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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西特拉图定稿《荷马史诗》


咱们之前聊了庇西特拉图这位“僭主”怎么靠山地农民起家,也聊了他怎么给穷人分地、发贷款。今天来说他干过的最“文化”的一件事——把《荷马史诗》从一堆散乱的吟唱,变成了一部定本。

这事儿听起来像个文人干的,可偏偏是一个靠武力统治雅典的人干的。而且,它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得多。

一个“散装”的荷马

在庇西特拉图之前,《荷马史诗》是什么样子?

没有“书”。没有标准版本。有的是一群叫“吟诵者”(rhapsodes)的职业艺人,在城邦的节日上、贵族的宴席上,一段一段地唱。唱《伊利亚特》的某场战斗,唱《奥德赛》的某段漂泊。每个人唱的版本可能都不一样,有人加几句,有人改几个词,有人干脆把雅典的英雄事迹塞进去。

荷马是“活的”,但也是“散的”。 没人知道“完整”的《伊利亚特》到底该是什么样。


《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战争

庇西特拉图做了什么?

古代文献里反复提到一件事:庇西特拉图(或他的儿子们)对荷马史诗做了一次“编订”(recension)。

具体做了什么?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把散落在各地的荷马诗篇收集起来,整理成一个连贯的文本,并且规定以后在雅典的节日上,吟诵者必须按照这个定本来唱,不能再随意增删。

还有一种说法更具体:以前吟诵者是“接龙”式地唱,一个人唱完一段,下一个人接着唱,没有固定的衔接规则。庇西特拉图规定,从此以后必须按照定本的顺序,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换句话说,他把“荷马”从口头传统里拽出来,钉在了一个标准文本上。


关于荷马史诗的浮雕

但这件事有多真?

这里得泼一盆冷水。学界对“庇西特拉图定稿”这件事,一直有争议。

剑桥的古典学者T.W. Allen就指出,雅典人在《伊利亚特》的“船表”里,地位其实很不起眼,只是一个小部落,跟洛克里斯人、埃佩奥斯人排在一起。如果庇西特拉图真的主持了定稿,他为什么不给雅典人“加点戏”?为什么不让荷马多夸几句雅典?

另一个疑点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后来整理荷马时,手里有各种“城邦版本”(city editions),但从未提到过“庇西特拉图版”。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权威定本,他们不可能视而不见。

所以更可能的真相是:庇西特拉图时期确实对荷马史诗的传播做了某种规范化的努力,但“定稿”的程度被后世夸大了。他不是“发明”了荷马,他是给一个已经在流传的荷马,加了一道“官方认证”。

为什么是他?

一个僭主,为什么要在意几首老诗?

因为荷马是希腊人的“共同记忆”。谁掌握了荷马的“标准版本”,谁就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定义“希腊人是谁”的权力。

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的时候,雅典还不是后来那个文化中心。他搞这个“荷马工程”,一方面是让雅典在泛希腊世界里刷存在感——你们有的,我们也有,而且我们的版本最全、最标准。另一方面,把荷马固定在文本上,也方便雅典的吟诵者在各城邦的竞赛中拿奖,等于给雅典做文化输出。

他用一个僭主的权力,干了一件后世文化部长才会干的事。


关于庇西特拉图定稿《荷马史诗》的画作

结语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只持续到他去世。他的儿子们被赶走后,雅典人迎来了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

可那个“荷马定本”的遗产,留了下来。无论它有多“标准”,至少从公元前六世纪起,雅典成了荷马史诗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荷马时,用的底本里,多少有雅典的影子。

一个僭主,给一部史诗按下了“保存键”。而这部史诗,后来成了整个西方文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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