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栋，你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预计生存期最多还有三个月。”

医生的话语如同一声猝不及防的惊雷，在洁白而冰冷的病房里炸开，瞬间击垮了房间里两个人的心神。

沈国栋靠在病床上，手里还捏着一份未看完的财务报表，听到这话，纸张边缘被他无意识地攥紧，发出细微的窸窣声。

而站在床尾的妻子林雅，背脊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瞬，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惯常的、略显疏离的平静模样。

这对携手走过三十年婚姻的夫妻，早已将日子过成了一本泾渭分明的账簿，感情如同秋日池塘里的残荷，枯萎凋零，分床而居更是持续了整整十五个年头。

日常的一切开销，从水电燃气到一日三餐，乃至此刻沈国栋胃癌晚期的检查费用与即将开始的天价靶向药治疗，都严格遵循着他们婚后第二年便定下的AA制协议，精确到分毫，仿佛只有这般清晰的切割，才能维系住那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外壳。

在林雅心里，她一直清醒地认知到，丈夫沈国栋近年来那些流于表面的关心与突如其来的、略显刻意的殷勤，与其说是愧疚或回心转意，不如说更像是对某种潜在代价的预支，或许与他那段日益不加掩饰的婚外情有关。

但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会在生命可能走到尽头的时刻，选择用如此锋利而彻底的方式，给予她，也给予他们这三十年，最后也是最具羞辱性的一击。

01

几天后，一次令人窒息的化疗间隙，沈国栋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

他特意让林雅通知了律师，也叫他那位年轻的女秘书陈婉婷来到了病房。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沈国栋灰败的脸上切割出明暗交替的条纹。

他咳嗽了两声，目光扫过坐在一旁沙发上面无表情的林雅，然后刻意提高了音量，确保每一个字都清晰无误地传递出去。

“林雅，”他的声音因为疾病而沙哑，却透着一股异样的决绝，“我已经想清楚了，也安排好了。我名下那套江景公寓、公司的部分股权、还有那些理财和存款，林林总总折算下来，大概价值三千两百万。”

他顿了顿，像是蓄积力量，又像是刻意制造悬念，目光最终落在了精心打扮过、此刻正一脸担忧与柔情望着他的陈婉婷身上。

“这三千两百万的财产，我决定，全部留给婉婷。”

话音刚落，他便示意陈婉婷将一份早已拟好的、厚厚的遗嘱文件拿过来，然后，当着林雅的面，郑重其事地递到了陈婉婷那双涂着蔻丹、微微颤抖的手中。

这个动作，他做得缓慢而充满仪式感，仿佛在进行某种权力的交接，或是完成一场酝酿已久的报复。

他做完这一切，便紧紧盯着林雅的脸，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混合着疲惫、病痛催生的偏执，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看到崩塌的急切。

他似乎在等待，等待这个与他纠缠了半生、却越来越沉默的女人，露出震惊、狂怒、歇斯底里的痛苦模样，他渴望亲眼见证她坚固的平静被这巨额财产的旁落彻底击碎，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证明他在这段失败关系里并非一无是处，才能让他近乎荒芜的生命末期获得一点扭曲的慰藉。

然而，时间在病房消毒水的气味中一分一秒地流淌。

林雅的反应，却像一记无声的闷拳，打散了他所有预设的剧情。

她先是微微偏了下头，目光落在陈婉婷手中那摞代表巨额财富的纸张上，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既无震惊，也无愤怒。

接着，她的嘴角开始轻轻抽动，似乎想压抑什么，但那弧度却越来越大。

终于，她抬起手，掩了一下唇，却没能挡住那一声从喉间溢出的、极其短促的笑音。

“呵……”

这声笑仿佛是一个开关，引出了后续更多压抑不住的声音。

她先是低声笑了起来，肩膀微微耸动，然后笑声逐渐放大，变得清晰、响亮，甚至带着一种酣畅淋漓的意味，在落针可闻的病房里来回撞击，笑得她眼角沁出了生理性的泪水，顺着她不再年轻却依旧端庄的脸颊滑落。

沈国栋彻底愣住了，脸上的肌肉僵硬着，维持着一种混合了困惑与恼怒的表情。

大脑仿佛瞬间被清空，只剩下一片茫然的嗡嗡声——妻子的反应，和他之前无数次设想、排演过的任何一种情形，都完全不一样！

这笑声里没有绝望，没有控诉，只有一种他无法理解的、近乎荒谬的嘲讽，像一把冰冷的软刀，反而将他精心准备的“最后一击”衬得像个拙劣的玩笑。

站在一旁的陈婉婷，脸上的担忧和柔情此刻凝固成了尴尬与不安，她拿着那份遗嘱，递出去不是，收回来也不是，仿佛捧着的是一块烧红的烙铁。

连见惯世情的律师，也推了推眼镜，目光在林雅和沈国栋之间谨慎地游移，暂时保持了沉默。

这令人窒息的、持续了三十年的AA制生活，始于他们新婚燕尔刚过、激情还未完全褪去的时候。

最初的提议者是沈国栋，理由是“现代独立，互不亏欠，能让感情更纯粹”。

彼时年轻的林雅虽然心中掠过一丝异样，但出于爱意和信任，也或许带着一点新时代女性的傲气，她点头同意了。

从此，这个家便陷入了一种奇特的、高度精密运转的“合作”模式。

02

最初的琐碎，比如一瓶洗发水、一袋水果，还能带着点新婚夫妻玩笑般的较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计算渗入了生活的每一道缝隙，变得冰冷而坚不可摧。

房租房贷水电，自然是对半劈开，各自转账到共同账户。

餐费则需要每日结算，林雅甚至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就挂在厨房冰箱旁边，记录着每一笔采买支出，月底再行核对分摊。

孩子出生后，费用变得更加复杂，奶粉、尿布、学费、兴趣班……每一笔都要列出清单，计算出精确比例。

沈国栋的事业逐渐起色，应酬增多，他开始嫌弃林雅做的家常菜“上不了台面”，越来越少在家吃饭，但每月仍需支付一笔固定的“家庭餐饮基础费”。

而林雅，除了工作，几乎承担了养育孩子和打理家务的全部责任，这些无形的付出，在AA制的天平上，没有任何刻度可以衡量。

十二年前，沈国栋的公司遇到一次不大不小的资金危机，他焦头烂额，连续数周宿醉而归。

林雅看在眼里，私下动用了自己婚前积攒的一笔钱和母亲留给她应急的少量金饰，兑换成现金，又找老同学牵线，帮他暂时渡过了难关。

事后沈国栋得知，只是淡淡说了句“多少钱？我按银行利息算给你”，便再未提过此事，仿佛那只是又一笔需要结清的债务，与情感、与感激毫无关系。

那一刻，林雅清晰地感觉到，某种东西在他们之间彻底死去了。

她开始明白，自己名下那点不断积累的资产——主要是她自己工作所得和早期一些谨慎投资的回报，成了她在这段令人窒息的婚姻里，唯一能握在手中的、实实在在的支柱。

她甚至苦涩地想，沈国栋后来之所以还愿意维持这个婚姻的空壳，除了习惯和面子，是否也因为她始终经济独立，从未成为他的“负担”，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能成为一道不显眼的“保险”？

每天晚上九点半，是这个家心照不宣的“静默时间”。

沈国栋会回到主卧，那里有他昂贵的影音设备和独立卫生间。

林雅则回到次卧，房间布置得简洁温馨，却更像一个临时栖息的旅馆。

两扇门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一堵墙，更是十五年堆积起来的、厚如冰川的冷漠与隔阂。

林雅常常在深夜独自醒来，隔壁悄无声息，沈国栋要么未归，要么早已熟睡。

他的生活规律而封闭，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而她的存在，似乎早已不被纳入这台机器的运行代码。

每年春节，是这个家最凸显其分裂本质的时刻。

沈国栋的老家在北方一个讲究宗族传统的小城，而林雅的娘家在南方。

沈国栋会提前很久，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安排：“过年你带些东西回你爸妈那儿看看，也挺好。儿子我得带回去，老爷子老太太想孙子，族里祭祖、走亲戚，他也该学着认认人。”

没有问询，没有“我们一起”的选项。

第一年，林雅试图争取：“孩子还小，路上奔波，我也一起去吧，也好多年没回去过了。”

沈国栋只是皱皱眉，点燃一支雪茄——那是他后来培养起的、彰显“成功”的嗜好之一，烟雾缭绕中，他的声音显得遥远而不耐烦：“那边规矩多，天气又冷，你去不习惯。再说，家里亲戚问东问西，麻烦。”

从此，这便成了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