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但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国选民主张限制移民呢？

2016年，主张限制移民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甚至还当选了美国总统。

有人认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自由移民国家，不分族裔、宗教和来源地欢迎移民。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实行开放度较高的移民政策，主要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在此之前，除了来自西欧的移民，美国其实是一个严格限制移民的国家。

这种移民政策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主要欢迎西欧国家的移民；

二是控制西欧国家以外的移民；

三是通过同化与归化，塑造具有同质性的美利坚民族。

我们通过三个故事来说说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政策。

早在1818年，纽约和费城的爱尔兰人社团就向美国国会请愿，希望在西部获得一块土地，来安置需要救济的爱尔兰人。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政治请求。但是，国会却无情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理由是，如果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都要建立自己的聚居地，就有可能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

可见，那个时候的美国国会就意识到，应该塑造具有同质性的美利坚民族，而不是鼓励不同移民群体保持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

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原因就是19 世纪晚期，华人劳工大量进入美国，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担忧。

有议员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华人劳工很难像爱尔兰移民、德国移民那样美国化，他们难以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

由此，“排华法案”就出台了。

随着1880年以后南欧与东欧移民的增加，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921年移民法和1924年移民法，其核心就是移民配额制。

事情的起因是，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意大利人、犹太人、斯拉夫人构成了移民主体。

美国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认为，西欧以外的移民会对“美利坚民族的同一性”构成挑战。

新移民法决定，要以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为基础，根据当时已有人口的来源国比例，来决定今后每年各国新移民的配额。

1924-1925年度，中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的移民配额都只有100人，而配额最高的德国、英国、爱尔兰分别高达51000多人、34000多人和28000多人。

这部法案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当时美国人口既有的族裔、宗教和来源国比重。

1965年，美国通过的《移民与国籍法》，该法废除了移民配额制，由此迎来了美国历史上移民政策最宽松的时期。

为什么美国会发生这种转向呢？

政治动力主要是两个。

一是国际政治的因素。

当时的美国处在冷战体系之下，美国自己设定的国家形象，是自由民主的标杆。

而根据来源国或族裔严格控制移民数量的做法，已经跟美国的国家形象不符。

二是国内政治的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兴起，更加注重平等的左翼平权思潮逐渐成了主流观念。

这样一来，旧的移民法被视为一部主张种族或族群歧视的法律，政治上就变得不正确了。

由于移民政策的调整，很快，美国移民的结构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1960年，所有美国移民中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超过80%。

到了2000年，来自欧洲以外地区与国家的移民超过了80%。

按照美国著名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估算，美国欧洲白人族裔人口，1960年还高达85%，但到2050年，将会降到47%，也就是低于总人口的一半。

与此同时，来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族裔人口，1960年仅为3.5%，但到2050年，将增加到29%；亚洲人族裔，1960年仅为0.6%，但到2050年，将增加到9%。

总的来说，到本世纪中叶，美国的欧洲白人族裔将丧失人口上的绝对多数地位。

其实，现在的美国部分州，欧洲白人族裔已经是属于少数族裔，比如我们熟悉的加州，拉美裔人口第一，第二位才是欧洲白人族裔。

美国的欧洲白人族裔丧失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位，会带来什么冲击呢？

为了理解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甚至是严重性，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政治认同。

举例来说，一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移民，更容易对美国产生稳定的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并接受自己就是美利坚民族的一分子。

但是，一位来自中东北非的移民，可能更难形成这种政治认同。

这里的政治认同，其实关系到“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第二个概念是民主价值观。

研究发现，非欧洲移民跟欧洲移民相比，更缺少坚定的民主价值观。

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欧洲以外的地区，通常缺少长期的民主传统。

第三个概念是政治分歧。

国内教科书一般喜欢讲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分歧。

但随着人口多元化，社会内部可能会兴起基于族群-宗教维度的政治分歧，从而引发新的政治冲突。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如今，很多美国白人族裔选民产生了这样的拷问：随着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生前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题目是《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他干脆认为，美国精神的核心是盎格鲁—新教传统。

当美国社会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大幅提高以后，这种传统就可能会弱化，甚至会导致美国的衰落。

亨廷顿把美国的衰落的锅，直接扣在了移民上，连美国白人精英都这样说，底层的白人反对移民，把特朗普选上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跟美国相比，欧洲人口变化的主要趋势，是穆斯林人口的持续增加。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为4.9%。

该中心预测，在欧盟维持高度开放移民政策的条件下，到2050年，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高达17%-20%。

这就引起了很多欧洲人的担忧。

更为严重的，欧洲白人老龄化严重，而这些穆斯林都是年轻力壮的小年轻。

欧洲穆斯林不需要起义，只需要等欧洲白人们老死，就可以顺利登上最高的政治宝座。

今天，面对人口结构的多元化，西方国家最大的政策争论，发生在政治同化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

历史上，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政治同化方面，其实做得非常成功。

但目前这样的做法，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少数族裔人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形成了各自的聚集区。

20世纪60年代以后崛起的文化多元主义，更强调不同群体、不同宗教传统的平等性和多元性，并鼓励他们和谐共处。

但问题是，如果西方国家内部在族群、宗教方面变得充分多样化，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摩擦与冲突呢？

面对这样的两难，西方社会大概会向基督教保守主义政策转向。

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或限制特定族群-宗教的移民，国内社会更倡导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这一政策，意味着西方主流文明更需要在文化上守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表现在移民政策上，既然他们目前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一种可能的选择是，不如先收紧移民政策的大门。

至于未来怎么办，那就留给未来再说，让以后的人们来处理这个问题。

为了更好地关上移民大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把“特朗普”这样的人物给选上台，干“脏活”，不适合传统的白人精英，“特朗普”最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