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俗”是中晚唐诗僧作品的特点，其实这一点放至整个诗僧群体也是准确的，因为应制诗，为应承之作，多于宴会、祭祀、庆典等场合所作，本就不属佛门。“诗者，吟咏情性也”写诗就是个人情感的描述，鲁迅先生认为诗僧本就没有出世：“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点明了诗僧其本质上，就是世俗的一部分。
诗僧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身份的文人化，他们除了是诗人以外，也有一些是书法家或者御用文人；二是行为的功利性和打破佛教戒律所表现出的世俗化，不同于我们对僧人的一般概念，他们不是只在寺院中读经念佛，而是深入到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又包括：干谒贵族以获得功名或者说出家的本来目的就有求功名一面、同世人一样喝酒吃肉、无所禁忌地娱乐游玩、广泛接触女性以及经营寺院经济，经营寺院经济上一章已有提到，故本章不再赘述；三是徘徊在出家和还俗之间。
文人化主要是指他们精神上世俗化的一面，而追求功名利禄和破戒倾向于物质生活方面，还俗则二者兼而有之。从诗僧一词来看，他们具有两重身份，即传统的文人和僧人，并且经常在其中转变。僧人这一点，从他们出家即毋庸置疑，而文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主动学习传统文化、御用文人和作为个体的文人。一是学习儒家文化和诸子百家。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从《宋高僧传》中各大高僧的传记中，即便不是诗僧，他们也多学习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
二是御用文人。体现他们御用文人这一角色的，则是流传至今大量的应制诗歌。应制诗指时逢宴会或者国家重要节日，皇帝按照一定主题，要求与会者所作的诗，清代赵殿成在《王右丞签注》卷七中说：“魏晋以来，人臣于文字间，有属和于天子，曰应诏；于太子，日应令；于诸王，日应教。”《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对应制诗的定义是：“应皇帝之命而作的诗歌。应皇帝曰应制，应太子曰应令，应诸王曰应教……”
应制诗是御用文人或人臣应命所作，内容大多绮丽，这是诗僧文人化的最初表征。唐代身处朝廷的僧人，多在内道场供奉，应制诗僧也不例外。武则天驾信佛教，供奉当时高僧神秀、慧能法衣，还请了几名禅僧，于内道场供奉。内供奉在唐初太宗时就有，此后也十分常见，《权载之文集》卷二十八中有一篇《唐故宝应寺上座内道场临坛大律师多宝塔铭并序》，写僧人图敬大师“代宗朝征入内道场”气在内道场中的僧人，一般还兼有大德、僧录、僧正等职务。
这一时期的僧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且多作于王公寿宴、国家重要节日等场合，文学价值低且多有以诗求名之举。如诗僧道恭的《出赐玄类衲、装幾衣应制》一诗即为应制诗：“福田资象德，圣种理幽薰。不持金作缕。”唐朝还有一些僧人，在皇帝游览寺院时，临时作诗，如《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一第一首诗《和御制游慈恩寺》。在唐代这样的寺僧应有不少，但都籍籍无名。类似于这种临时应制诗在唐朝也十分常见，只是因其文学价值不高，作者又无名，得以流传的比较少。
三是作为个体的诗人。这是他们文人化最为彻底的部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诗歌的内容和所表达的情感，都是以文人方式来进行；二是他们还经常和文人举办各种诗会或者文会，联诗或者唱和等方式相互切磋文学。以唐代诗僧知玄为例，《宋高僧传》中记载其年少时便会写诗，五岁即能成诗，足见家学之盛。出家以后，他依然学习诸子百家，连杨茂孝这样的鸿儒也要向他讨教经典，可见知玄对儒学造诣之深。书中还记载他因写诗而免过一难，史书记载武宗会昌灭佛的一件事情。
从诗僧所写僧诗的形式看，他们有写古体诗，亦写七律、绝句等近体诗，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都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作品的几个主题：以国家民族兴亡、个人得失、写景扦情、寄语亲友等。他们抛弃了佛家所要求的四大皆空的理念，而是深入到外部世界对个人思想上的影响。除上面涉及到的应制诗歌外，我将诗歌按作品内容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边塞诗。
诗僧所写的边塞诗，以古体诗为主。在这一类型的诗歌当中，均不是他们的生平经历，诗僧没有从军，所写的诗歌则主要来源于他们所听所想。作品主要是通过学习古诗而作，形式也普遍依照《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体例，多是四言、五言，不对仗，并且多用“兮”字，与唐代近体诗不同，所以单独列出来。如皎然的《横吹曲辞晚头水》。
二是描写世态之诗。这一部分诗歌多同情平民百姓，同时包含佛门教理，与唐代其它诗歌相比，它们更通俗，所写也多是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多针对是下层平民。有批判贪官污吏的，如贯休《酷吏词》。中晚唐以后，有些僧诗则表现出对安史之乱后国家民族的担忧，如子兰《长安伤春》。他们在诗歌中，以济世救人为己任，既有佛家的普渡众生的慈悲，也有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
还有一些诗歌将佛教和世态炎凉二者结合，告诫诗人一些为人处世之道。诫谕诗如子兰《诫贪》：“多求待心足，未足旋倾覆。明知贪者心，求荣不求辱。”贯休的《少年行》：“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另有《轻薄篇》：“世途多事，泣向秋日。方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从诗歌的内容和所表现的内容，已经完全脱离了佛家的教化之道。诗僧写的规箴劝戒一类诗，不仅没有佛教四大皆空、视金钱为无物，反而还有教人如何经营致富。寒山有一首诗劝诫穷人要懂得经商来致富。三是个人情感、经历、得失的诗。这是诗僧里面内容最为庞大的一个僧诗类别，包括一些送别诗、借物言志诗、写景诗等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绪论中有：“佛教对唐文学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这部分僧诗千姿百态，文学价值最高，也是他们文人化最显著的表现。
第一类，送别诗，从另一个角度看，表现出诗僧交游情况。送别诗的比例极大，送别的人有官员如韩御使、朱侍御等，僧人如坚上人、三辅诸僧，道人有徐道人等，文人如穆寂等，可知他们并非常年累月待在寺庙之中，而是四处游历，结交各行各业的人，这也是他们文人化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二类，写景好情诗在僧诗中所占比例也极大，因为寺院多建造在风景秀美的山林之中。尤其是像寒山、拾得这些长期住在深山中的诗僧，如寒山诗三百首中的“千初岩恋深可遁，万重谿润石楼台”，“润水缘谁咽，山云忽自屯”，还有“霜调萎疏叶，波冲枯朽根”等诗句。
其他主题的诗歌也有很多，多是近体诗，所描写的内容有古迹怀古，有山水游玩，有妇女闺怨和相思，也有单纯描写女子。如果仅看诗歌内容，很难找出他们与其它诗人的不同之处。怀古诗如咬然的《相和歌辞王昭君》、《相和歌辞铜雀妓》、另还有如闺怨诗、爱情诗这两种类型，多描写历史上的著名女性，如王昭君、陈阿娇等。闺怨的诗，如咬然《拟长安春词》、《效古》、《昭君怨》、《铜雀妓》。这种诗歌在当代并不鲜见，很多唐代诗僧均写过类似的诗句。拾得笔下的僧人也难忘情。
中晚唐盛行苦吟之风，不少诗人穷尽毕生之力来写诗，并反复强调自己对写诗的痴迷，不论是有意还是事实如此，都显示他们要标榜自己文人这样一重身份，这是诗僧自觉性的重要表现。从僧诗中看，诗僧多描写自己或其它僧人作诗状态，如贯休的《上东林和尚》：“应怜门下客，馀力亦为文。”便写尽了诗僧的一生。作为诗僧，他们不但学诗，并以李白这类诗人为榜样，希望达到他们的境界，而不是成为得道高僧。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抛弃了他们作为僧人的角色。
文人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他们经常酬唱，题目中多出现“和”、“寄”、“联句”等字；或是通过举办诗会、文会等方式，进行诗歌联句，诗歌的题目当中经常会出现“会”字眼，即是他们举办相关诗会的简称，通过这种文学交友的方式增进他们的文学修养和友谊。僧俗唱和的专门文集有《大历浙东联唱集》二卷、僧灵澈《酬唱集》十卷、《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一卷。酬唱多是两三人，一般为诗僧与其好友，如无可的《大理正任二十和江淹拟古诗二十章寄示》是以“寄”的方式。
《全唐诗》录有许多唱和诗，卷五百八十二李益的《宣上人病中相寻联句》是李益与诗僧广宣上人进行联句的诗。《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二所录的诗歌当中，有诸多是僧人与当时文人唱和之作。诗会则人数多，规模大，一般选择在官员或豪门宅院、寺院和风景秀丽的山林之中。无可的诗作《书马如文石门居》有“要迎文会友，时复扫柴扃”之说，也说明这些诗会是经常举行的，都是以作诗为目的设宴或者游玩。
唐代士大夫与僧人交往的主要形式是诗会，诗会所集的诗歌，最终都会汇成联句长诗。参加的人数众多，有诗僧皎然、文人崔子向、李纵、王遘、郑说、齐翔、陆士修等人的联句。以上联句诗歌，四季均有，地点不一，说明诗僧和文人经常举办各种文会和诗会。还有一种诗会，则是以确定某一主题，以其为中心写作，切嗟技艺。
除诗会外，他们还通过结社来切磋文艺，有些僧人甚至是发起者，如灵澈笔下倡导结社：“谁能来此焚香坐，共作炉峰二十人。”贯休之作：“社坛踪迹在，重结复何如。愤然重结社，愿作扫坛人。”齐己写自己：“欲伴高僧重结社，此身无计舍前程。”都是倡导结社吟诗。
诗社的名字，从他们的诗歌当中可略知一二，如齐己曾参与过吟月社、松社等。还有一种诗社，以寺院为中心，也称僧社。从诗歌中看，唐代东林寺、西林寺、荐福寺、报恩寺等比较常见，“由于历史的原因，庐山东林寺和西林寺仍然是僧社中最活跃的处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