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南下的火车上，我把唯一的卧铺票让给了一个孕妇。

她下车前塞给我一张纸条，低声说：

“半年后来找我，我丈夫在招商局，兴许能帮上你。”

我没当回事，把纸条和那封没拆的信，塞进了帆布包最底层。

直到半年后，我在深城被逼到走投无路，

才想起这张早已皱得发黄的纸条。

而当我敲开那个地址的大门时才发现——

那天让出的，并不只是一张卧铺票。

01

我叫林建军，二十五岁，之前在江城第三纺织厂当技术员。

我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卧铺票，这是父亲托了好几个关系、送了不少东西才好不容易弄到的，在那个一票难求的年代，这张票比金子还珍贵。

我的行李只有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本翻得卷边的《电子技术基础》，还有厂里开具的停薪留职证明。

我们纺织厂已经快一年没发过全额工资了，车间里的老师傅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喝茶聊天，那些花大价钱引进的进口机器早就停摆了，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我不想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守着一台机器，直到自己也变得可有可无。

当时南方改革开放的春风正盛，像一团炽热的火焰，点燃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的梦想。

鹏城，那个传说中遍地是机遇、能让人实现发财梦的城市，成了我唯一的向往。

“小伙子，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

一个带着几分怯懦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我转过头，看到一个脸色有些浮肿的女人，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孕妇裙，双手紧紧撑着凸起的肚子，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看起来十分难受。

她身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睁着一双大眼睛，不安地抓着女人的衣角，眼神里满是怯生生的模样。

“大姐，您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连忙伸手扶了她一把，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有些发晃。

女人喘了几口粗气，眼神里满是恳求地说道：“我回鹏城，只买到了坐票，孩子他爸工作太忙，没法来接我们。”

“你看我这身子，实在扛不住几十个钟头的颠簸，我问了一圈，就你看着面善，是个实诚人，我想用我的坐票跟你换卧铺，我补你差价，再额外多给你三十块钱，你看行吗？”

三十块钱，在那个年代，足够我省吃俭用活大半个月了。

周围几个乘客闻声看了过来，眼神里带着好奇的打量，还有几分看热闹的意味。

一个躺在对面铺位的中年男人 “啧” 了一声，压低声音对身边人说：“现在的年轻人精得很，一张卧铺票倒手就能赚不少，肯定不会轻易答应白换。”

我看着女人难受的模样，又看了看紧紧依偎在她身边的小男孩，心里瞬间软了下来。

我想起母亲怀妹妹的时候，也是这样大着肚子，为了省下几毛钱的车费，硬生生走了十几里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疼。

“大姐，钱就算了，不用补。” 我把手里的卧铺票递了过去，语气尽量温和地说，“您快去铺位上休息吧，我年轻力壮的，站几十个钟头没事。”

女人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像是没听懂我的话，愣在原地好几秒，眼圈很快就红了。

“这…… 这怎么能行啊！小兄弟，这卧铺票多难买啊，我不能白占你这么大的便宜！”

“没事大姐，就当是给我未来的小外甥积点福气了。” 我笑了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自然。

那个中年男人又 “嗤” 了一声，语气里满是不屑，好像在嘲笑我傻。

女人却坚持要给我钱，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一层层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张压得平平整整的毛票和一张二十块钱的纸币。

她数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没错后，就往我手里塞。

我坚决地把她的手推了回去，语气诚恳地说：“大姐，您要是再这样客气，这票我可就拿回来了。”

见我态度坚决，女人只好作罢。

她领着儿子，一遍遍向我道谢，然后拿着卧铺票去了我的铺位。

安顿好儿子后，她又特意走过来，硬塞给我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和一个还带着温度的茶叶蛋。

临下车前，她犹豫了一下，从随身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用一支看起来很精致的钢笔写下一行字，又从衣服内侧摸出一封封好的信。

“小兄弟，你真是个好人，我叫吴玉梅，你叫我吴姐就行。”

“这是我在鹏城的地址，你到了那边要是遇到什么难处，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我丈夫…… 他在招商局上班，说不定…… 说不定能帮上你一点小忙。”

她把纸条和信一起塞进我手里，表情格外认真地说：“半年后，你一定要来，千万记住了，半年后。”

招商局？

那个听起来就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地方。

我一个从小地方来的普通技术员，怎么可能跟那种地方扯上关系？

我本能地想拒绝，但看着她真诚又带着期盼的眼神，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谢谢吴姐，我叫林建军。” 我收下了纸条和信，随手夹进了《电子技术基础》这本书里。

02

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以为这只是漫长旅途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是陌生人之间一次短暂的善意交换。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封我始终没拆开的信和那张轻飘飘的纸条，背后隐藏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最大胆的想象，还会在半年后，把我卷入一场足以影响一座城市发展的大风浪中。

火车抵达鹏城站的时候，一股混合着海腥味和工地灰尘的热风猛地扑面而来。

站台上人声鼎沸，操着各种口音的人吵吵嚷嚷，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财富的渴望和对未知未来的不安。

我背着旧帆布包，跟着拥挤的人群挤出车站，一抬头就看到了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巨大标语，心跳瞬间加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这就是鹏城，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盆冷水。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像一只没头苍蝇一样，在罗湖、福田的各个工厂和职业介绍所之间来回奔波。

我原本引以为傲的纺织厂技术员身份，在这里根本一文不值。

鹏城的纺织厂，要么是技术先进的港资、台资企业，要么是只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小型加工厂。

前者嫌弃我没有接触过自动化生产设备，后者则觉得我 “文化程度太高，干活不够麻利”，都不愿意录用我。

我带的钱很快就见底了，从一开始每天能吃一顿八块钱的烧腊饭，慢慢变成只能靠三块钱的白粥配咸菜勉强糊口。

住宿条件也一降再降，从十块钱一晚的小招待所，搬到了五块钱一晚的 “大通铺”，那是一个用木板隔成几十个小床位的大屋子，空气里弥漫着脚臭和汗味，整晚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磨牙声和说梦话的声音，根本睡不好觉。

一天晚上，我躺在大通铺的硬板床上，翻看着那本已经卷边的《电子技术基础》。

这本书是我从厂里资料室的旧书堆里翻出来的，自学了好几年，里面的每一张图、每一个公式我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甚至还偷偷利用厂里报废的零件，自己组装过一台简单的控制器，并且成功让一台闲置已久的老织布机重新运转起来。

这是我最大的骄傲，也是我最痴迷的事情。

但在鹏城，我这点点 “自学成才” 的本事，在那些要求大学文凭和丰富工作经验的电子厂招聘要求面前，显得格外渺小。

就在我手指不小心碰到书页里夹着的那张纸条时，我才突然想起火车上那个叫吴玉梅的怀孕大姐。

我拿出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和那封始终没拆开的信，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看了起来。

地址是 “滨海大道，市府大院，招商局家属楼二栋五零二室”。

信封上没有任何字迹，封口用胶水粘得严严实实。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冒了出来：要不要去找她试试？

但另一个声音立刻反驳道：别傻了，人家只是客气一下，你还真当真了？

招商局是什么地方？

你一个外地来的穷小子，跑过去说不定会被当成骗子赶出来，而且人家明明说了让你半年后再去，现在才过了一个多月。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一夜没睡。

去，还是不去？

脸面和生存，在我心里反复拉扯。

第二天早上，当我摸着口袋里最后几张皱巴巴的毛票，连一顿白粥咸菜都快买不起的时候，活下去的念头最终压倒了一切。

我用凉水洗了把脸，换上自己最体面的一件 “的确良” 白衬衫，揣着那封信，出门前往市府大院。

市府大院门口有站岗的卫兵，看起来戒备森严。

我硬着头皮上前，说自己是招商局家属的朋友，来找人。

卫兵打了个电话进去，确认 “二栋五零二室” 确实有人居住后，才放我进去。

大院里安静又整洁，一排排红砖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和外面尘土飞扬、吵吵闹闹的工地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找到二栋五零二室，深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抬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一件白色背心，身材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眉毛和眼睛看起来很锐利，正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你找谁？”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透着一股疏离感，让人觉得不好接近。

“您好，我找吴玉梅吴姐。” 我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赶紧解释道，“我叫林建军，几个月前在火车上……”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03

“哦，我想起来了，玉梅跟我说过，那个给她让卧铺票的小伙子，就是你啊。”

他就是吴姐的丈夫？招商局的干部？

我心里一阵窃喜，连忙把手里的信递过去：“对对对，这是吴姐当时给我的信，她说让我……”

男人并没有接那封信。

他的目光在我那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衫和破旧的帆布鞋上停留了几秒，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进来吧。” 他侧身让我进屋。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但窗户和地板都擦得一尘不染，一台十四寸的 “熊猫” 牌彩电上盖着带花纹的布，墙上挂着一幅 “平安是福” 的十字绣。

在一九九三年，这样的家境已经算得上很不错了。

“玉梅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过几天才回来。” 男人给我倒了一杯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坐吧，我叫孙卫国。”

“孙…… 孙科长您好。” 我小心翼翼地坐下，只敢坐椅子的边缘。

孙卫国没有接我的话，而是直接问道：“你现在在鹏城做什么工作？”

“我…… 我还在找工作。”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什么专业的？什么学历？”

“我以前在纺织厂做技术员，高中学历，但我自己自学过一些电子技术。” 我急忙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孙卫国的嘴角似乎动了一下，那表情我看不懂，像是在听一个不好笑的笑话。

他拿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水面上的茶叶，慢悠悠地说：“小林，我很感谢你在火车上帮了我爱人，这份情，我们家记着。”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但是，鹏城有鹏城的规矩，这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像你一样的年轻人跑来闯荡，都想一夜成功。”

“招商局不是做慈善的地方，也不是扶贫机构，我妻子的好心，不能变成你走捷径的理由。”

他的话像一根根冰冷的针，扎得我浑身难受。

我所有的难堪、羞愧和仅存的一点点希望，都被他这几句话击得粉碎。

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孙科长，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我就是想找一个能用上自己技术的地方，我什么苦都能吃。”

孙卫国看着我，眼神里没有轻视，只有一种冷淡的平静。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远处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这样吧，” 他好像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看在玉梅的面子上，我不能让你白跑一趟。”

“局里正好缺个打杂的临时工，负责收发文件、打扫卫生、给各个办公室送开水，一个月一百八十块钱，管一顿午饭，你愿意干吗？”

从一个一心想从事技术工作的技术员，变成一个打杂送水的临时工，这样巨大的落差让我几乎说不出话来。

见我沉默不语，孙卫国淡淡地说：“不愿意就算了，鹏城机会多，你可以再自己去闯闯。”

他的话里已经带着赶我走的意思了。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手心里。

我知道，如果我现在走出这个门，很可能连明天的饭钱都没有了。

“我干。” 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孙卫国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变化，好像有些意外，又好像早已预料到。

他从桌上拿起那封我带来的、他始终没碰过的信，连同那张地址纸条一起，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那就好，明天早上八点，到招商局一楼大厅找王主任报到。” 他看了一眼手表说，“我还有个会，你自己待着吧。”

说完，他直接走进了卧室，留下我一个人傻站在客厅里，面对着那杯早已凉透的水。

第二天，我准时出现在了市招商局的大楼前。

这是一栋气派的十二层建筑，门口挂着金色的牌子，在南方强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整理了一下有些皱巴巴的衣领，心里七上八下地走了进去。

接待我的是王主任，一个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中年男人。

他大概已经接到了孙卫国的通知，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指了指墙角的一个热水瓶和一叠报纸说：“喏，这就是你的活儿。”

“八点半之前，必须保证每个办公室的开水都满上，九点之前，把当天的报纸送到每个科长手里，剩下的时间就在一楼大厅等着，随叫随到，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连忙点头答应。

就这样，我成了招商局里最不起眼的 “勤杂工林建军”。

我的工作琐碎又繁杂：每天一大早，当那些穿着整齐制服的干部们陆续走进大楼时，我已经提着沉甸甸的开水壶，在各个楼层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

我得记住二十多个科室、将近一百个人的水杯放在哪里，不能有丝毫差错；

我还得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轻手轻脚地进去加水，再悄无声息地退出来，像一个透明的影子，不能打扰到任何人。

孙卫国是投资促进一科的副科长，他的办公室在七楼。

每次去他办公室送水，他不是在埋头审阅文件，就是在打电话，嘴里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 “外汇额度”“三来一补”“合资建厂” 之类的词汇。

04

他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说过一句话，偶尔目光对上，也只是淡淡地扫一眼，好像我只是墙角那个会走路的开水瓶。

这种完全被无视的感觉，比被人责骂还要难受。

我成了这栋楼里最底层的人，谁都可以随意使唤我。

“小林，去档案室把前年的投资报告给我找出来。”

“小林，我办公室的灯泡坏了，你来帮忙换一下。”

“小林，去楼下小卖部给我买包‘红塔山’。”

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情缠身，我却没有丝毫抱怨，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每天送完报纸后，我能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躲在楼梯间的角落里，翻看那些被替换下来的旧报纸。

我特别爱看《鹏城特区报》的经济版和科技版，像一块干涸的海绵吸收水分一样，贪婪地汲取着关于这个时代的一切信息。

我看到日本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看到德国精密的仪器设备，看到香港蓬勃发展的电子产业，那些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的词汇，现在正活生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我心里的那团火焰，始终没有熄灭。

我坚信，打杂送水只是权宜之计，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证明自己价值、让我挺直腰板的机会。

转机发生在一个多月后。

那天下午，我正在打扫七楼的走廊，孙卫国的办公室里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

“……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孙科长，不是我想泼冷水，这套‘施奈德’纺织机的自动控制图纸，别说我们局里，就算拿到市里，找大学的教授来，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看懂！”

“上面全是德文和各种复杂的技术符号，咱们找的翻译根本翻不出来关键信息！” 这是投资一科科员小李的声音，带着几分焦急和无奈。

紧接着，是孙卫国压抑着怒火的声音：“看不懂也得看！德国人后天就到鹏城了，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跟进了一年多，投资金额高达四千万马克，市里领导都在密切关注。”

“如果我们在技术环节就掉链子，让德国人觉得我们不专业，这个项目很可能就会被珠海或者东莞抢走！”

“可是……”

“没有可是！” 孙卫国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带着一丝烦躁，“李工，你是局里唯一科班出身的工程师，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省里请专家过来支援？”

一个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说：“孙科长，来不及了，这套控制器系统是施奈德公司最新的技术，国内根本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料。”

“图纸上的逻辑语言和电路设计，和我们以前学的苏联体系完全不一样，两天时间，就算是神仙也搞不懂啊。”

办公室里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抓着拖把杆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

控制器…… 施奈德公司的纺织机……

这些词汇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

我们江城三厂那几台闲置已久的 “铁疙瘩”，就是八十年代末引进的施奈德老款机器！

那时候厂里花大价钱请来的德国工程师，只教了最基础的操作方法，对于最核心的控制器编程和维护技术，他们根本闭口不谈。

正因为如此，我才偷偷把他们扔掉的几页德文说明书捡了回来，抱着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一心想搞明白里面的门道。

我的心 “咚咚咚” 地狂跳起来，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浮现。

也许…… 这就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

我靠在墙上，等了大概十分钟，办公室的门开了，李工和小李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脸上满是愁云。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走到孙卫国的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 里面传来孙卫国疲惫不堪的声音。

我推开门，看到孙卫国正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办公桌上摊满了蓝色的图纸，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和弯弯曲曲的线路。

“什么事？” 他头也没抬地问道。

“孙…… 孙科长。” 我的声音因为紧张有些干涩，“我…… 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你们在讨论德国纺织机的图纸……”

孙卫国的目光终于从图纸上移开，落在了我身上。

他的眼神先是充满了疑惑，接着就变成了不耐烦：“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把水壶放下，你出去吧。”

“不！” 我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往前迈了一步，“孙科长，我们厂里以前用的就是施奈德的机器，我对它的控制器系统，自己琢磨过很长时间，或许…… 或许我能看懂这些图纸。”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孙卫国愣住了，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过了好几秒钟，他突然笑了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荒唐和不屑。

“小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指着桌上的图纸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四千万马克的大项目，关系到我们鹏城未来几年纺织业的发展走向！”

“你一个送水的临时工，竟然说你能看懂德国最新的技术图纸？”

他的话像一把沉重的大锤子，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退缩了，就再也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厂的机器因为控制器故障停了大半年，我为了修好它，自己自学了西门子的编程语言，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德文资料。”

“施奈德的控制原理和西门子有很多相通之处，请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试一试。”

我的坚持，似乎让孙卫国有些意外。

他眼里的不屑慢慢褪去，换成了一种复杂的打量。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要站不住脚。

最后，他从那堆图纸里抽出一张相对简单的外围电路图，扔在我面前。

“好。” 他的声音冷得像冰，“给你四十分钟，如果你能把这张图上每个零件的作用、信号的传输路径说清楚，我就给你继续留下来的机会。”

“如果说不出来，就马上收拾东西走人，我们这里不养只会吹牛的废物。”

05

四十分钟。

孙卫国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用一种审视犯人的目光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

办公室里静得只能听到墙上钟表秒针走动的 “咔哒” 声，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让我越发紧张。

我拿起那张蓝色的图纸，纸张质地很好，上面用精准的线条绘制着复杂的电路，旁边标满了密密麻麻的德文缩写和数字。

一股熟悉的油墨和纸张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这味道不仅没有让我更加紧张，反而让我快速冷静了下来。

这就像一场迟到了很多年的考试，我已经为此准备了无数个日夜。

过去几千个夜晚，我在昏暗的台灯下，翻看那些枯燥的电路图和编程手册，在废纸上一遍又一遍地演算逻辑电路的场景，此刻都变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

我的目光在图纸上快速扫过，很快就理清了大致的结构。

这张是输入输出接口图，主要负责连接控制器主机和外部的传感器、开关等设备。

“这张是输入输出模块的电路图。” 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平稳，“左上角的‘Eingang’是输入端，连接着生产线上的光电传感器和行程开关。”

“从这个‘二十四伏直流’的标记可以看出，它采用的是直流二十四伏安全电压供电，完全符合德国的工业安全标准。”

孙卫国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继续听我往下说。

我接着说道：“这里的‘M1.0’到‘M1.7’，是控制器内部的输入继电器地址，打个比方，当生产线上的布料经过光电传感器‘LS1’时，会产生一个高电平信号，这个信号会被写入‘M1.0’这个地址。”

“控制器的主程序检测到‘M1.0’为‘1’时，就会判断布料已经到位，进而执行下一步的裁剪或者卷布动作。”

我说话的速度不快，确保每个字都清晰可辨。

这些知识，我已经在心里琢磨了无数遍，早已烂熟于心。

“右边的‘Ausgang’是输出端，这里的‘A2.0’到‘A2.7’是输出地址，主要控制电磁阀、接触器和指示灯的运行。”

“从这个电路结构来看，它采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靠性高，能够带动交流和直流负载，但缺点是反应速度相对较慢。”

“比如这个‘A2.1’连接的‘KM1’，应该是主电机的接触器线圈，当程序执行到启动主机的命令时，‘A2.1’会输出高电平，‘KM1’吸合，主电机就会开始运转。”

我说着，用手指在图纸上画出信号的传输路径，从传感器输入信号，到控制器进行逻辑判断，再到输出端控制设备运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最关键的是这里。” 我的手指停在图纸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小模块上，“‘Not-Aus’是德语‘紧急停止’的意思，它连接着一个独立的硬件安全回路，不经过控制器的 CPU 计算，能够直接切断所有输出电源。”

“这说明德国人在设计时考虑得非常周全，把设备安全放在了首位，就算控制器程序出现故障或者 CPU 死机，操作人员也能通过按下急停按钮，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办公室里又陷入了寂静。

我抬起头，看到孙卫国正呆呆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讶。

他抱着胳膊的双手不知何时已经放了下来，身体微微前倾，似乎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06

“你…… 你怎么会懂这些？” 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是我自己自学的。” 我平静地回答，“我们厂的机器坏了之后，没人会修，我想把它修好，就只能自己摸索着学习。”

孙卫国没有再说话，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 “咯噔、咯噔” 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他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桌上那堆让人头疼的图纸，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似乎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能感觉到，我刚才的表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想过的门。

但门后面是什么，他似乎还没有想好。

“你懂德语？” 他突然停下脚步，问道。

“不懂。” 我老实地回答，“但我查阅过很多技术手册，对于常见的专业缩写和词汇，我大概能猜出意思。”

“你真的有把握弄明白这套图纸最核心的逻辑？” 他的语气已经不再是审问，而是带着一丝试探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期望。

“不敢说百分之百能吃透，但我可以试试。” 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满，“给我一天时间，再给我一本德汉字典和几张草稿纸就行。”

孙卫国又陷入了沉默，他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办公室里很快就飘起了呛人的烟味。

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变得更加模糊。

我站在原地，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决定。

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重要岔路口。

往前一步，是未知的挑战和机遇；往后一步，就会重新回到那个卑微、看不到未来的角落。

“好。” 终于，他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就赌这一把！”

他走到门口，对着外面的办公室喊道：“小李！去资料室借一本《德汉大词典》过来，再拿一沓稿纸和笔！”

然后，他转过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眼神看着我：“林建军，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做送水打杂的工作了，就待在我的办公室里，哪儿也不许去。”

“吃的喝的我会让小李给你送进来，后天上午九点，德国人到达之前，你必须给我拿出一份完整的技术说明和逻辑分析报告。”

“如果我在德国人面前丢了脸，或者更糟，弄丢了这个项目……” 他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说完，他拉开门，大步走了出去，留给我一屋子的图纸，和一个比千斤还重的承诺。

我走到办公桌前，抚摸着那些蓝色的图纸，心里五味杂陈。

之前的憋屈、难受和不甘心，在这一刻都化作了熊熊燃烧的斗志。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了第一个德语词汇的翻译。

属于我的战斗，从这一刻起，才真正打响。

接下来的三十多个小时里，我仿佛进入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

孙卫国的办公室成了我的战场，那些复杂的电路图和难懂的德文符号，就是我需要攻克的敌人。

小李很快就送来了崭新的《德汉大词典》和一沓稿纸。

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怀疑，大概想不通为什么前一天还在拖地送水的临时工，今天就能坐在副科长的办公室里研究这些 “天书” 一样的图纸。

他把东西放下，什么也没问就转身出去了。

我把所有的图纸按编号顺序铺开，从电源模块、CPU 主板，到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再到复杂的运动控制和通讯模块，一张一张地仔细钻研。

这是一套比我们厂里那台老机器先进得多的系统，它不仅能控制纺织流程，还带有在线质量检查、用电监控和数据记录功能，很多设计理念都是我第一次接触。

刚开始的几个小时是最难熬的，我得一边翻阅厚厚的词典，一边对照图纸，把每一个零件、每一句说明都翻译成中文，然后在脑海中构建出它们的连接方式和工作原理。

德语的复合词很长，语法结构也和中文、英文完全不同，有时候查一个单词就要花上好几分钟。

时间一点点流逝，桌上的草稿纸越堆越高，上面画满了各种逻辑框图和信号流向图。

我完全沉浸在了工作中，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惫，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不停地处理着涌入的各种信息。

午饭和晚饭都是小李送来的盒饭，我就着凉水胡乱吃几口，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不敢浪费一分一秒。

07

到了深夜，整栋大楼都安静了下来，只有我所在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孙卫国中间回来过一次，他没有打扰我，只是站在门口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

当我弄明白最核心的 CPU 主板逻辑，并且理清主程序和各个子程序模块之间的调用关系时，窗外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和酸痛的肩膀，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涌上心头。

这套系统的关键，在于一个名为 “自适应张力控制” 的算法。

它能通过灵敏度极高的张力传感器，实时监测纱线在纺织过程中的拉力变化，然后通过一套复杂的计算，实时调整卷布电机的转速，保证纱线的拉力始终保持稳定。

这一技术能大大提高布料的质量和均匀度，减少断线的频率。

而图纸上一个标注着 “Profibus” 的关键通讯接口，是当时国内从未接触过的现场总线技术，它能让控制器和各个智能模块之间实现高速数据交换。

这正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德国人敢于开出高价的底气所在。

我把所有的分析和理解，按照清晰的逻辑，分门别类地写进了报告里。

从系统的功能、硬件构成、软件逻辑，到核心技术的优势，最后，我还根据图纸的设计，大胆地提出了几个后续安装调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的时候，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向早上七点半。

我一夜没睡，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精神却异常兴奋。

我把十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报告整理好，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然后用冷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些。

八点整，孙卫国准时推门走了进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报告，快步走过去拿了起来，从第一页开始，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

他的表情格外专注，眉毛时而舒展，时而皱起。

看得出来，虽然他不是技术专家，但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能大致判断出这份报告的分量。

当他看到我关于 “自适应张力控制” 和 “Profibus 总线” 的分析时，他的手明显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用一种全新的、带着探究的目光看着我。

他足足看了二十多分钟，才把报告看完。

放下报告的那一刻，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林建军。” 他看着我，第一次郑重地叫了我的全名，“你…… 确定你写的这些都准确无误？”

“我确定。”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逻辑上完全通顺，符合这套系统的设计目标。”

孙卫国把报告重重地拍在办公桌上，眼睛里爆发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野心与希望交织的光芒。

“好！太好了！” 他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果然没赌错！”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科员小李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脸上满是汗水。

“孙…… 孙科长，不好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德国人…… 德国人提前到了，现在已经到楼下大厅了！”

孙卫国的脸色 “唰” 地一下变了。

按照原计划，德国人应该先在酒店休息，上午九点才会来招商局。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打乱了所有安排。

“怎么回事？谁去接的他们？” 孙卫国急切地问道。

“他们说想亲自感受一下鹏城的‘效率’，就自己打车过来了！” 小李擦了擦脸上的汗说，“现在局长和王主任正在楼下陪着他们，眼看就要上楼了！”

孙卫国的额头青筋都跳了起来，他抓起桌上的报告，塞到我手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语气说道：“你，跟我一起去会议室！”

“等会儿德国人问起技术问题，我让你说你再说，没让你说，一个字都不许讲，听明白了吗？”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心里一紧，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跟着孙卫国快步走向九楼的涉外会议室，走廊里，我看到局里的几位领导都步履匆匆，脸上带着明显的紧张。

当我们推开会议室大门时，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黄头发蓝眼睛，个子很高，表情严肃，一看就知道是施奈德公司代表团的负责人。

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翻译。

我们的局长，一个身材微胖、面带笑容的中年男人，正陪在旁边寒暄。

看到我们进来，局长立刻招手示意：“卫国，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施奈德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海因茨先生。”

孙卫国马上换上一副专业又自信的笑容，快步走上前握手。

就在这时，那个叫海因茨的德国人，目光越过孙卫国，落在了他身后穿着不合体旧衬衫、一脸疲惫的我身上。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突然用生硬的中文问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这位先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