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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我被300块彩礼卖给了四兄弟,洞房夜让我从四人中挑一个


腊月十八,我爹把我卖了。

三百块,一沓子票子,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几张两块的,用橡皮筋扎着,按在我爹手心里。我爹数了两遍,唾沫星子蘸着指头,数完揣进棉袄夹层,冲人家点了点头,连顿饭都没留人家吃,就让人把我领走了。

买我的人是三十里铺的王老栓,五十多岁,一脸褶子,牙黄得跟玉米粒似的。他领着我走了四个钟头山路,天擦黑进了他们村。我一路上一句话没说,他也没说,就闷头走,偶尔回头看我一眼,跟看自家刚买的牲口似的。

进了院门,我傻眼了。院子里齐刷刷站了四个男人,高矮胖瘦不一样,但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亲兄弟,都随了王老栓那张脸,粗眉大眼,颧骨往两边横着长。王老栓咳了一声,说:“这就是给你们说的媳妇。花了我三百块,你们四个,谁有本事谁使,今晚给我定下来。”

那年我十九。

我娘死得早,我爹拉扯我和两个弟弟过。家里穷得耗子都含着泪搬家,三间土坯房,下雨天满屋摆盆接漏。去年我爹染了风寒,咳了两个月,抓药的钱是跟村里刘老六借的,八块。今年开春刘老六来要账,我爹拿不出来,刘老六说拿人抵也行,他儿子二十八了还没说上媳妇。我爹没吭声。后来不知怎么又搭上了三十里铺这条线,那边出了三百,把我爹的账还了,还剩两百多,够给我大弟说一门亲事。

我走那天早上,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始终没抬头看我。我拎着个小包袱出了院门,回头喊了声“爹”,他“嗯”了一声,烟呛得咳了半天。我转身就走了。

王老栓家四个儿子:老大王建国,三十三,在镇上砖窑做工,闷葫芦一个,一顿饭吃八个馒头;老二王建军,三十一,跑过两年运输,后来车翻了赔了钱,在家窝着,嘴皮子利索,眼睛转得也利索;老三王建民,二十八,在村里当兽医,给猪配种那种,人还算周正,就是不爱说话;老四王建伟,二十四,种地,力气大,脾气也大,但长得最好看。

洞房夜,堂屋里点了个煤油灯,王老栓坐正位,他老婆死得早,就他一个。四个儿子在两边坐着,我在下首站着。王老栓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说:“闺女,你也看见了,我家四个儿,都不赖。你挑一个,剩下的我另想办法。挑中了谁,今晚就圆房,明儿就摆酒。”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跟塞了棉花似的。我没受过这个——四个男人坐你跟前让你挑,跟集上挑牲口一样。我拿眼睛溜了一圈,老大低着头抠手指甲;老二翘着二郎腿看我,嘴角带笑;老三脸别到一边,耳朵根通红;老四直勾勾盯着我胸口,我赶紧把棉袄紧了紧。

王老栓见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你要不挑,我就让他们四个抓阄。抓到谁算谁。”

老二王建军这时开了腔:“爹,这又不是分地,抓阄哪成?人家一个大活人,你总得让人说句话。”他转头看我,“妹子,你叫啥名?”

“赵巧云。”我说。

“巧云,”他念了一遍我的名字,像嚼一颗花生米,“你坐。站着多累。”他把自己屁股底下的凳子抽出来递给我,我犹豫了一下,接了,半边屁股挨着凳沿坐下。

老大王建国这时抬起头,闷声说了句:“俺不跟兄弟争。你挑他们仨吧,俺打光棍就行。”说完站起来就要走。

王老栓一拍桌子:“你给我坐下!三百块钱白花了?你三十三了,再打光棍,等老子死了谁给你做饭?”

老大又坐回去,拿手搓膝盖,搓得都快起火星子了。

老三王建民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搁在桌上往我这边推了推。是个铁皮青蛙,上了发条能蹦的那种,漆都掉了好几块。他红着脸说:“上回给村东头老李家的猪看病,他家小孩落我车兜里的。给……给你玩。”

我看着那只旧青蛙,鼻子忽然一酸。我小弟八岁那年,我拿攒了半年的零花钱给他买过一只一模一样的,两毛五。后来他玩坏了,哭了一下午,我拿铁丝给他箍上,他又玩了一年多。

老四王建伟“嘁”了一声:“三哥你可真行,一个破铁蛤蟆就想换媳妇。”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冲我一抬下巴,“巧云,你跟了我,我保证不让你下地干活。我种地就行,你在家做饭就成。”

老二在边上笑:“老四你连自个儿袜子都不会洗,还保证这个保证那个。”

老四瞪他:“二哥你少拆台。”

他们兄弟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起来,老大就在旁边听着,偶尔嘿嘿笑一声。王老栓拿烟袋锅子敲桌子:“行了行了!人家还没说话呢!”

仨人静下来,齐刷刷看我。

我攥着那只铁皮青蛙,手心都攥出汗了。我抬头看了看老大,又看了看老三,最后目光落在老二脸上。老二这人,嘴甜,脑瓜子活,但他看我的眼神跟看一车货似的,估量着值不值三百块。老四太浑,跟了他没好日子过。老三给猪配种,听着不好听,可人家凭手艺吃饭,还知道给我个玩意儿哄我,心不坏。老大老实,可太闷了,跟他过一辈子,我怕我闷死。

“我挑老三。”我说。

王建民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溜圆,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蹦出字来。老四“嗨”了一声,甩手出去了。老二耸耸肩,冲我笑了笑,说了句“行,恭喜三弟”。老大站起来拍拍屁股,说:“那俺明儿去镇上买酒。”

王老栓“嗯”了一声,把烟袋锅子往腰里一别:“老三家的,今晚就跟老三住西屋。明儿个杀只鸡,请村里人来吃顿饭,这事儿就算办了。”

当天晚上我就搬到西屋去了。西屋比东屋还小,一张床占了大半间,床板是拿砖头支的,上面铺了层稻草和一床薄褥子。王建民站在门口搓了半天手,最后憋出一句:“你睡床,我打地铺。”

我说:“大冬天的打什么地铺,上来睡。”

他脸涨得通红,跟煮熟的虾似的,磨蹭了半天才脱了鞋上床,背对着我躺下,裹了床被子,缩在床沿上,再往外挪半寸就得掉下去。

我躺在里边,看着黑漆漆的房梁,忽然觉得好笑。白天我还是我爹手里的三百块钱,这会儿我躺在一个陌生男人旁边,他连碰都不敢碰我。

“王建民。”我喊他。

“哎。”他应了一声,没回头。

“你给猪配种,一个月挣多少?”

“看行情。赶上年景好,能挣个四五十。”

“那够咱俩吃饭不?”

“够。还能攒下点儿。”

“成。”我说,“睡吧。”

他没再说话。过了半天,我听见他那边有动静,侧头一看,他肩膀一抖一抖的,捂着嘴在偷偷笑。我没理他,翻身朝里睡了。

第二天杀鸡摆酒,村里来了二十多号人。我穿着王老栓从集上扯的二尺红布临时改的褂子,站在王建民旁边给大伙敬酒。有人起哄让新郎亲一个,王建民拿酒杯挡着脸说“别别别”,耳朵红得能滴血。老二端着酒碗在旁边帮腔:“我三弟脸皮薄,大伙别闹了,闹了我三弟晚上该不敢进屋了。”满院子人笑得前仰后合。

散了席,我蹲在灶台边刷碗,老二凑过来递了根烟。我说不会。他自己点上,抽了一口,说:“巧云,你挑老三,没挑错。我这弟弟实诚,心眼好。我当初还怕你看不上他。”他顿了顿,又说,“要是当初你挑了我,我也不能亏待你。”

我拿刷锅水泼了他一鞋面:“现在说这屁话有用?管你叫二哥就完了。”

他笑着躲开,走了。

晚上回屋,王建民从柜子里翻出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那本《家畜繁殖学》,书页翻得毛了边。他挠着头说:“我寻思着,等你来了,咱俩一块儿看书。我不认多少字,好些地方看不懂,听说你念过初中?”

我念过,念到初二家里没钱就不念了。但在他跟前,我拿捏了一下,说:“看不懂就问,我教你。”

他乐得跟过年似的,把书往我手里一塞,说:“那你先看,看完了给我讲。”我翻开第一页,上面画了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旁边密密麻麻全是他的铅笔字,歪歪扭扭的。我看着那些字,忍不住笑了。

那天晚上睡觉,他往我这边挪了两寸。我往他那边挪了三寸。他僵了一下,然后伸手把我搂住了,笨手笨脚的,跟抱个麻袋似的。我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闻着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牲口棚味儿,心里想:三百块钱,买了个家,不算太亏。

窗户外头,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