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东京审判宣判78周年作出表态:“承认和接受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这句话不是纪念性的修辞。它把日本当前的一系列动作——首相供奉祭品、阁僚参拜、高校承接防卫科研、修订安保三文件、试探修改无核三原则——全部拉回到一个法理框架里重新检验。检验的对象不是日本“反省得够不够”,而是它有没有资格继续以现有身份留在战后国际秩序之中。要理解这句话为什么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被重新拿出来,需要先看清日本七十八年来对东京审判做了一件事:把判决拆成两截,一截认了,一截一直在往回拿。
东京审判的判决书有一千二百多页,二十五名被告全部有罪,东条英机等七人绞刑。判决书同时做了一件事:以海量证词和文件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这份判决包含两个层面:刑期,以及历史定性。
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体系下承认了前者。1986年官房长官在国会答辩中说得清楚: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在国与国关系上,接受审判是事实”。但日本右翼学者对第十一条的英文原文“judgement”做了一个技术性切割:这个词只该译为“判决”,不包含判决书里对侵略历史的认定;日本接受的只是那几份判决结果,签这一条是为了履行“让犯人服刑”的责任,不是承认判决书里的历史叙事。
这个切割在纸面上站不住,但在实践上被一步步做实了。1953年日本众议院通过赦免决议,仍在服刑的甲级战犯陆续出狱。被判七年的重光葵后来当上外务大臣,被判无期的贺屋兴宣当上法务大臣,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1957年出任首相。岸信介对东京审判的评价是“使用绝对权力的一场作秀”。1978年,靖国神社把十四名甲级战犯合祀进去,东条英机等七名绞刑犯以“祭神”身份回到了东京市中心。
认了刑期,刑期打了折;认了判决,判决书里的历史定性被一点点推回去。东京审判在日本的政治实践里,逐渐变成一份只约束死人、不约束活人的文件。
高市早苗2026年的行为模式,把这个拆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级。截至10月,她年内已至少四次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祭祀费,多名阁僚和国会议员前往参拜。她本人没有每次都到场,但“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本身构成了官方行为。供奉的真榊是一种祭品,更是一种政治署名:署名的人代表日本政府,向合祀着甲级战犯的神社表达敬意。
这件事的实质不在于“参拜与否”的形式争议。当一个现任首相以公务身份向供奉着东京审判绞刑犯的场所持续献祭,她所做的,是用行政权力在仪式层面否定东京审判的结论。东京审判把东条英机等人定为战犯,靖国神社把他们定为“祭神”;首相的祭品,选的是后一种定性。
与供奉行为同步推进的,是安保政策的实质性转向。高市政府已明确要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并公开提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禁止运进核武器的条款。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后,修宪动议的法定门槛已经跨过。高市在竞选期间主张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将其定位为“有实力的组织”;执政联盟中的维新会则主张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项昊宇的判断是,高市政府正推动日本由“和平国家”向“军事大国”质变。
这里需要把历史问题和现实政策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看。靖国神社的祭品和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分属两个领域,但服务于同一个方向:把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日本不得再次成为战争国家”的法理约束,从仪式和制度两个层面同时卸掉。供奉行为处理的是过去——把战犯还原为“英灵”;修宪扩军处理的是未来——把发动战争的能力重新装回国家机器。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就是那句“承认和接受东京审判是前提”:日本正在用行动测试,不承认这个前提,是否还能继续保有“回归国际社会”的资格。
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上万民众曾在东京国会前集会,高呼“停止部署远程导弹”“高市下马”。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另一条线索:“从上到下”的转向,不仅发生在政客层面。
日本防卫省2006年度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的申请数据显示,全年收到560份申请,创制度设立以来最高纪录;大学及相关教育机构申请291份,最终采纳47项课题,大学入选课题从上一年度的20项增至30项,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11所大学首次入选。2026年度征集范围还把医疗、医工学纳入进来,资助方式从委托研究扩展到补助和多年合同。
这条数据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在于它所标志的制度变迁。日本学术会议曾在1950年和1967年两次声明“绝对不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2017年再次确认这一立场。大学与军事研究保持距离,是战后日本社会从战争教训中形成的一道自我约束。这道边界最早在2015年安倍执政时期被打开入口,当时只有4项课题入选。十余年后,申请量翻了上百倍,大学成为入选课题的主体。2026年3月公布的第七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更进一步,要求“让研究者毫不犹豫地参与防卫省基础研究项目”;防卫大臣以“军民领域已难以明确区分”为由,欢迎学界扩大合作。
“军民难以区分”这句话,恰恰是东京审判之后日本和平体制在知识领域最核心的那条防线被拆除的标志。当一项基础研究在上游阶段就与防卫省的资金和项目管道对接,它距离装备化只差一个“桥接”环节——而防卫省从2020年度起已经在做这件事。高市早苗的供奉行为之所以值得从“从上到下”的角度审视,原因在于:政治层面的历史修正主义如果只停留在少数政客的仪式行为上,它可以被舆论和选举制约;但当它同时进入科研体制、教育资源和产业政策,它就开始生产一代人赖以理解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制度环境。
回到中方的标题,没有把东京审判仅仅描述为一段历史,而是把它定义为日本当前国际身份的一个构成性条件。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体系下恢复主权,和约第十一条把接受东京审判判决作为日本进入战后国际社会的对价。如果日本在实践上把判决书的历史定性一层层剥掉,同时重新建立发动战争的能力,那么这个“前提”就不是被“违反”了,而是被**实质性地替换**了——替换成一种没有东京审判约束的“正常国家”身份。
日本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战后已经过去八十年,日本有权追求“正常化”。这个说法回避了一个事实:**东京审判没有给日本留下一个“先正常化、再讨论历史”的选项。** 判决书把历史定性和刑期绑在一起,把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前提和接受这个定性绑在一起。日本可以选择不接受,但那意味着它选择的是另一个身份,不是同一个身份的更完整版本。
高市早苗和她所代表的路线,正在把日本推向一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位置。供奉靖国神社的祭品,可以解释为“传统”和“个人信仰”;修订安保三文件,可以解释为“安全环境变化”;高校承接防卫科研,可以解释为“军民两用”。但把这些动作放在东京审判78年后的同一个时间截面上,它们指向的方向是一致的:一个在历史认识上拒绝东京审判定性、在制度能力上重新获得战争权的日本,和战后国际秩序为日本预留的位置,已经不是同一个位置。
中方那句话没有说“日本必须道歉”。它说的是“承认和接受东京审判是前提”。这个表述把选择权留给了日本,也把后果的归属划清楚了:门槛在那里,跨不跨过去,是日本自己的事。但对于亚洲邻国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其他参与方来说,需要关注的不是日本下一句“反省”的措辞,而是靖国神社的祭品名单、安保三文件的条文、大学实验室里的经费来源,以及宪法第九条还剩下多少文字。这些东西不会说谎,也不需要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