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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为台湾回归殚精竭虑,去世后骨灰在台湾厅度过最后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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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一生为新中国鞠躬尽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迟迟未能回归的台湾却成为他的意难平,逝世前留下遗嘱,要求骨灰在台湾厅度过最后一晚。

为何要将周总理的骨灰放在台湾厅?他为台湾回归作出怎样的贡献?

总理的最后一份批示

1975年12月20日清晨,北京城迎来了久违的晴朗,碧瓦朱檐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人们踏着地上的积雪或是上班,或是上学,城市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

而此刻西城区的305医院,却仿佛分隔于另一个世界,偌大的医院分外寂寥,穿行其间的医生护士仿佛被剥夺了一切声音,空气中唯有积雪融化时发出的悲鸣。

在此间活动的人们,眼睛总会不自觉地朝同一间病房看去,忧虑、不舍、心痛,种种复杂难言的情绪交汇于此,事情仿佛朝着所有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因为那间病房住着的,正是病入膏肓的周总理。

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一次手术后,总理便再也没下过病床,昏迷已成为他的常态,饶是医生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扭转他的身体状况。

这一天,周总理的体温又飙升至38.7℃,只能静卧病床上吊输液瓶。

忍着病痛,周总理向身边陪护的邓小平提出,他要见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

邓小平立刻叫来值班人员,安排车辆火速将罗青长拉来305医院。

可总理的身体实在太差,等罗青长赶到时,总理已经再度陷入昏迷,罗青长一直等到中午时分,总理才逐渐恢复意识。

总理在意识模糊中唤来罗青长不为别的事,仍是为了向他了解台湾的近况以及身在台湾的老朋友们的情况。

谈话过程中,周总理说台湾问题最好是他们老一代人来解决,毕竟国共合作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同时,他还多次嘱咐罗青长:“假使未来有一天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罗青长

不多时,总理的声音逐渐变得微弱,再度陷入昏迷。

医生闻讯立刻赶来抢救,而罗青长等人则始终在病房外焦急等候,罗青长知道总理对台湾问题最为牵挂,坚信总理还有其他事情要嘱托他。

在医生的努力下,周总理再度苏醒,看到一旁守候的罗青长,总理惭愧说道:“我实在太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

随后,总理用颤抖的手将一份报纸交给罗青长,在总理标识的那一页,罗青长看到一篇名为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

文章旁边的空白处,总理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下批示,要求罗青长去查明文章的真实性,批示末尾写下“托托托”三字。

将报纸交给罗青长后,总理终于因体力不支,陷入昏迷。

这份以“托托托”结尾的批示,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份批示,直到弥留之际,他仍旧挂念着台湾同胞。

而总理对台湾的牵挂,贯彻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总理的台湾情结

上世纪二十年代,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总理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当时台湾仍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但周总理便已开始为台湾回归布局。

在招生时,周总理特地吸收了几批来自台湾的年轻人入校学习,并在中共两广区委下设置了台湾区委,培养革命青年,派遣他们回到台湾开展革命活动,领导台湾人民参与反帝斗争。

比如著名的爱国将领李友邦,当时年仅18岁的他因在台湾参与反日运动,遭到日本当局通缉,被迫前往大陆避难,在大革命的号召下成功考入黄埔二期,成为周总理的学生之一。

李友邦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友邦等台籍爱国将领在福建、浙江等地组建“台湾义勇队”,期间还得到了周总理的指导和帮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在各民主党派受邀参与会议之际,有一个问题令众人犯难:由台湾同胞组成的台盟,是否能受邀参与会议?

而周总理考虑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于是在9月7日的报告中指出,台盟是从事台湾人民解放运动的革命组织,应该予以通过。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台盟派出代表参与第一届政协会议,总理这一决定有效地保护了台湾同胞的利益,也向广大台湾同胞表明了我党对两岸统一的态度与决心。

只可惜,受朝鲜战争和台湾地下党组织覆灭的影响,新中国未能在五十年代初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面对顽固的蒋介石政府,周总理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955年5月13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个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一方面以经济、政治等方面要挟台湾,试图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试图我党接触,希望商讨出一个折中方案。

美国这种两边下注的行为,真正意图是将台湾彻底分裂出去。

不仅如此,美国还于1961年初邀请陈诚访美,作出“拉陈抑蒋”的架势,试图离间蒋家父子与陈诚的关系,逼迫蒋介石接受“两个中国”方案。

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通过特殊渠道向老蒋传话,提醒蒋介石要加强台湾内部团结,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落入美国圈套。

而陈诚访美期间,为了拉拢陈诚,美国方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记录拿给陈诚看,结果陈诚发现,我党在谈判中始终拒绝美国一切建议,坚持让美军撤出台湾。

返台后,陈诚将此事告知蒋介石等人,并由衷称赞道: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之风度。

我党的宽容大度一定程度上令蒋氏父子放下戒心,于是,1963年,一次鲜为人知的秘密会面,在南海悄然进行。

1963年底,经张治中、傅作义等国民党起义要员疏通关系,国共双方在南海进行了一次高层密谈。

虽然直至今日,这次密谈的详细内容依旧没有揭秘,但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中,却也能勾勒出此次密谈的轮廓。

根据开国中将吴瑞林的回忆,1963年12月初,吴瑞林前往北京开会,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来到吴瑞林房间。

见来人是罗青长,吴瑞林顿时喜笑颜开,两人是相识多年的老战友,许久未见甚是想念。

但还没来得及寒暄两句,罗青长便略带焦急地对吴瑞林说道,他此行是来传递总理指示,总理即将与两位首长前往珠江口视察,要求吴瑞林率领舰队全程护送。

不仅如此,罗青长还颇为神秘地嘱咐吴瑞林,此事安全第一,周总理还特别下令,不需要吴瑞金将此事上报海军首长,全程绝对保密。

1963年12月7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张治中将军来到广州黄埔视察,第二天又在舰队护送下来到万山防区。

与防区的校官们见面并合影留念后,周总理便以路途奔波需要休息为由,消失在众人视线当中,但这一切只是周总理的障眼法,因为接下来的秘密会晤,才是他此行的真实意图。

在周总理前去会晤的同时,吴瑞林则奉命带领三艘军舰在周边海域进行小规模演习,以此掩护周总理接下来的行动。

作为总理随行人员之一的罗青长,在31年后的1995年春节前去探望吴瑞林时,稍微透露了当时的情况:

“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至于与周总理会面的究竟是蒋氏父子中的哪一位?他们具体聊了什么?由于中央的保密规定,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知晓。

但能够肯定的是,1963年这次会晤后,台海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只可惜在后来许多因素的影响下,国民政府未能成功推动台湾回归,两岸关系也几经波折,变得反复无常了。

总理遗愿

1972年5月,周总理被查出罹患膀胱癌。

周总理本应立刻停止工作,专心休养身体准备手术,但在病情确诊后,他反而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工作当中。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生命的倒计时,因此在最后几年,他以近乎燃烧生命的方式忘我地工作,有时候一连工作二十多个小时,每天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在此期间,总理经历了大小手术13次,体重下滑至61斤,此时支撑他屹立不倒的,唯有“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陈逸松

尽管疾病缠身、公务繁忙,但周总理始终将台湾问题放在心中。

1973年8月,周总理会见了台籍著名人士陈逸松夫妇,从他们口中得知台湾青年正在开展“保钓运动”后,总理对此十分上心,抱病接见了一批又一批归来的“保钓”学生,与他们畅谈国事。

彼时周总理预感时日不多,经常语重心长地说:“我年龄大了,不一定能看到台湾回归,你们还年轻,一定能看到他实现。”

时间总是残酷的,对于本就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更是如此。

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为罗青长作出人生中最后一份批示后,又陷入昏迷当中,十九天后,中国人民永远敬爱的总理,在睡梦中溘然长逝……

根据总理遗愿,他的骨灰要撒在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守望这片土地。

在1976年1月15日这最后一晚,总理的骨灰并没有停放在西花厅,与家人度过最后一晚,而是放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象征着他的精神与台湾同在。

1月16日,总理的最后一份骨灰,被撒在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因为总理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总理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同时,他也希望黄河能将他的骨灰带到台湾海峡,终有一日,能够见证台湾回归。

周总理的身后没有财产,这个国家便是他最大的财富,他没有留下子女,所有中国人都是他的孩子。

十里长街繁华,万里山河锦绣,是他留给中国人最浪漫也是最伟大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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