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厂里女卫生员怀孕咬定是我,我被判5年,13年后开虎头奔
那年我23岁
我叫陈建国,1979年春天在县机械厂当钳工。那会儿厂里三千多号人,最气派的是一进大门那两排梧桐树,树荫底下停着各色二八大杠,车铃声从早响到晚。我住在厂区西边的单身宿舍楼,三楼靠厕所那间,墙皮返潮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红砖,冬天灌风夏天闷,可那会儿年轻,倒头就睡,啥也不计较。
厂卫生所设在办公区东头,两间打通的大屋,一张白漆木桌,两个玻璃药柜,墙上贴着“救死扶伤”的标语,红漆都褪成粉的了。所里算上所长一共四个人,最年轻的是个女卫生员,叫周小燕,比我小两岁,卫校毕业分来的。她长得不算多出挑,圆脸,扎俩短辫,白大褂底下总穿一双黑布鞋,走路没声。可说话声音细细的,跟蚊子哼似的,给人打针的时候手特别轻,厂里那帮小年轻私下都爱往卫生所跑,没病也去量个血压。
我跟周小燕本来没啥交集。我是车间里干活最不惜力的那拨,冬天手上裂口子,夏天汗透工作服,下班就去澡堂子冲一把,剩下的时间不是跟工友在宿舍打扑克,就是骑车子去城外河沟摸鱼。直到那年正月十五刚过完,车间吊车检修,我搬工件的时候踩了一脚油泥,整个人从半米高的台子上出溜下来,右胳膊肘杵在铁角上,豁开一道口子,血顺袖子往下滴答。班长骂骂咧咧把我往卫生所撵,说赶紧包上别耽误干活。
我到卫生所的时候,屋里就周小燕一个人。她正往药柜里码纱布卷,听见门响扭头看我一眼,目光在我胳膊上停住,转身就拉抽屉拿碘伏和棉球。“坐那儿。”她下巴一抬点着旁边木凳,声音还是那么轻。我把胳膊往桌上一搁,她拿镊子夹了棉球蘸碘伏往上按,嘶——我吸口气,她手顿了一下,抬眼看我:“疼就说。”我龇牙乐:“没事,比蚊子咬劲儿大点有限。”她嘴角动了动,没吭声,低头接着擦,拿纱布一圈圈缠的时候,我闻见她袖口有股子肥皂味,清爽干净,跟车间里机油和铁锈混成的味儿完全两码事。
从那以后我往卫生所跑得勤了。隔三差五说头疼,说胃胀,说睡觉落枕,周小燕见我来就皱眉:“陈建国你又咋了?”我往凳子上一坐,笑呵呵:“小燕大夫给看看,浑身不得劲。”她翻个白眼,还是给我量血压,拿听诊器前先把手心搓热了贴我脑门上试温度。一来二去熟了,我摸清她周五下午值班最闲,就挑那个点去,有时候带一把从宿舍后头树上揪的青杏,有时候从车间顺两块废砂纸给她磨指甲——她指甲剪得秃秃的,说当卫生员不能留长,见不得脏东西。
三月里一个月亮地,我约她去厂外河堤上溜达。她磨蹭半天才出来,换了件碎花棉袄,辫子拆了扎成单马尾。河堤上风挺大,吹得她头发往脸上糊,她拿手拢,我顺势把我那件劳动布外套脱下来递过去,她没接,说你自己穿着吧别冻着。俩人一前一后走,隔着一尺远,空气里有河泥的腥气和远处麦田返青的青草味。我说小燕你以后咋打算的,就一直在厂里干?她说不知道呢,可能调回老家那边医院,她妈身体不好。我说那咱俩呢。她脚步停住,低头拿脚尖碾地上一块干泥巴,碾碎了才说:“咱俩咋了,你别瞎说。”可那天回去路上她让我牵了手,手指头冰凉,攥在我掌心里跟根细冰棍似的。
到了四月底,有天中午我正蹲车间门口吃饭盒,周小燕从办公区那边过来,路过我身边扔下一句“晚上下班等着我”就走了,脸绷着。我心里打鼓一下午,车床上差点车废一个件。下班我在梧桐树底下等她,天擦黑她才出来,白大褂没换,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走到我跟前,眼圈已经红了。“陈建国,”她叫了我全名,声音发抖,“我怀孕了。”
我当时脑子嗡一下,手里饭盒差点掉地上。我说那咱结婚,我回去跟我爸妈说,明天就找厂里开介绍信。她咬着下嘴唇摇头,眼泪啪嗒掉在水泥地上:“不能结婚。我家里……给我说了个人,公社书记的外甥,年底办事。我妈收人家彩礼了。”我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她什么意思——孩子是我的,可这锅我不能认,她也不能认。我说那咋办,去医院打了。她低着头声音几乎听不见:“月份大了,我不敢去,再说……再说所里就那几个人,瞒不住。”我说那就实话实说,咱俩搞对象,孩子生下来我养。她突然抬头瞪我,眼泪糊了一眼:“你养?你拿啥养?我叔是厂办副主任,你以为他没警告过我别跟你瞎混?”说完扭头就跑,白大褂后摆在路灯底下一闪一闪的,像只扑棱的鸽子。
我站那儿,饭盒里的白菜炖粉条已经坨了,梧桐树叶子让风吹得哗哗响,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这事要糟。
果然没出三天。那天上午正干活,车间主任老何过来拍我肩膀,表情别扭得很:“建国,去厂办一趟,秦主任找你。”我洗手擦了把脸往办公区走,路上碰见俩工友冲我挤眼睛,啥也没说。厂办秦主任那间屋门半开着,我进去一看,除了秦主任,还坐着保卫科老冯和卫生所所长刘梅,周小燕也在,坐最靠墙那把椅子上,低头绞手指头,白大褂扣子系错了一颗。秦主任让我坐,干咳两声开了口:“建国啊,小周反映个情况,你得如实说。她怀孕了,说孩子是你的,有没有这回事?”
我看了周小燕一眼,她头埋得更低,辫子梢都在抖。我张了张嘴,秦主任拿钢笔敲桌面:“想好再说,这事涉及厂里纪律。”我咽口唾沫,说:“是,我跟小燕处对象来着。”话音没落周小燕猛地抬头看我,眼睛瞪得老大,里头的东西我看不明白——是慌,还是别的啥。老冯接话:“处对象,那你们是自愿的?”我说自愿的。老冯在本子上记了两笔,又抬头看周小燕:“小周你说。”周小燕嘴唇哆嗦半天,挤出几个字:“他……他那天喝了酒,在卫生所后头那间库房里……”我脑袋“嗡”一下炸了,啥叫喝了酒?啥叫库房?我吼了一嗓子:“周小燕你胡说什么!”秦主任拍桌子:“陈建国!控制情绪!”
后来的事像一场乱梦。厂里成立了调查组,找我谈了三回,每回我都咬定是处对象,可周小燕咬得更死,说那天晚上我去卫生所找她,满身酒气,把她拽进库房,她反抗了没挣开。库房地上捡到我一只手套——那手套确实是我的,右手虎口破了个洞,之前我帮她搬药箱子落那儿的。刘梅所长作证说那天晚上听见库房有动静,以为是谁偷药,没敢进去看。几个平时跟我打牌的工友也说了句“建国平时是爱跟小周逗”,这话到了调查组笔录里就变成了“陈建国经常纠缠周小燕”。
我爹从乡下赶来了,蹲在厂招待所门口抽了一地烟屁股,求秦主任再查查。秦主任叹口气说老陈啊,女方一口咬定,又有物证,现在正在严打风头上,厂里保不了。我娘来看了我一次,隔着保卫科的窗户递进来一包煮鸡蛋,哭得话都说不成句。我攥着鸡蛋没吃,手抖得剥不开壳。
判决下来那天是五月底,厂礼堂开的公审大会,台上坐了一排穿制服的,底下乌压压全是人。我剃了头,戴着手铐站最前面。审判员念了一通啥我记不全了,就记住最后那句:“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底下嗡嗡一片,我扭头找了一圈,没看见周小燕,也没看见我爹娘。警车拉着我往县看守所走的时候,路过厂门口那两排梧桐树,叶子绿得发黑,风一吹哗啦啦响,跟我那天晚上站树底下等周小燕时听见的一模一样。
在里头头三个月最难熬。同号里有个老扒手,看我天天闷头不说话,拿胳膊肘杵我:“小子,犯的啥事?”我说强奸。他上下打量我两眼,嘿嘿笑了:“不像。瞅你这面相,窝囊案子吧?”我没搭理他,心里那个恨——恨周小燕翻脸咬人,恨自己没看住裤腰带,更恨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干活的时候我比谁都卖力,糊纸盒、砸石子、挖河泥,累得躺下就着,省得胡思乱想。管教姓赵,三十来岁,有回找我谈话,说陈建国你表现还行,心里有事别憋着,出去还年轻。我问他五年能不能减,他说好好干,有立功表现报上去。
第三年夏天,我救了同号一个发高烧抽过去的,背着他跑了二里地到医务室。赵管教给报了个表扬,年底减了半年。第五年开春放我出来那天,我爹来接我,背更驼了,头发白了一大半。爷俩坐长途车回村,一路上他啥也没问,快到村口才说了一句:“你娘眼睛哭坏了,你回去别顶嘴。”我嗯一声,嗓子眼堵得慌。
回村头一个月我躲家里没出门,帮爹伺候那几亩地。村里风言风语少不了,有人在井台上碰见我扭头就走,原先说亲那家托人把庚帖都要回去了。我也认了,想着这辈子就这样吧,种地打粮,能填饱肚子就行。可干了半年农活,我这手上全是老茧,心里那点不甘心又拱出来了——才三十出头,不能就这么窝囊一辈子。
我舅在县城跑运输,见我实在憋闷,说建国你跟我跑车吧,搬搬扛扛的,管吃管住一个月再给六十。我就跟着上了货车,从县里往市里拉煤拉沙子。跑了两年,摸清门道了,拿攒的钱跟舅凑了份子,盘下一辆二手解放,自己跑单帮。那几年路不好走,车也破,三天两头趴窝,我钻车底下修车,机油糊一脸,冬天手冻得握不住扳手。可挣的是现钱,跑一趟市里能落七八十,慢慢手头活泛了。
八六年夏天,我拉一车西瓜去邻县,半道上碰见个翻沟里的三轮,开车的老头卡在驾驶室里出不来。我拿撬棍别开门把人拖出来,又开我的车帮他拽三轮。老头姓孙,是县物资局退休的,儿子在省城倒腾汽车配件。他非请我吃饭,饭桌上问我愿不愿意跑长途,往南边拉货,一趟挣的比倒煤多好几倍。我说我没路子。孙老头写了个条子:“你去找我儿子孙红旗,就说我让去的。”
孙红旗在省城汽配城有个门脸,见条子挺客气,说陈哥你帮我往广州送两趟货试试。第一趟是满满一车五金件,我开了三天两夜到广州,卸完货在驾驶室里睡了一天,回来结账,孙红旗数给我八百。那是我头一回见这么多钱,攥着厚厚一沓十块五块的票子,手心里全是汗。跑了两年南线,我把解放换成东风,又攒钱买了第二辆车雇了个司机。九零年跟孙红旗合伙弄了个小车队,专跑省城到深圳那条线。
九二年开春,我手里攒了二十来万,那时候算大钱了。孙红旗说建国你该弄辆好车撑撑门面,现在跑长途的谁不讲究个排场,车好货主才敢把值钱东西交给你。我琢磨好几天,一咬牙托人从天津港提了辆奔驰,虎头奔,S级,黑色,底盘升降,真皮座椅带电加热。车开回车队那天,十几个司机围上来看,有个小年轻上手摸方向盘,让我一巴掌拍开:“洗手去!”
那车开着是真威风,跑在国道上别的车都往边上让,进服务区加水,人家一看这车标,客客气气指路。有回我去省城汽配城找孙红旗结账,车停门口,旁边几辆桑塔纳和标致立马显得灰头土脸。孙红旗绕着车转了三圈,拍拍引擎盖:“行啊建国,混出来了。”我靠在车门上抽烟,心里那滋味说不上来——当年在厂里连饭盒都端不稳的穷小子,现在开上大奔了。可这车越好,我越老想起一件事,像根刺卡嗓子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九三年秋天,我回县里给爹娘上坟——我娘前一年没的,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的事娘知道是亏了,可咱拧不过命,你好好过。我跪坟前烧纸,火苗子蹿起老高,纸灰打着旋往天上飘。上完坟我在县城宾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开车去吃羊汤,刚坐下剥蒜,听见邻桌几个老头聊天,其中一个说:“机械厂那个周小燕,你们还记得不?当年说陈建国强奸那个。”我手上一使劲,蒜瓣捏扁了,汁水滋出来。
另一个老头接话:“咋不记得,那闺女后来也没落好。嫁了公社书记外甥,那小子不正干,喝酒打人,过了没两年离婚了,孩子好像判给男方了。她后来调走了,听说去了南边什么卫生院。”先前那老头压低嗓子:“我听说啊,当年那事有蹊跷。她后来跟人喝酒说漏过嘴,孩子不是陈建国的,是厂办秦主任小舅子的。那小子有家室,她不敢说,正好陈建国跟她走得近,就栽赃了。”一桌人唏嘘半天,有个说那陈建国不是白蹲了五年?另一个说可不是,那小子出来好像混得不错,开大奔了。
我坐那儿把一碗羊汤喝得精光,辣子放了两勺,呛得眼眶发酸。结账的时候多给了老板十块钱,说蒜好吃。出了门太阳照得明晃晃的,虎头奔的黑漆面反光刺眼。我开车在县城大街上转了两圈,路过机械厂旧址——那两排梧桐树还在,树粗了一圈,可厂牌子摘了,大门砌了墙,里头改成了农贸市场,卖菜卖肉吆喝声一片。
我把车停马路牙子边上,坐车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掉在真皮座椅上,拿手指头掸了,留下个灰印子。我想起当年在卫生所后头库房门口捡到我那只破手套的应该是谁——周小燕让我帮她搬药箱子那天,我手套落那儿,隔了一天再去找就没了,她说没看见。我想起秦主任拍桌子那一下,想起审判员念判决书时底下嗡嗡的人声,想起我爹蹲招待所门口抽烟的背影。烟头烫了手指头,我一哆嗦扔出窗外,发动车走了。
那年冬天,一个当年同宿舍的工友找到我车队,说他儿子想学开车,托我带带。喝酒的时候聊起来,他说陈建国你知不知道,周小燕去年回来了,在城关卫生院上班,日子过得挺紧巴,一个人带着孩子——就是当年那个,判给男方后又让孩子找她来了,那男的不给抚养费。工友看了我一眼,端着酒杯斟酌半天:“要不……你去看看?都这么多年了。”
我转着手里的酒杯没吭声。外面下雪了,雪花落在虎头奔车顶上,一会儿就白了一层。我说看啥看,我还有事,明天出车去广州。工友叹口气,啥也没再说。
可那天晚上我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二十出头那会儿的事——周小燕拿镊子给我夹碘伏棉球的样子,河堤上让我牵手时她手冰凉的样子,还有她站在梧桐树底下说“我怀孕了”时眼圈通红的样子。到最后又变成库房地上那只虎口破洞的手套,和公审大会上底下密密麻麻的人头。天快亮的时候我爬起来,拿车钥匙在手里掂了掂,下楼把虎头奔打着火,暖了半天车。
我没去卫生院找她。我开车出了县城,上了国道往南跑,后视镜里县城越来越小,最后缩成天边一截灰影子。这事我终究没去问她要个说法——问明白又能咋样,五年回不来了,我娘的眼睛也回不来了。但方向盘捏在自己手里,路往前伸着,这比啥都实在。
虎头奔的引擎声闷闷的,很稳,我踩下油门,车头昂了一下蹿出去,天边露出鱼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