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与宗教：千年分裂的沉重遗产
伊斯兰教派裂痕的千年延续：
伊斯兰教创立不久，便因继承权问题分裂为逊尼派与什叶派。什叶派认为只有先知穆罕默德的血亲后裔才有合法领导权，而逊尼派则承认选举产生的哈里发。
这场分裂不仅是神学分歧，更深刻塑造了政治认同和社会结构。伊朗作为波斯文明的核心，历史上多次由什叶派王朝统治（如萨法维王朝），逐渐成为什叶派世界的堡垒和核心。
以色列所在的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逊尼派主导的帝国（如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以色列建国后，其犹太属性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形成根本性对立。
阿以冲突的长期烙印：
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纳克巴”）。此后数次中东战争加深了阿拉伯国家（主要是逊尼派主导）与以色列的深刻敌意。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新政权初期虽对以色列持强硬批判立场，但焦点仍在反西方和巴勒斯坦事业上。然而，两伊战争（1980-1988）成为关键转折点。当时多数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逊尼派君主国）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抗伊朗，使伊朗深感孤立。以色列则暗中向伊朗提供武器（“伊朗门事件”），形成短暂而奇特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关系。这段历史虽短暂，却凸显了中东政治的复杂多变。
二、地缘政治与战略博弈
伊朗的“抵抗轴心”与地区雄心：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将自身定位为反抗美国和以色列霸权、支持被压迫穆斯林（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领袖。
为突破地缘孤立、抗衡美以及逊尼派对手（沙特等），伊朗确立了“战略纵深”或“抵抗轴心”战略：
支持代理人武装： 大力扶植黎巴嫩真主党（被视为“王冠上的宝石”）、巴勒斯坦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这些组织成为伊朗投射力量、袭扰以色列、制衡对手的低成本高效工具。
构建“什叶派新月地带”： 寻求建立从伊朗经伊拉克、叙利亚到黎巴嫩的地缘政治走廊，增强区域影响力。
伊朗视以色列为美国在中东的“桥头堡”和“小撒旦”，消灭以色列是其官方意识形态目标（虽在实践中更倾向于削弱其存在而非立即军事摧毁）。
以色列的生存恐惧与先发制人：
建国伊始即被敌意包围的历史，使生存安全成为以色列国家战略的最高准则。伊朗的“消灭以色列”言论、核计划及对周边反以武装的支持，被以色列视为最严峻的生存威胁。
以色列坚持“进攻性防御”战略：
军事优势：维持强大的常规军力和核威慑（模糊政策），发展先进导弹防御系统（如“铁穹”、“大卫投石索”、“箭式”）。
先发制人： 对伊朗核设施、向代理人输送武器的通道（如在叙利亚）实施多次精准打击，力图将威胁扼杀在萌芽状态。
分而治之：利用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尤其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近年包括阿联酋、巴林等）实现关系正常化或建立事实上的安全合作（对抗伊朗），试图孤立伊朗。
叙利亚内战的催化剂作用：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成为伊以对抗的前沿阵地。
伊朗全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属阿拉维派，什叶分支），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直接介入，并协助真主党等什叶派民兵参战，以维持通往黎巴嫩的陆上通道。
以色列则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武器转运）视为重大安全威胁，发动了数百次空袭，旨在遏制伊朗势力扩张，阻止先进武器（特别是精确制导导弹）流入真主党手中。叙利亚成为双方“影子战争”的主战场。
三、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难以调和的核心对立
神权政治 vs. 犹太民族国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现代世界罕见的神权政体，其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伊斯兰教法（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基础上。输出“伊斯兰革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其意识形态支柱。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民族国家，其立国基础是犹太民族的自决权和复国主义运动。保障犹太人的安全和主体地位是其核心关切。
双方在**国家性质、合法性来源和终极目标上存在根本性、不可调和的冲突。伊朗否定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以色列则视伊朗神权政权为极端和扩张主义的威胁。
巴勒斯坦问题：道义旗帜与战略抓手
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伊朗塑造伊斯兰世界领导力、动员反以力量的核心道义旗帜和战略工具。对哈马斯等组织的援助，既是意识形态要求，也是打击以色列的有效手段。
以色列将伊朗对巴勒斯坦武装的支持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直接攻击，是巴以和平进程的主要破坏者之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伊朗因素的存在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四、外部干预：大国角力的中东舞台
美国的决定性角色：
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和军事支持者。巨额的军事援助、外交庇护（如联合国否决权）以及在情报、反导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是以色列维持优势的关键。
美国长期将伊朗视为主要对手，实施严厉制裁（尤其是针对核计划、导弹项目和革命卫队），旨在遏制其地区影响力和核能力。退出伊核协议（JCPOA）并恢复“极限施压”政策，极大加剧了地区紧张。
美国的存在既是以色列安全的重要保障，也刺激了伊朗的反美反以立场，使其将美以视为一体。
俄罗斯的复杂介入：
在叙利亚与伊朗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盟友，在军事行动上有合作。
同时与以色列保持相对良好关系（尤其在叙利亚空域协调方面），扮演着某种沟通渠道的角色。其介入增加了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地区国家的选边站队：
沙特、阿联酋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虽与以色列未正式建交（近年部分国家已建交），但因共同恐惧伊朗的地区扩张和什叶派影响力，与以色列在安全领域存在事实上的合作。
这种逊尼派国家与以色列的接近（“敌人的敌人”逻辑），进一步加深了伊朗的孤立感和对抗决心。
五、核问题：悬顶之剑
伊朗核计划是伊以冲突中最危险、最核心的引爆点：
以色列的“红线”： 以色列将伊朗拥有核武器视为对其生存的“存在性威胁”，多次威胁不惜单方面军事打击予以阻止。其“Begin Doctrine”（贝京主义）的核心就是绝不允许敌对邻国获得核武器。
伊朗的诉求：伊朗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利用核能，是主权权利。核技术也被视为国家实力和地位的象征，是对抗外部压力的战略资产。核能力的模糊性（阈值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国际协议（JCPOA）的脆弱性：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曾带来短暂缓和，但特朗普政府退出并恢复制裁，伊朗随后逐步突破协议限制，浓缩铀丰度和储量大幅提升。拜登政府寻求重返协议的努力困难重重。核问题谈判的反复与僵局，持续为冲突注入巨大不确定性。
伊以冲突是历史、宗教、地缘、意识形态和外部干预共同编织的“戈尔迪之结”。宗教派别的千年宿怨、生存空间的残酷争夺、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大国利益的深度介入，特别是核阴云的笼罩，使得这场冲突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且极难化解。
双方的行动逻辑陷入恶性循环：伊朗通过支持代理人武装和推进核计划增强威慑力，以色列则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和强化军事优势来应对威胁，这反过来又刺激伊朗采取更激进的举措。每一次暗杀、空袭、核设施事故或代理人火箭弹袭击，都在加深敌意，提高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伊朗支持的“抵抗轴心”力量（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与以色列频繁交火，双方甚至史无前例地进行了直接导弹攻击，将地区推向全面战争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