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桌上，我平静地放下筷子，说出了那句在心底酝酿许久的话："今年春节，我想一个人过。"
话音落下的瞬间，整个餐厅陷入死寂，连窗外的鞭炮声都仿佛被隔绝在外。
最先发作的是亲家孙玉芬，她把碗重重一撂，尖利的声音像刀片刮过瓷砖：“赵婉仪你什么意思？这一大家子7口人，你说不管就不管了？”
我迎着他们惊愕的目光，平静地重复了一遍：“对，今年春节，我回自己家过。”
孙玉芬猛地站起来指着我鼻子：“你走了年夜饭谁做？孩子谁看？亲戚来了谁招呼？”
我看着她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慢慢放下茶杯：“这些事，你们早该学着自己安排了。”
01
冬季的风像冰冷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被反复揉捏的面团，早已失去了最初的韧劲和形状。
我叫赵婉仪，今年五十八岁，曾经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如今却在这个所谓的家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一周前，我悄悄联系了多年未见的老友周莉，我们约在离家很远的一家僻静茶馆见面。
当我看到周莉依旧干练的身影出现在茶馆门口时，眼眶忍不住湿润了，她快步走过来握住我冰凉的手，语气里满是心疼：“婉仪，你怎么憔悴成这样。”
我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将这些年的委屈、压抑、还有身体上的不适，断断续续地全都告诉了她。
周莉听着，脸色越来越沉，她紧紧握着茶杯，指节都有些发白：“他们这不是在养老，这是在啃你的骨头，喝你的血，婉仪，你必须醒一醒。”
她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混沌的脑子里：“你先是赵婉仪，然后才是母亲和外婆，你不能把自己完全弄丢了。”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一个让我能喘口气，甚至找回一点自己生活的计划，那就是——今年春节，我一个人过。
周莉坚定地看着我：“别怕，有我在，你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告诉我，记住，你这是自救，不是自私。”
带着周莉给我的勇气和一份模糊的计划，我回到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家。
几天后的晚餐时间，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讨论着春节要采购的年货和要宴请的宾客，气氛看似热闹，却让我感到无比孤独。
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心脏在胸腔里咚咚直跳，手心也有些冒汗，但我还是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今年春节，我打算自己一个人过，回老房子那边清静几天。”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女婿徐伟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眼睛盯着碗里的米饭，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
女儿王静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微微颤抖着，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最先爆发的是我的亲家，孙玉芬。
她“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那双精明的眼睛像钩子一样剜着我：“一个人过？赵婉仪，你这是什么意思？咱们这一大家子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你说不管就不管了？”
她的声音又尖又利，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我早已疲惫不堪的心上来回拉扯。
我看着女儿王静，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哪怕只是一句“妈，你还好吗”，但她只是避开了我的目光，低头看着自己的碗。
四岁的小外孙乐乐似乎被这紧张的气氛吓到，小声嘟囔了一句：“外婆……”
我心里一酸，几乎要立刻放弃这个念头，但周莉的话和身体持续的警报在耳边响起，我强迫自己挺直脊背。
“我不是在征求意见，”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带颤抖，“我是在通知你们我的决定。”
孙玉芬猛地站起来，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尖：“反了你了！我看你就是日子过得太清闲，闲出毛病来了！”
徐伟终于抬起头，蹙着眉，语气带着惯常的不耐烦：“妈，这大过年的，别闹了行不行？大家都挺累的。”
“累？”我重复着这个字，心里涌起一股悲凉，“是啊，你们都累，那我的累呢？”
王静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埋怨和不解：“妈，你到底怎么了？以前你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
她的话像一根细针，扎得我心里刺痛，她竟然怀疑我是被人挑唆，而不是自己真的无法承受。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站起身，离开了餐桌，把身后的争吵和指责关在了门内。
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回到我那间朝北的、终年阴冷的小房间，我从抽屉深处拿出一本旧相册。
翻开扉页，是我和已故丈夫王建国的合影，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笑容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建国还在的时候，他总是护着我，不让我干重活，他说：“婉仪，你的手是用来批改作业和写文章的，不是用来泡在冷水里的。”
他曾给我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书房，里面放满了我的书和稿纸，可惜，那些稿纸早已蒙尘，我的作家梦，也早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消散了。
建国因心脏病突然离世后，我的天塌了，是女儿王静抱着我说：“妈，你还有我。”
就是因为这句话，当她生下乐乐后，说需要我帮忙时，我毫不犹豫地关闭了充满回忆的老房子，搬进了她的家。
我以为我是来帮忙的，来延续我们相依为命的母女情。
可我错了，当女儿成为妻子、母亲、儿媳，她的世界被丈夫、孩子、公婆填满时，我这个“妈”就被挤到了最边缘。
我不再是她需要呵护的母亲，而是一个功能性的“外婆”，一个随叫随到且免费的“保姆”。
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健康状况，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我能不能让她下班后有热饭吃，能不能让她夜里睡个整觉，能不能让她在婆家面前显得“懂事”、“会持家”。
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旧照片上，我慌忙用手擦去，不能弄湿了这唯一的念想。
我必须坚持下去，为了周莉给我的那份勇气，也为了我自己。
第二天开始，我默默地开始了我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
我不再在清晨五点半挣扎着起床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当孙玉芬发现厨房冷锅冷灶时，她尖利的声音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赵婉仪！几点了还不做饭？你想饿死我们吗？”
我平静地从房间走出来，语气尽可能平和：“我年纪大了，睡眠不好，需要多休息一会儿，你们想吃可以自己简单做点。”
孙玉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回应。
王静和徐伟匆匆忙忙地热了牛奶，啃着干面包去上班，脸色都不太好看。
我不再大包大揽地清洗所有人的衣物，只洗我和孩子们的衣服。
孙玉芬对着堆积的脏衣服跳脚，指责我偷懒，我回答：“我的腰不太好，医生建议不要过度劳累。”
她气得脸色发青，却一时找不到话来反驳。
我开始减少对家务的大包大揽，地没有每天拖，桌子没有时刻擦得锃亮。
孙玉芬挑剔地说家里脏得像猪窝，我回应：“家是大家共同维护的，每个人都有责任。”
这些变化虽然微小，却像一颗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这个家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他们开始意识到，我这个“永动机”似乎出了故障，不再那么可靠了。
王静试图找我谈心，她拉着我的手，语气软了下来：“妈，我知道你辛苦，可你看，现在正是我们最难的时候，徐伟工作压力大，他爸妈年纪也大了，乐乐还小，你就不能多体谅体谅我们吗？”
我看着女儿，她眼里的疲惫是真实的，但她却看不到我的。
“小静，妈已经体谅你们六年了，”我轻声说，感觉喉咙有些发紧，“从乐乐出生到现在，我没有一天休息过，我的退休金，也大部分都贴补给了这个家，我现在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春节，这很过分吗？”
王静沉默了，她松开了我的手，眼神闪烁：“可是……婆婆那边……我很难做。”
又是这句话，为了不让她“难做”，所以我就要一直“难做”下去。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02
真正的风暴，在我开始执行计划的第四天降临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阳台晾晒孩子们的小衣服，孙玉芬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踱步过来，脸上堆着一种我十分熟悉的、假惺惺的笑容。
“婉仪啊，忙呢？”她靠在门框上，语气显得格外“亲切”。
我“嗯”了一声，继续手里的活，心里警惕着。
她东拉西扯了几句天气和菜价，然后话锋一转，终于切入了正题。
“婉仪啊，你看，小静和徐伟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还是他们结婚时买的，不到一百平，现在有了乐乐，眼看着以后可能还要添个小的，实在是转不开身啊。”
我停下动作，静静地看着她，等待她的下文。
“尤其是乐乐，后年就要上小学了，咱们这个区的学校，教学质量很一般，我托人打听过了，新城那边新办的实验附小，是重点扶持的学校，师资力量特别强。”
我心里冷笑，果然来了。
“那边的学区房，价格不菲吧？”我故意问道。
“可不是嘛！”孙玉芬一拍大腿，眼睛亮得惊人，“贵的吓人，不过为了孩子的未来，投资也值得，我看中了一个新楼盘，一百四十多平，四室两厅，户型那叫一个敞亮，就是这首付……还差一大截。”
她凑近我，压低了声音，那股热切劲儿几乎要喷到我脸上：“婉仪，你看……你名下那套老房子，反正也空着没人住，位置虽然偏了点，但卖掉的话，怎么也能凑个七八十万，正好能解这燃眉之急。”
她说的如此理所当然，仿佛我的财产天然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那是我和建国省吃俭用、奋斗半生才换来的家，那里有我们所有的回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退路和念想。
她竟然想让我卖掉我的根，去滋养他们的未来？
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但我强行压了下去。
“玉芬，那房子是我和建国的根，我不会卖的。”我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孙玉芬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她没料到我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她的语气立刻变得尖刻起来，“房子空着就是浪费资源！你守着那堆破砖烂瓦能当饭吃？现在帮衬孩子才是正事！等他们换了新房，肯定给你留一间最大最亮的卧室，不比你现在住这储藏室强？”
“储藏室”三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住的地方连房间都算不上。
“不用了，”我斩钉截铁地说，“我觉得老房子挺好，我那间屋子也挺好，至于买新房，是你们自家的事，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赵婉仪！”孙玉芬彻底撕破了脸，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的钱不就是孩子们的钱吗？分那么清楚干什么！你留着那些钱干什么？带进棺材里吗？我告诉你，这房子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不能耽误我孙子的前程！”
“我的钱，是我和建国辛苦一辈子攒下的，怎么处置是我的自由。”我毫不退让地直视着她，“乐乐的前程，应该由他的父母来负责，而不是我这个外婆卖房来承担。”
“你……你反了天了！”她气得浑身发抖，口不择言，“我就知道！你突然闹着要一个人过年，就是存了外心了！是不是想拿着钱去找别的老头？我告诉你，没门！”
这种污蔑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不再理会她的叫骂，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将她的咆哮隔绝在外。
我靠在门板上，心脏因为愤怒和激动而剧烈地跳动着，手脚都有些发凉。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周莉的电话。
电话几乎是被立刻接起的，周莉关切的声音传来：“婉仪？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对劲。”
“莉莉，”我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她……她逼我卖房子……”
我简单地把刚才的冲突说了一遍。
周莉在电话那头倒吸一口冷气，随即是压抑的愤怒：“她怎么敢！简直是强盗逻辑！婉仪，你做得对，坚决不能卖！那是你的底线！”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而急切：“婉仪，你之前说你身体不舒服，到底怎么回事？你去医院检查过了吗？”
“还没有，”我低声说，“总觉得是小事，拖一拖就好了，而且……也没什么时间。”
“不行！必须去！”周莉的语气不容置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必须清楚自己的状况，这样我们才能有下一步的计划，你听我的，明天就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尤其是心脏和脑血管方面的检查，钱不够我先转给你。”
“莉莉，我……”我有些哽咽，为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
“别跟我客气，”周莉打断我，“记住，保护好自己，才是对爱你的人负责，也是对那些想榨干你的人最有力的反击。”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里却仿佛照进了一丝光亮。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第二天，我借口要去探望一个生病的老同事，去了市里最好的综合医院。
按照周莉的建议，我挂了心内科和神经内科的号，开了一整套检查单。
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穿梭，闻着消毒水的气味，我的心跳得很快，既害怕检查出什么问题，又隐隐担心如果真的没事，会不会又被孙玉芬说成是“装病”。
做心电图时，护士看着仪器，微微蹙了下眉。
做心脏彩超时，医生让我反复翻身，检查了很久。
抽血的时候，一下子抽走了五六管。
等待结果的过程格外漫长而煎熬。
当我终于拿到那一叠报告单，找到坐诊的老专家时，他扶了扶眼镜，表情凝重地翻看着。
“你这个情况，拖得有点久了啊，”老专家指着心电图和彩超报告，“心律失常，伴有明显的ST段改变，心脏供血不足，血压也偏高，再加上严重的贫血和过度疲劳，很危险啊，再不好好休息和治疗，下次可能就不是坐在这里跟我说话了。”
他的话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医生……很严重吗？”
“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也不严重，”医生看着我，“关键在于你要立刻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减轻负担，保证休息和睡眠，按时吃药，定期复查，绝对不能再过度劳累了，你的身体已经在发出最严重的警告了。”
我拿着那一叠沉甸甸的诊断书和药方，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医院。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却感觉浑身冰冷。
医生的话在我脑海里回荡——“很危险”、“绝对不能再过度劳累”。
我把体检报告和药方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晚上，王静下班回来，看到了那些东西。
她拿起来翻了翻，眉头皱了起来：“妈，你去医院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头晕，去检查一下。”我轻描淡写地说。
她看了看诊断书上的术语，似乎没完全看懂，又放了回去：“医生就会吓唬人，开这么多药，肯定又贵又没什么用，你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孙玉芬更是嗤之以鼻：“我就说吧，就是变着法儿地想偷懒，装柔弱给谁看？”
徐伟则是瞥了一眼，什么都没说，继续看他的手机。
那一刻，我的心比身体更冷。
我的健康，我的生命安危，在他们眼里，竟然如此无足轻重，甚至成了一种“表演”。
最后，是乐乐跑过来，小手摸着我的额头，稚声稚气地问：“外婆，你生病了吗？疼不疼？”
孩子的关心，成了压垮我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抱住乐乐，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03
体检风波过去后，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孙玉芬虽然不再提卖房的事，但对我更加视而不见，指桑骂槐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王静似乎夹在中间很为难，对我欲言又止，最终选择了沉默。
徐伟则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那置身事外的态度。
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家因为我的“罢工”而悄然发生的变化。
早餐要么是外面买的，要么是孙玉芬煮的难以下咽的白粥配咸菜。
晚餐时间推迟，因为王静下班后还要手忙脚乱地做饭，饭菜质量可想而知。
脏衣服开始堆积，地板也不再光洁如新。
乐乐有时候会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说：“外婆，我想吃你做的鸡蛋羹。”
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几乎要放弃原则走进厨房。
但一想到医生的警告，和周莉那句“先心疼你自己”，我便硬起心肠，蹲下身对乐乐说：“乐乐，外婆有点累，让妈妈给你做，好吗？”
王静不得不接手更多家务，她脸上的疲惫日益加深，对我也多了几分抱怨。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她和徐伟在卧室里争吵。
“你能不能劝劝你妈？这样下去怎么行？我每天上班累死累活，回来还要做这么多事！”这是王静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怎么劝？”徐伟的声音充满烦躁，“你妈那个倔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现在连体检报告都搬出来了，我还能逼她干活不成？”
“那怎么办？就让她这么撂挑子？马上要过年了，那么多事！”
“到时候再说吧！总能应付过去的，你别老是烦我行不行！”
听着他们的争吵，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浓浓的悲哀。
我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干活”上，当我停止付出，就成了他们烦恼的根源。
周莉定期和我通电话，了解我的情况和心态。
她鼓励我：“婉仪，坚持住，他们现在只是不适应，等他们意识到你不是在开玩笑，而是认真的，事情才会有转机，你的身体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
我也开始偷偷为离开做准备。
我把一些不常穿但很重要的衣物，悄悄打包好，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分批带去了老房子。
老房子很久没人住，积了厚厚一层灰，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气息。
但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墙上我和建国的合影，心里却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宁。
这里才是我的家。
我简单地打扫了一下，开窗通风，让阳光照进来。
看着逐渐变得整洁明亮的房间，我感觉自己那颗被冰冻的心，也似乎在慢慢回暖。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小区里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但我们家，却笼罩在一片诡异的低气压中。
孙玉芬开始指挥王静采购年货，清单列得长长的，鸡鸭鱼肉、干果糖果、各种礼品，堆满了厨房一角。
她看着那些东西，又看看我，意有所指地说：“这么多东西，到时候可别指望我一个人弄，有些人啊，也别想当甩手掌柜，舒舒服服地过年。”
我没有接话。
王静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
她买了一件新羊毛衫给我，语气带着讨好：“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过年穿喜庆，过年那几天，你就帮帮忙，好不好？就当是为了我，为了乐乐。”
我看着那件质地不错的羊毛衫，心里五味杂陈。
“小静，妈不是不帮你，”我叹了口气，“妈是真的力不从心了，医生的话，你也看到了，我不是在威胁谁，我是真的害怕。”
“可是……就那么几天……”她还在坚持。
“一天都不行，”我打断她，态度坚决，“今年这个年，我必须自己过，我需要休息，需要安静，这是我的决定，不会改变。”
王静眼里的光黯淡下去，她收回羊毛衫，默默地走开了。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母女之间，可能已经划下了一道难以弥补的裂痕。
心痛吗？当然痛。
但我知道，如果我这次妥协了，等待我的将是更深的深渊。
我必须跨出这一步。
年二十八的早晨，我收拾好了随身的小包，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内衣、必要的证件、手机充电器和那本旧相册。
我走出房间，客厅里，孙玉芬、王静、徐伟都在，乐乐还在睡。
看到我拿着包，孙玉芬立刻站了起来，双手叉腰：“赵婉仪，你真要作到底是不是？”
王静红着眼睛看着我，嘴唇翕动，却最终什么也没说。
徐伟皱着眉，语气生硬：“妈，大过年的，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吗？”
我看着他们，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张脸。
“我回老房子住几天，年初三再回来，”我清晰地说道，“年货都备齐了，怎么做，你们自己商量着来，乐乐的零食和红包，我都放在他枕头底下了。”
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反应，转身，坚定地打开了大门。
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却感觉吸入肺里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向电梯。
我知道身后有怎样的目光，但我不在乎了。
我按照计划，先去了周莉帮我联系好的一家理疗中心，做了一次舒缓的按摩和针灸，缓解长期劳累造成的肩颈和腰部疼痛。
然后，我去超市买了简单的食材，一些新鲜蔬菜，一条鱼，还有一小块蛋糕。
晚上，我就在老房子的厨房里，给自己做了一顿简单却合口的晚饭。
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屋子里安静得能听到时钟的滴答声。
没有孩子的哭闹，没有孙玉芬的唠叨，没有女儿欲言又止的眼神，也没有女婿冷漠的背影。
只有我和我的影子。
我慢慢地吃着饭，品尝着食物原本的味道，感受着这份久违的宁静。
吃完饭，我洗了碗，靠在沙发上，看着窗外远处零星亮起的烟花。
心里空落落的，却又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那种感觉，大概是叫做“自我”吧。
接下来的两天，我过得简单而规律。
睡到自然醒，给自己做营养的早餐，看看书，听听音乐，下午出去散散步，看看街上热闹的人群和节日的布置。
我关掉了手机，切断了与那个家的联系，真正地让自己“消失”了几天。
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看着窗外明媚却寒冷的阳光，决定再去一趟医院，找医生复诊一下，看看吃药后的情况，也顺便再开一些药。
我想以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去面对未知的将来。
医院里比平时冷清很多，只有急诊和少数科室还开着。
我挂了个便民门诊，打算开点药就走。
就在我拿着药方，穿过门诊大厅，准备去药房取药的时候，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从侧面的走廊一闪而过，匆匆走进了位于大厅尽头的肿瘤科诊区。
是徐伟。
他穿着深色的羽绒服，背影显得有些单薄和仓促，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侧脸看上去异常苍白和凝重，完全没有了平日那种置身事外的淡漠。
他怎么会在这里？今天可是大年三十。
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肿瘤科？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了，脚步不由自主地停在了原地，远远地看着肿瘤科那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脑子里瞬间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