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得之物，往往困厄人的一生。

历史有时很玄妙，一个王朝，如果在建立的过程中遇到过某块“伤心地”，这个“伤心地”往往会对王朝的覆灭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河北起家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用短短3年时间将包括河北、河东、关中等大半天下收入囊中，但却在陇西被绊住了整整四年。

陇西豪族隗嚣以半个凉州之地，硬抗富有四海的光武帝刘秀的一次次进攻，最终在云台将尽出，且隗嚣病逝的情况下东汉政权才拿下陇西三郡。

陇西地处帝国西北边陲的凉州，是妥妥的农牧混合区，民族成分也十分复杂，羌人部落与汉人豪强杂居。

陇西地区耕地与草场都较为分散，所以汉人聚居区与羌人部落也较分散，这样的经济模式天然适合聚族而居，而又给豪强的出现提供了天然的社会土壤。

或许是以隗嚣为首的陇西豪强给东汉王朝的开创者们造成了太大的心理阴影，日后东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从制度上系统性地防止凉州豪强做大。

但根据“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的原理，东汉王朝“防凉限凉”政策不但没能解决西北边境问题，还让问题变得不可收拾，这场困扰东汉王朝200年的凉州危机，终于随着那个闯入帝都洛阳的胖子的出现而变得不可收拾。

东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顽强坚守了4年的西北王隗嚣在绝望中病逝，这个敢以三郡抗全国的狠人给整个东汉王朝的统治集团都留下的极为深刻的印象，这让东汉王朝在处理凉州问题上显得格外保守和拘谨，甚至有把沙子埋入土中当鸵鸟之嫌。

凉州地处西北边陲，游牧混杂，故民风彪悍，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凉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他们往往会选择聚族而居的方式生活，一个个羌人部落与汉人豪强分享着这块土地上的权力，这份权力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外力很难改变。

隗嚣的顽强抵抗，让东汉帝国的统治者明白了陇西豪强的“厉害”，所以他们为了防止出现下一个隗嚣，而制定了一套“组合拳”。

第一，要通过不断内迁人口来削弱凉州豪强的实力，与西汉王朝不断将内地人口迁往凉州的做法不同，东汉王朝时常反其道而行之，将凉州人口内迁。

第二，系统性地压制凉州豪强，不让他们在中央拥有权力，鄙视凉州人成为了朝堂之上的一种共识，东汉一朝，很多侥幸“跨越阶级”的凉州豪强都会想方设法抹去自己“凉州人”的身份。

有人的地方就有派系，开国时有“污点”，且没有什么钱的凉州人在东汉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不足为奇，但大家是否会有一个疑问：要想彻底控制一个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迁移更多的人过去，东汉王朝不但不外迁人口，反而将凉州的人口内迁，难道就不怕对凉州的控制力削弱吗？

这就要涉及到一个始终困扰中国古代王朝的大问题。

对于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来说，在何处定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路：军事安全思路和经济效率思路。

秦与西汉王朝都定都关中，这是军事安全思路的结果，关中为四塞之地，周围有险关拱卫，且北方有天然马场，能够培养出大量精锐骑兵。

定都关中，从关东收税，再拿收来的税强化关中军事集团的武备，进一步强化关中对关东的武力优势，确保收税能够长期进行，这是关中定都方案的整体思路。

这样的定都思路的优点是形成了关中政治军事中心与关东经济中心的平衡，至于缺点也显而易见，经济效率低下，在关东供养关中的过程中，造成了重大资源浪费。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时，因长安连年动乱而破败不堪，遂将都城定在洛阳。

定都洛阳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原腹地的粮草运往洛阳，物流成本要比运往长安小得多，至于安全问题，在天下太平的情况下并不会表现出来。

但关东地区本就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如今都城又建在关东，则帝国内部的东西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关中这块经济上的边缘地带，在失去都城加持后将加速衰落，相比于关中，处境更尴尬的无疑是更加靠西靠北的凉州。

如果帝国都城在长安，则凉州地区就肩负着拱卫中央的职责，凉州子弟会通过加入军队建立军功的方式进入中央。

但如今，长安已不是都城，东汉王朝并不需要凉州来拱卫中央，对于东汉王朝来说，担任拱卫都城安全责任的是三辅地区，凉州豪强实力过强，反而有可能威胁三辅地区，所以将凉州人口内迁，对于东汉朝廷来说并不会影响帝都安全。

但这世上的问题，有的迫在眉睫，当时不解决马上就感到疼，有的则却如钝刀割肉，不马上解决在短时间内不会感觉到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消失了，它们只是在以某种方式被挤压，一旦爆发就是天崩地裂。

西汉时期，汉帝国的主要外部敌人是匈奴，而到了东汉时期，主要的外部敌人变成了羌人。

凉州是典型的汉羌结合部，东汉朝廷将凉州汉人内迁的方式确实能有效防止汉人豪强做大，但权力不会凭空出现或消失，只会转移，东汉朝廷抽走了汉人豪强在凉州的影响力，结果必然是羌人势力做大。

东汉王朝一共出现过五次大规模羌乱，前四次羌乱大多遵循相同的步骤：

第一步，羌人部落骑兵聚众劫掠周边郡县。

第二步，凉州地方官组织围剿。

第三步，羌乱规模过大，地方官僚应付不来向中央求助。

第四步，东汉朝廷从全国各地调兵前往凉州平叛。

第五步，东汉朝廷大力出奇迹般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军规模上确实碾压叛乱羌军，但这些军队大多是步兵，他们赶到后，羌人骑兵便四散奔逃，东汉军队靡费军饷但无法扩大战果，只能返回内地。

这个流程走完一遍，羌人反叛势力只是被暂时压制，并未被完全消灭，少则数年，多则几十年后，以上过程还得再走一遍。

面对羌人叛乱，东汉政权的镇压方式可谓是“大炮打蚊子”，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

第四次大规模羌乱后，东汉朝廷终于认识到，这种从全国各地招兵的方式根本玩不下去，于是他们决定转变思路，组建骑兵兵团，以骑兵对骑兵。

凉州自古盛产良马，组建骑兵兵团必然以凉州本地人为主力。

理论上讲，东汉朝廷这次改革的思路是对的，但不是所有的亡羊都有机会补牢，你东汉朝廷对凉州汉人的歧视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没有上升渠道的凉州豪杰们只能在当地寻找出路。

经过百年的尝试，这些生长于荒凉之地的豪强们已经摸索出一套凉州生存策略。

东汉帝国经历的五次羌乱，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凉州豪强的站队问题，被忽视了一个多世纪的凉州早已演化出一套自己的生存逻辑，凉州的汉人与羌人已经悄然完成了合流。

凉州豪强中很多都有属于自己的私兵，这些私兵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羌人“义从”，在东汉朝廷被迫重新审视凉州问题前，凉州地区已经完成了自我武装，只是这些武装较为分散，还未被整合。

这样的背景下，东汉朝廷突然要“以凉人守凉土”，这等于加速了凉州地区的武装力量的自我整合。

凉州，这块战乱不断的边疆之地，在东汉王朝的最后三十年里，快速蜕变为一个超大号的军事集团。

现在，该去看看那个被后世史书高度描述为“魔王”的董卓的来时路了，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在闯入洛阳前他都经历了什么？

董卓，字仲颖，他有个弟弟叫董旻，字叔颖。

兄弟二人的字里为什么要带一个“颖”字，谜底在其父亲的生平上，董卓父亲董君雅，曾任颍川纶氏尉，就官职而言，这是个很小的武官，但显然，出身于凉州豪族的董君雅非常在意这个身份，关键点不在官职，而在为官的地点。

颍川，绝对是东汉后期名士聚集地，如果说凉州豪强是东汉帝国权力场中的末流，那么颍川世族绝对是顶流中的顶流。

能到颍川当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尉官，也让董君雅非常高兴，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字仲颖、叔颖。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般讽刺，那个日后杀人不眨眼魔王，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凉州“野蛮人”，相反，他出生在东汉帝国的文化中心：颍川。

接下来就是“文化人”董卓的“成魔”之路了。

在东汉帝国的对羌策略变为“凉人守凉土”后，凉州豪强们在一个多世纪后，终于重新获得了凭借军功晋升的机会，董卓的父亲董君雅，大概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颍川纶氏尉的官职。

但是所有稀缺资源的名额都是有限的，董君雅表现的再知书达礼，也改变不了他“凉州野蛮人”的身份，“野蛮人”董君雅一家很快就又被赶回了凉州老家。

从颍川滚回凉州老家，对董君雅来说意味着半生努力归零，但对于董卓来说却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没有管束野蛮生长的凉州，对于身强体健，骁勇矫捷的董卓来说可谓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董卓这一套在凉州地界非常吃得开，汉人豪强和羌人部落首领都非常给他面子，即便东汉朝廷不对其进行正式册封，董卓也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凉州风云人物。

已经在民间拥有巨大威望的董卓接下来继续顺着东汉朝廷给凉州人安排的从军当官的路径往前走。

千万不要以为董卓是什么土匪诏安加入军队，世居凉州，父亲曾在颍川任职的董卓，是妥妥的“良家子”从军。

本就是凉州地方豪强的董卓，又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身份，董卓的人生注定要比其父亲波澜壮阔得多。

董卓加入军队后，屡立战功，当然，这些战功大多也是在对付羌人叛乱的过程中获得的。

董卓在对羌作战中表现突出，一方面是因为他熟悉羌人，懂得对症下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羌人中有威望，甚至我们不妨想得阴暗一点，这些羌人叛乱背后是不是有董卓在搞小动作都未可知。

当然，我们并不怀疑董卓的军事能力，但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斗中，董卓也吃过败仗，他的战无不胜仅限于在镇压羌人的战斗中。

不管怎么说，董卓确实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晋升之路。

《三国演义》中，“西凉”这个地名与两波人联系紧密，第一波是董卓、李傕、郭汜等；第二波是马腾、韩遂、马超等。

在《三国演义》里，这两波人几乎没有交集，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同样是西凉人，这两个集团难道一点关系没有？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魔王”董卓是颍川“文化人”一样反常识，这两波人是敌对关系，董卓率领的是隶属于朝廷的政府军，而马腾等人率领的是，是凉州叛军。

知道《三国演义》为什么不介绍这两支队伍的联系了吧？在崇刘贬曹的《三国演义》中，如果要说清这两支西凉军的关系，日后投奔刘备的“大汉忠臣”马超昔日是“反贼”的事就藏不住了。

帮助董卓完成最后蜕变的，正是马腾、韩遂等人。

当时韩遂等人起兵，董卓前往镇压，韩遂等人虽是叛军但实力不弱，双方打的有来有回，韩遂等人后勤跟不上了，被迫撤军，而后韩遂联合马腾再次反叛，东汉朝廷也只能派熟悉凉州情况的董卓去平叛，董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我们说董卓是凉州豪族，这一点不假，但豪族也分大小，在凉州的众多豪族中，董氏家族远算不上顶级家族，相比于皇甫氏、段氏等家族，董氏根本上不了台面。

但所谓台面的背后都是一套秩序，一套规则，如果背后的秩序和规则本身就岌岌可危，那台面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董卓，以更少的资源和朝廷的能量倾斜却获得了比皇甫嵩等人更大的成就，究其原因，最关键是：董卓始终知道自己是谁，要干什么？

父亲的经历已经让董卓明白，自己的所有身份定位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凉州人”。

作为东汉旧秩序的末流，如果他试图像父亲一样走军功当官，读书当名士的路线，效果是事倍功半。

他是凉州人，他所有行动都得围绕这个身份展开，所以当朝廷逻辑与凉州逻辑发生冲突时，他首先要遵守的是凉州逻辑。

董卓在军中快速做大，也让东汉朝廷感到不安，东汉朝廷也曾试图要求董卓交出兵权，到中央当一个少府的虚职。

如果董卓只是一个凉州武人，这一招或许还好使，但董卓可是生在颍川，世族的那一套玩法人家早就看过。

董卓给朝廷的回复是：将士们追随我很久了，与我感情深厚，愿意为我效死命，希望去北方驻扎为国家守边疆。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不交兵权，你奈我何？

汉灵帝刘宏驾崩后，年幼的少帝刘辩继位，每到新君继位的时候，太监和外戚的争夺就会展开，当然，在太监和外戚之外，还有一股更为强劲的力量主导着历史的走势，已经实现了对地方初步控制的世家大族们早就厌倦了帝国权力中枢被太监和外戚把持的格局，他们已经准备好将外戚和太监势力一网打尽了。

少帝继位之初，司隶校尉袁绍建议大将军何进杀光太监以绝后患，不知何进是不是看出了袁绍做掉太监后就会对自己下手，他以何太后不同意为由一直不同意彻底干掉太监。

袁绍于是建议何进召集外兵入京，逼迫何太后下定决心。

袁绍之所以敢提这个建议，是因为四世三公的袁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掌兵的将军们与袁家或多或少都有联系。

当然，外兵入京不听指挥的问题袁绍也想到了，当时的京师禁军西园八校尉中有他和曹操这样的世家子弟坐镇，即便外军想作乱，有京师禁军这张底牌在，也能控制住局面。

袁绍千算万算，算漏了一个人：董卓的弟弟董旻。

袁绍等世家子弟搞出这场外兵入城的大戏，其实玩的就是一个信息差，城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害怕外军真入城杀人，城外的外兵也不知道城里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事件的解释权就会落到在中央有权力，在地方有盛名的四世三公的袁家身上，凭借对解释权的垄断，袁家就可以轻松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

整个过程中，袁绍并未真的想让外军入城，按照他的设想，外军不知城中发生了什么，没有他袁家给出的信号，也不敢轻易入城。

但董卓因为有弟弟董旻在，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袁绍的信息差，对于董卓不存在了。

不仅如此，董旻还在董卓入城后，利用自己在禁军中的身份，拉拢部分禁军与董卓联合。

董卓入城后，迅速收编了其他军阀的军队来强化自己，袁绍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拿捏不了这个野蛮人了。

袁绍这样的世家子弟擅长下大棋，但在具体事务的应变能力上明显不如董卓这样军队中杀出来的狠人。

这里有个问题，董卓是如何快速拉拢对方军队的，从凉州兵进入洛阳城后的大肆抢劫，我们大致能猜出一二，就是用钱开路，显然，董卓比袁绍更清楚基层士兵是怎么想的，想要什么。

最被瞧不起的凉州人成为了帝国的实际主宰，这对于洛阳城中世家大族来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但不接受又能怎样？如果董卓刚进城，袁绍就调动所有力量跟他火拼，胜率还是比较高的，如今董卓已经做大，手上没兵的世家大族，难道要念经把董卓念死？

在董卓在杀了一批不听话的世族，又拉拢了一批世族后，发现无论他做什么，洛阳的世家大族都不想和他合作，合作的尝试失败后，董卓决定，你不跟我玩，那我也不跟你玩了，他决定直接把权利中枢搬走，搬到离他的根据地更近的长安，在走之前，西凉兵再次大掠洛阳城，这座繁化的帝都在凉州兵的蹂躏下面目全非。

为了断掉一些世人们对这座都城的念想，董卓下令，火烧洛阳。

东汉一朝，始终困于凉州问题，这些问题从一场恶战开始，由一场大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