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河南淮阳。

一支来自青海高原的骑兵部队突然出现在日军侧翼。

他们头缠白布，腰挎马刀，骑着西北战马高速突入战场。连续数日激战后，日军伤亡上千人，而这支骑兵部队同样付出超过两千人的代价。

在日军战报中，这支部队被反复提及，并被视为一支行动迅速、极具冲击力的骑兵力量。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河套平原，另一支来自宁夏的部队正在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装甲车、坦克与步骑兵在黄河以北的荒原上交错推进，战线在风沙中不断拉锯。这场战争的许多细节后来被淹没在更大的战役叙事中，但在当时，它决定着西北门户是否会被打开。

这些分散在不同战场上的部队，都来自同一个群体——西北马家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全国军事体系进行整合。长期控制宁夏、青海、甘肃部分地区的马家军被纳入第八战区作战序列。其中，马鸿逵与马鸿宾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任总司令，马鸿宾任副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负责绥西与河套一线防务；青海方面则抽调骑兵部队，组成机动作战力量，准备投入华北与中原战场。

1938年5月，马鸿宾率领八十一军进驻绥西，同时配属马鸿逵增援的骑兵旅与警备旅，构筑河套防线。该区域位于黄河“几”字弯顶端，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重要通道，一旦失守，宁夏、甘肃将直接暴露在日军西进方向之下。

不久后，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在装甲车与坦克掩护下向西推进。面对火力优势明显的对手，八十一军依托地形组织防御，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缴获汽车2辆，炮弹百余发，及大量枪支弹药，绥西抗战，首战告捷。

真正严峻的考验出现在1940年。这年2月，日军纠集3万多人，军车、装甲车、坦克共1500多辆，飞机数十架，再次西进，企图一举攻占内蒙西部、南部地区。马鸿宾部在五原一带顽强抵抗三昼夜，给来犯日军以重大杀伤，后来因为日军飞机的疯狂扫射和施放毒气，牺牲了千余人，退守北部沙漠地带，在流沙中继续与日军周旋，再度歼敌200余，然后经过6天6夜的艰苦行军，顺利返回驻地磴口休整。

1942年，河套战场再次进入紧张阶段。傅作义部发起五原反攻作战，马鸿宾部在伊克昭盟北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修筑工事，阻击包头增援日军。

战斗打响后，傅作义部猛攻五原守敌，包头日军果然闻讯渡河，遭到马鸿宾部英勇抵抗，在火力不支的情况下，把日军引向沙漠转入运动战，有效地损耗了日军的战斗力，迫使日军放弃增援计划，为收复五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日军东撤后，马鸿宾立刻指挥部下反攻黄河以南的伪军据点，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清除了这里的日伪势力，使“伊克昭盟东北之大面滩地区全部收复”。直到1943年，傅作义接防绥西，马鸿宾部撤回银川。

与马鸿宾部长期坚守西北不同，青海马家军的主力骑兵则被调往中原战场。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从青海抽调精锐部队，组建暂编骑兵第一师，由回族老将马彪（马步芳的叔父）统率，兵力约八千余人，开赴潼关，担任保卫陇海线铁路运输安全的任务。

1938年6月，日军攻占河南开封，骑一师奉命进入河南作战，展开机动作战，他们利用骑兵高速机动能力，频繁袭击日伪据点与交通线。

1939年春，骑一师围攻淮阳，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经过激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俘虏数十人，但骑一师也付出了伤亡两千余的惨重代价，开往豫西休整。

1940年7月，骑一师改编为整编骑兵第八师，调往皖北继续承担机动作战任务，牵制日军。

马彪转战豫陕皖期间，马步芳曾多次函电指示他们“痛下决心，奋勇苦斗”“应付裕如，以赴时机”，勉励他们“勿负众望”，马彪也号召部下奋勇杀敌——“恨不得马踏倭鬼，给我已死先烈雪仇，与后辈争光。”

抗战胜利后，淮阳战役期间牺牲的官兵得到军事委员会和第一战区长官部专门表彰，抗日英雄马秉忠等人的事迹被全国媒体广泛报道。马步芳因此获得“抗日功臣”的称号，而长期坚守绥西的马鸿宾则被授予“忠勤勋章”。

总体来说，从1937年至1945年，西北马家军确实曾先后投入数万兵力参与抗战，分别在河套防线、中原平原与皖北地区作战。有的部队长期承担防御任务，有的参与机动作战，也有人战死异乡。

如何评价马家军是另一层问题。但有一说一，至少在抗战岁月里，马家军确实上过战场，也确实打过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