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说，有个年轻人在公交站台那儿，跟垃圾桶较劲。到了地方，果然看见个小伙子，校服外面套着件薄外套，一下一下地踹着那个绿色的铁皮桶。

我们车还没停稳，他就像受惊的兔子，猛地退到站牌阴影里，声音发颤：“我…我没干坏事。”

他说话有点含混，问什么都答不上来，只是反复捏着书包带子。路灯的光打在他脸上，我心里咯噔一下，大概明白了些什么。老刘默契地放缓了脚步，我则蹲了下来，试着让声音别那么像在问话。

“怎么了？是不是找不到家了？”

他盯着地面，过了好一会儿，才极小幅度地点了点头。

沟通像拼图。费了点劲，我们才拼出他叫“小远”，下午来这附近上画画课，回程的公交坐反了方向，一下车就全乱了。

“走，上车，我们送你回去。”我话音刚落，他忽然抬起头，很认真地跟我商量：“那…你能给我买瓶可乐吗？”

这个要求来得突然，我和老刘都愣了一下，随即没忍住，笑了。老刘拍拍我肩膀：“去吧，这‘路费’咱得付。”

便利店不远。我把那瓶冰凉的可乐递过去时，他接得很郑重，拧开盖喝了一小口，然后长舒一口气，像是完成了某个重要仪式，这才愿意跟我们上车。

回去的路上，他安静得很，只顾看着窗外流动的灯火，偶尔抿一口饮料。快到小区时，他忽然想起什么，低头在书包里翻找起来，最后掏出一张折了好几道的画纸，塞到我手里。

画上是用彩色蜡笔涂的天空、房子，还有三个手拉手的小人。线条歪歪扭扭，但颜色涂得满满的，能看出画的人很用心。

“画得真不赖，”我指着画里那个最高的小人，“这个，是我吗？”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眼睛弯成了两条缝，使劲点了点头。

回到车上，老刘发动引擎，随口问了句：“你说，他是不是就为了要瓶可乐，才跟我们谈条件的？”

我没接话，只是把那张带着折痕的画，小心地放在了仪表盘上。这份工作里，很多时候你需要的不是多高明的话术，或许就是一次平等的蹲下，一句耐心的询问，再加上一瓶三块钱的、能让人安下心来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