹嘘的士兵也闭紧了嘴巴。那半块粗糖最后掉在了哪里,他们母子有没有活下来,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战争结束后,我作为战败国的士兵回到了日本。我在废墟中重建生活,娶妻生子,努力想要忘记那场荒诞的梦魇。我用拼命工作来麻痹自己,我给寺庙捐钱,我甚至不敢再直视任何一个孩子的眼睛。
当我的大儿子长到七岁那年,有一天他在泥坑里摔倒了,哭着跑回来找我。当我蹲下身,用毛巾给他擦脸上的泥巴时,我的手突然像是触电一般僵住了。透过儿子的脸,我恍惚间又看到了1944年那个中国北方村落里的男孩。他冷冷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眼泪,只有蔑视。
那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抱着头痛哭了一场。我的妻子以为我是工作压力太大,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良知的反噬。从那一天起,这个秘密就像一颗毒瘤,在我的灵魂深处生根发芽。
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那场战争的报道,每当我听到政客们试图粉饰历史的言论,那股深不见底的羞耻感就会化作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扼住我的咽喉。
这七十年来,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的腾飞,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们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谈论着和平与未来。我们似乎成功地洗刷了身上的泥污,换上了文明人的西装。可是,只有我们这些从那片土地上活着回来的人心里清楚,有些泥污是永远洗不掉的。我们试图用遗忘来逃避惩罚,但真正的惩罚,恰恰是无法遗忘。
那场在乡下院子里的游戏,只是那场残忍战争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切片。没有流血,没有屠杀,但它对人性的摧残和侮辱,却比子弹还要穿透人心。我们不仅毁掉了别人的家园,也毁掉了自己生而为人的资格。
病房里的呼吸机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了。我仿佛又站在了那个充满恶臭的泥水院子里。那个中国女人依旧跪在那里,那个瘦弱的男孩依旧挡在她的身前,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我。
我用尽全身仅存的一点力气,在被子下合拢了双手。我不再祈求神明的宽恕,因为我知道自己不配。我只想在意识彻底消散之前,对着记忆中那对母子的方向,深深地、长久地低下我这颗罪恶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