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六月，徐州会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

日军机械化部队如钢铁洪流般朝着中原腹地推进。

其中，土肥原贤二率领的第十四师团已兵临兰封。

豫东平原危在旦夕。

黄河，这条古老的母亲河，此刻却要被迫承担起军事屏障的使命。

蒋介石在武汉行营的作战室里连续数日无法安眠。

侍从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

一份来自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于三年前提交的《关于应对日军入侵之战略建议》被重新找出。

其中明确提议：“当战局最危急时，宜考虑在黄河决堤，以水代兵，阻敌西进。”

这份曾被搁置的激进方案，如今成了他必须面对的残酷抉择。

他知道，一旦开启潘多拉魔盒，千里沃野将成泽国，无数百姓将流离失所。

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先生连日神情凝重，每于地图前伫立良久，桌上茶饭常原封未动。”

但军事会议上的情报显示：日军第十六师团正沿陇海线快速西进，其先头部队已抵达宁陵。

若郑州失守，武汉将门户大开。

更严重的是，日军可沿平汉线南下，与长江方向日军形成钳形攻势。

那样的话，整个抗战大局将面临崩溃。

六月一日。

一份绝密手令自武汉发出。

收件人是驻守郑州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

命令的核心只有八个字：“迅即决堤，以水阻敌。”

时限被严格限定在四日之内。

此时，窗外正下着淅淅沥沥的梅雨。

雨水打在梧桐叶上的声音，仿佛为这个重大决定奏响的悲怆序曲。

商震收到密令时正在视察黄河大堤。

这位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将领，素以沉稳干练著称。

他深知这个任务的特殊性和残酷性。

在返回司令部的车上，他一反常态地点燃了香烟。

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缭绕，如同他此刻纷乱的思绪。

当日下午，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入位于开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驻地。

委员会的四位资深专家被秘密请到集团军司令部。

其中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工程师，在黄河上工作已近四十年。

当听到要在赵口决堤的计划时，他的手指微微颤抖：“黄河水势虽在枯季，但河床高出地面，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但军令如山。

专家们连夜展开测量计算。

水文图表铺满了整张会议桌。

煤油灯的光晕在每个人脸上跳动。

最终，经过缜密测算，多数专家认为中牟县赵口段是最合适的决口位置。

这里河道相对狭窄，堤坝土质较松，且下游地势利于水流向东蔓延。

六月二日黎明。

五十三军的一个步兵团被紧急调往赵口。

这些来自北方的士兵，大多生长在黄河边。

他们扛着铁锹、镐头，默默走向大堤。

晨光中，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没人知道自己在参与一项将改变数百万人命运的行动。

挖掘工作从清晨开始就困难重重。

赵口段堤坝在光绪年间曾专门加固，基础打得十分牢固。

表层土壤之下，是层层夯实的黏土层。

铁镐砸下去，只能留下浅显的白印。

工程进度远低于预期。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地百姓开始察觉异常。

几个在河边放羊的孩童好奇地张望。

士兵们不得不分出人手在大堤周围设置警戒线。

第一天的挖掘在夜幕降临时被迫停止。

只挖出了一个深不及膝的浅坑。

六月三日。

情况愈发紧急。

日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距离郑州不足百公里的睢县。

空袭警报在开封上空频繁响起。

商震在指挥部里不断收到来自武汉的加急电报。

每封电报的语气都更加严厉。

他将自己最信任的工兵营调往赵口。

这些专业工兵采用坑道作业法，从堤坝侧面横向挖掘。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

黄河此时正值枯水季节，水位较低。

即使挖穿堤坝，能否形成足够水流仍是未知数。

中午时分，天空突然阴沉。

一股莫名的旋风在堤坝上卷起尘土。

刚刚挖开的壕沟，转眼就被流沙填平大半。

士兵中开始流传各种传言。

有人说前夜梦见金龙阻路。

有人说挖出了刻有古篆的镇河铁牛。

这些传言像野火一样在军中蔓延。

直接影响到了士气。

当晚，挖掘工作几乎陷入停滞。

商震不得不亲自赶到现场督战。

他站在堤坝上，望着下面疲惫的士兵：“诸位可知，我们每延误一刻，日军就离郑州更近一步。”

但他的动员效果有限。

许多士兵私下议论：“这哪是抗日，分明是自绝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