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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销烟11万两,琦善销烟15万两却被骂200年卖国贼,冤不冤?

逛过大沽口炮台纪念馆的人,多半都有个错觉:鸦片战争的主角,从来都是广东的林则徐,天津的大沽口,只是个挨打的背景板。至于琦

逛过大沽口炮台纪念馆的人,多半都有个错觉:鸦片战争的主角,从来都是广东的林则徐,天津的大沽口,只是个挨打的背景板。

至于琦善?那更是提都不用提 —— 历史课本里钉死的投降派、卖国贼,对着英国人卑躬屈膝,割了香港,毁了海防,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面角色。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 “卖国贼”,当年在天津查禁鸦片的力度,比林则徐还猛。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道光十八年,也就是 1838 年,琦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坐镇天津,一到任就封死了大沽口整条航道,所有过往洋船挨个搜查,半点儿情面都不讲。

最后查出来多少?累计查获鸦片 15 万余两,光是走私洋船 “金广信号” 上,就搜出了 13.15 万两烟土。这批鸦片后来全在天津当众销毁,史称 “津门销烟”。

同期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查缴的鸦片是 11 万两。单论地方禁烟的成绩,琦善不管是规模还是力度,都压过林则徐一头。

可这事没人记得。就因为后来他主和、签了条约,所有的功绩都被 “卖国贼” 三个字盖得严严实实,连纪念馆里都没多少笔墨提。

很多人觉得鸦片战争就是林则徐禁烟引出来的,其实哪有这么简单。根子上,是一本算不平的贸易账。

那时候英国已经搞起了工业革命,工厂机器转得飞快,可生产出来的洋布洋纱,在中国就是卖不动。不是东西不好,是太贵了。

中国这边是什么模式?农村家庭手工业,男耕女织,每家一台纺车,商人包工包料,顺着河道送原料、收成品,不用建工厂、不用养工人,连工资都省了大半。农村富余劳动力本来就是隐性失业,能赚点糊口钱就干,成本压得极低。

英国反过来,人口少、资本多,圈地运动把农民赶进城市工厂,全职工人得拿够养活自己一家子的工资,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生产出来的纺织品漂洋过海运到中国,价格比本土土布高一大截,老百姓根本不买账。

反过来,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在欧洲是硬通货,贵族富人抢着要,英国每年得花大把白银进口。一来二去,巨大的贸易逆差就出来了。

对付印度,英国直接搞殖民统治,用暴力砸烂当地手工业,强行扭转逆差;可对大清,它没这个本事直接上手,正常贸易又打不过,最后就想出了阴招 —— 走私鸦片。

既能赚走白银,又能腐蚀人的身心,一本万利的买卖。

鸦片泛滥到什么程度?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小兵百姓,都有抽的。再不禁,银子耗光了,军队也废了。道光帝下决心禁烟,这才有了各地的禁烟行动,才有了虎门销烟,也才有了后来的战争。

1840 年 6 月,英军舰队封锁珠江口,战争正式开打。

可打了没多久,英军就发现不对:广东这边林则徐早有准备,炮台加固了,民团组织起来了,防守严得像铁桶,打了好几次都占不到便宜。

这时候就有 “中国通” 给英军出主意:在南边打得再凶,清廷都不疼不痒,他们本来就觉得洋人只是南边的小麻烦。你得往北打,直接打到渤海湾,威胁北京,皇帝才会真的怕,才会乖乖跟你谈判。

这话算是戳中了清廷的死穴。

清朝历来重陆防、轻海防,北方渤海湾几百年没打过像样的海战,海防松懈到离谱。大沽口的炮台还是嘉庆年间修的,常年没人管,墙皮掉了,炮锈了,当兵的也是凑数的,整天懒懒散散,说白了就是个样子货。

清廷上下也默认:洋人远渡重洋就是为了做生意,绝不敢往北打到京城脚下。

结果英军真来了。舰队一路北上,打定海,闯渤海,转眼就开到了大沽口外。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 —— 谁都没想到洋人真敢摸到家门口来。

这时候坐镇天津的,就是直隶总督琦善。

很多人觉得琦善就是个昏聩无能的软骨头,那真是小瞧他了。他是满洲正黄旗出身,实打实的勋贵子弟,但可不是靠家世混日子的庸人。漕运、盐务、吏治、边疆治理,他都干过,而且干得都不错,是满族官员里少有的实干派。

不然道光帝也不会把直隶总督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他,后来议和也次次找他 —— 不是他天生爱 “卖国”,是他有两个别人比不了的优势:一是常年在天津跟洋人打交道,对西方的了解比那些闭着眼喊 “天朝上国” 的大臣多得多;二是他是满族亲贵,替皇帝背黑锅,皇帝更放心。

丧权辱国的条约,总不能让皇帝自己签吧?总得有个臣子出来当这个恶人。

琦善这次,就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背锅的。

他亲自去大沽口前线转了一圈,心直接凉了半截。

炮台是破的,炮是老的,兵是散的,就这点家当,根本挡不住英军的坚船利炮。一旦大沽口破了,天津无险可守,洋人顺着运河几天就能打到北京。

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也全都是先破大沽口、再占天津、最后打进北京,完完全全印证了琦善当年的判断。

他怕,不是贪生怕死,是真的知道打不过,也真的担不起京城沦陷的后果。

所以他选择了谈判。

不是他天生想投降,是他算过账:硬打,肯定输,输了就要赔更多钱、割更多地,说不定连京城都保不住;先谈,稳住英军,争取时间,好歹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他答应弹劾罢免林则徐,答应南下继续议和,用这些条件换英军撤出大沽口、退回广东。说白了,就是缓兵之计。

很多人拿这件事骂他卖国,可站在他的位置上,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林则徐是英雄,没错。他主战,他强硬,他寸土不让,守住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尊严。没有这样的人,民族就没有脊梁。

可琦善这样的人,也不是单纯的坏人。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敢睁眼看看对手实力的人。他看清了大清的腐朽虚弱,知道硬拼只会摔得更惨,所以宁愿背千古骂名,选了那条更难、更不讨好的路。

主战有主战的气节,主和有主和的苦衷。用 “爱国”“卖国” 两个标签就把人钉死,太简单,也太草率了。

逛纪念馆的时候,听见旁边有个小朋友问家长:“琦善是坏人吗?”

家长愣了半天,说:“也不能简单说好坏,那时候国家太弱了。”

是啊,国家积弱的时候,怎么选都是错的。打赢了是侥幸,打输了,背锅的永远是办事的人。

琦善后来的结局也很惨:签了《穿鼻草约》被道光帝骂成 “遗臭万年”,革职抄家,发配军台,后来虽然又被起用,可 “投降派” 的帽子,一戴就是快两百年。

他当年在天津销的烟、办的事,没人记得了。

站在大沽口炮台的遗址上,看着眼前的渤海湾,风里好像还能闻到当年的硝烟味。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戏。有拍案而起的英雄,有委曲求全的能吏,有昏聩无能的权贵,也有默默送死的士兵。

他们凑在一起,才是真实的历史。

我们记住林则徐的骨气,也该知道琦善的无奈;我们歌颂主战的气节,也该理解主和的苦衷。毕竟,真正该反思的从来不是某个人的选择,而是那个让整个国家进退两难的、腐朽衰弱的时代。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什么时候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