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生产队那些年，中国农村大部分地方没通电，你以为天一黑，社员们就裹着被子睡了？

错。

那时候的农村夜晚，热闹程度不输现在的夜市。只不过这种热闹，跟手机、WiFi没有半点关系。它靠的是一盏马灯、一堆草垛、一块白幕布，还有人跟人之间那股子亲近劲儿。

今天咱们不讲大道理，就用四个真实场景，把那个年代的夜晚给你还原出来。

生产队的夜晚，有一个地方永远不缺人气——牲口棚。

你没看错，不是队部，不是谁家堂屋，是养牛养马的饲料棚。

年月没有暖气，冬天的北方农村，屋里冷得能冻裂水缸。可饲料棚不一样，里头堆着成垛的麦秸、豆秸、干草棵，牲口的体温加上草料的发酵热，整个棚子暖烘烘的。往草垛里一钻一靠，比家里的硬板床舒服多了。

更关键的是，棚里有马灯。

队部的马灯是给记工分用的，记完就灭。可饲养员得夜里给牲口添料，马灯不能灭，于是这盏灯就成了全村夜晚唯一"常亮"的光源。社员们本能地往亮处聚，就跟飞蛾扑灯一个理。

但人聚到一块了，总不能干坐着吧？

这时候饲养员的角色就变了，白天他喂牲口、铡草、清圈，是个苦差事。到了晚上，他就是这个棚子里的"主播"。

怎么讲？饲养员一般是村里年纪偏大的人，干不了重体力活，但脑子里存着一肚子故事。

社员们挤进来坐定，他先讲一段正经的——薛仁贵征东、杨家将、三国里的桥段，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民间评书。讲到关键处，他停了，说我去给牲口添把料，一棚子人就在那干等着。

等他回来，画风一转，开始讲些村里的趣事、乡间的段子，逗得满棚子人前仰后合。

你想想看，这不就是最早的"线下直播"吗？没有打赏，没有弹幕，但听的人比现在刷短视频的还专注。

有些年轻社员，家里被褥不够，干脆就睡在草垛里过夜。好几个人挤一个草窝，有时候还能从草堆里扒拉出几粒没打干净的豆粒，含在嘴里嚼着，算是"夜宵"。

一直到半夜，棚里响起此起彼伏的鼾声，饲养员才最后一次起身添草，然后把马灯的火苗拧小，自己也靠在草垛上眯一会儿。

你说，这日子苦不苦？苦。但有人说话，有故事听，有地方暖和，一天的累就消了大半。

今天的农村反倒安静了，家家关着门看电视刷手机，邻居住对门，一年说不上三句话。到底哪个更好？这事儿各人有各人的答案。

如果说牲口棚是日常消遣，那露天电影就是生产队的"春晚"。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一个公社才配一支电影放映队，有的地方一个大区管六七个公社，也就一支队伍。算下来，一个村子一年能轮上两三场电影就不错了。

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一听说要放电影，整个村子就跟过年一样。

消息传得比现在发朋友圈还快。大队部通过有线广播一喊，不出半天，连隔壁生产队的人都知道了。孩子们掐着手指头算日子，大人们提前把小板凳搬到场地上占位置。

放映员一般骑着自行车来，后座驮着放映机和铁皮片盒。他在当时有多吃香？有句老话叫"走到哪里都吃最好的饭菜"。

队长安排社员帮他挂幕布、抬设备，自己连手都不用伸。某种程度上，放映员的排面比队长还大。

到了放映那天傍晚，村口的打麦场上已经黑压压全是人。没抢到座位的孩子，直接跑到幕布背面，反着看——画面是镜像的，人物左右颠倒，但没人在乎，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放的片子大多是战斗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还有朝鲜电影、越南电影。

当时民间有个顺口溜，说各国电影的特点，朝鲜的、越南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各有各的风格，农民看得有滋有味。

但我要说的重点不在银幕上。

真正有意思的，是银幕下面发生的事。

一场露天电影，把方圆好几里的人都聚到了一块儿。平时各忙各的社员，这一晚上能见着好多平时见不着的面孔。

姑娘们难得出一趟门，小伙子们也收拾得比平时利索。电影开场前那段等待的时间，这一堆那一簇，聊得比电影还热火朝天。

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回忆说，那时候年轻人谈对象，露天电影场就是最主要的"偶遇"机会。两条板凳挨在一起，一场电影看下来，从陌生到认识，再到散场后一起走夜路回家。月光底下的田埂小路上，很多姻缘就是这么开始的。

没有媒人，不用相亲，一块白幕布前头，比现在的社交软件管用多了。

散了场，孩子们一路跑一路模仿电影里的台词和动作，拿树枝当枪，嘴里"突突突"地打。大人们三五成群往家走，一边走一边把电影情节翻来覆去地说。

有的人当晚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过电影画面，想着下一次放映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杭州有个叫杨志平的老人，1978年开始当乡村放映员，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放了七千多场电影。

他后来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一场电影能来一千多号人，场地根本站不下，有人爬到旁边的房顶上去看。

这种盛况，后来再也没有了。电视来了，录像厅开了，再后来有了手机和网络，人们不用再追着一块幕布跑了。方便是方便了，但那种全村人仰着头、一起笑、一起叫好的晚上，也跟着消失了。

没有电影看的夜晚，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日常。

这个日常被一盏煤油灯分成了两半。

灯下面，是女人的世界。灯外面，是男人的天地。

先说灯。煤油在那个年代不是随便买的，要凭票去供销社领，量有限，所以家家户户用灯都省着来。

一个家几间房，往往只点一盏灯。做饭的时候灯在灶台旁边，吃完饭灯挪到桌上给孩子写作业，孩子写完了，灯到了母亲手边。

母亲干什么？纳鞋底、补衣裳、纺线。

这活儿没法摸黑干，必须就着灯光。灯芯拧得细细的，刚好够看清针脚。风一吹灯焰就晃，眼睛跟着一阵昏花。

纳鞋底的时候，针要穿过好几层布，一不留神就扎手。有人回忆说，半夜醒来，看见母亲还坐在灯前拉线，拉拽线绳发出的"嗤嗤"声，是那个年代夜晚最常听到的声音。

而男人呢？通常不在家。

吃完饭，把碗一推就出门了。去哪儿？串门。找隔壁邻居聊天，去村口大树底下扎堆，或者像前面说的，钻到牲口棚里听故事。也有人拿着手电筒去田里看看庄稼，心里盘算着明天该干什么活。

你看，同样一个夜晚，男人和女人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女人被灯拴住了，围着灯做活，一针一线都是家里的刚需；男人跟着话题走，在黑暗里游荡，哪里有人就往哪里凑。

但有一件事你可能想不到，全村信息传播效率最高的渠道，不是男人在牲口棚里的侃大山，而是妇女们聚在一起做针线活时说的"悄悄话"。

谁家两口子闹了别扭，谁家儿子看上了哪村的姑娘，谁家今年分的粮食不够吃。这些消息在妇女的针线堆里流转，速度快得惊人。当时有个说法：生产队开会，消息传一天；妇女们串门，消息传一晚。

这不就是最早的"社群传播"吗？

最后说一个让不少过来人提起来就脸红的场景——夜校。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非常高，农村更为严重，很多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各地农村从五十年代起就办起了扫盲班。到了生产队时期，大队部晚上开设的识字班、夜校，已经是常规安排了。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大队部认字。内容不复杂，先学写自己的名字、自家地名、农具名称，再学几百个常用字。有的地方还把扫盲内容编成了山歌和顺口溜，朗朗上口，好学好记。

但我要告诉你，夜校的"正经"功能只是表面。它真正的"隐藏功能"，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在同一个屋檐下坐着的正当理由。

你得理解那个年代，青年男女白天在田里干活，队长分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没有自由走动的空间。收了工各回各家，吃了饭就该睡觉了。一年到头，年轻人之间几乎没有"合理"的独处机会。

但夜校不一样。大队部通知学习，你不去不行。那灯下面坐着十几二十个年轻社员，念拼音、练写字、学唱歌、排样板戏，名义上是提高文化水平，可私底下呢？

后排的小伙子趁换座位的时候碰一下旁边姑娘的手，姑娘低着头不吱声，但第二天又准时来了，而且坐的位置没变。

有的姑娘从家里带来一颗舍不得吃的鸡蛋，偷偷塞给对面的小伙子。这种事在当时的农村不算秘密，但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说破。

有意思的是，排练节目的时候，队长一句话就可能决定两个年轻人的关系走向。"你演喜儿，他演大春"，这安排表面上是分角色，实际上全村人心里都有数。

要是两个人演着演着"演"成了真的，村里人一点都不意外。

但比这更让人动心的，是散了夜校之后的那段路。

从大队部到家，平时走十分钟，可有些人能走上一个小时。月亮底下的田埂，没有路灯，只有虫鸣和蛙叫。

走在前面的人故意放慢脚步，走在后面的人也不催。两个人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偶尔搭一句，声音比平时轻很多。

这样的夜晚，跟今天年轻人在咖啡馆里的约会相比，没有什么浪漫的台词，也没有什么精心的安排。可那种心跳的感觉，是一样的。

当然，夜校不只是年轻人的舞台，更多的农民是真的在灯下学认字。1949年全国文盲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了1964年，就有近一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这些人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生产队的夜校里，借着煤油灯那点光，一笔一画学会了写字、读报。

那些在灯下第一次歪歪扭扭写出自己名字的农民，他们可能不知道"扫盲"这两个字有多大的分量。但他们手里那根铅笔划出的每一笔，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

说到这儿，你大概能明白了。生产队时期的农村夜晚，不是一片死寂，也不是苦哈哈的熬日子。它有它的热闹法、有它的乐子、有它的人情味。

那盏煤油灯虽然暗，但照出来的东西，到今天还在发光。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1974—2012，一个人的农村电影消亡史》

中国好故事网《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人类历史的奇迹》

何永洲著《生产队》，湖南省作家协会推荐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