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7日，上海局势已进入最紧张的状态。此时的国共的胜负基本已经被注定，可越是离胜利越近，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监狱的地下党李白却越发感觉到自己死期将至。

参加革命这么久以来，李白已经完全清楚了国民党的特性，他知道，在这种情势下，他们势必不会留下他这条命，毕竟：被关押期间，他知道的已经太多。

也正是因此，李白才冒着危险秘密把妻子、战友裘慧英约到了监狱对面的居民楼与他“会面”。说是会面，实际却是隔空互望着打手语、读唇语。

下午3点左右，裘慧英带着孩子准时出现在了监狱对面的居民楼。见到妻子后，扶墙站在窗户边的李白用右手用力挥舞着。妻子注意到他后，他一边做手势一边用嘴不出声地‘说’道：“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裘慧英接收到丈夫这句话后立马紧张起来了，以这种方式和他取得联络后，每次密会，她都是和他约定下次“约会”暗号，可这次，他却让她不要来了。

不好的预感向裘慧英袭来，她连忙紧张地问：“为什么不让我来看你了，是不是判决了？”李白听明白妻子的话后却并未回答，他只打手语配合唇语问道：“解放军现在打到哪里了？”裘慧英告诉他：“解放军已经完成了渡江战役的所有战前准备工作，再过几天就要发动总攻了。”

李白看明白手语唇语内容后眼里顿时一亮，他用最快的速度挥舞着手配合唇语道：“天快亮了，我们的希望要实现了。今天，我能回去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去，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天快亮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了。”

说完后，李白冲着妻子含泪笑了笑，裘慧英看出来了，丈夫的笑容里，有一种即将赴死的从容。

未等裘慧英再说话，李白便转身了。很显然，特务来了，很快，李白的身影便彻底消失在了牢房窗口。

裘慧英不知道，当天，她的丈夫是被两个特务架走的，因为，此时已被军统折磨半年的李白双脚已经因遭受刑罚而断了骨，他当日能勉强站立在窗口已经算是奇迹了。

可即便如此，李白的脚上依旧被上了重重的脚镣，当日被架走时，他身上的很多伤口已经发炎了，可他脸上的却分明有几丝笑意。

丈夫离开后，预感到丈夫死期将至的裘慧英心里满是酸楚。在回出租屋的路上，与丈夫相处的点滴如放电影一般在脑海浮现。

走到街口转弯处时，一缕阳光洒在她身上，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她突然记起，1939年，与丈夫初相遇那天，她也曾见过这样一抹暖阳。

那是一个春天，那时，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她当时的身份是一名抗日小战士，当时她刚参加革命不久。而那时，年不到30岁的李白却已是一个资深的革命者，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反围剿战争、长征等等，赴上海担任党的地下联络员也两年了。

初见他时，她带着组织委派的任务：与李白扮假夫妻，协助完成革命任务。对于当时组织委派的任务具体，后来的裘慧英是这样讲述的，她说：

“有个男同志需要有个家庭做掩护，让我去和那个同志一起工作，表面上要装扮成一对夫妻。”

所以，当时的裘慧英之主要任务是掩护李白向延安发送情报。因为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她出发前抱着很大的希望。可当她见到“被协助者”本人时，她却分明感觉自己希望要落空了，之所以有这想法，后来的裘慧英也在回忆里交代了，她说：

“等见到接头的人，我大失所望。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人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清秀的脸庞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我看不惯！因为我在厂里常见的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

在裘慧英的意识里，革命者应该有革命者该有的模样，所以装成“资本家”模样的李白，在她眼里绝不是“干大事”的料。

于是，失望之余，第一次见李白的裘慧英便疑惑了，“这真的是要和我接头的人吗？”

对完暗号确定眼前的“资本家”就是接头的李白后，裘慧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

当天，裘慧英便带着疑惑去找负责此任务的顶头上司马纯古，她请求马纯古给自己换个任务，哪怕新任务再苦再累她都不怕。马纯古听完裘慧英的“诉苦”，竟然丝毫不顾她的“委屈”，只哈哈一笑后对她说道：

“你别瞎起疑心了，要是叫人看出他是个同志，那还了得啊！搞地下工作要是连自己人都瞒不住，又怎么能瞒得住敌人呢？”

听了马纯古的解释后，自觉有些武断的裘慧英才极不情愿地“哦”了一声。

当天下午，裘慧英便来到了李白位于租界的住所，用李白给她的钥匙打开房门后她才知道：初见面时，自己可能是误会他了，他还真不是资本家。

原来，这资本家打扮的李白，其住所陈设却非常简单——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台收音机、一张床、两把椅子，四周墙上空空如也。

裘慧英进门的时候，李白正在看书，见她来了，他忙起身给她搬了一把椅子并给她倒了一杯茶。做完这些后，他便一声不吭地继续忙自己去了。

经过几天的接触，裘慧英发现李白虽然话不多，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每次睡觉时，李白总坚持自己睡地上而让她睡床上，他的理由是：“女孩子睡地板容易染寒气。”

更让裘慧英的诧异的是，每天早上醒来时，他便已经把早餐给她做好了。在这个“家”里，做太太的她几乎啥也不用干，只等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行到此时，裘慧英便终于确定了：表面资本家的李白，骨子里却是个工农阶级革命家。

裘慧英自己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2岁进厂里打工，15岁开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所以，因为阶级的关系，她对资本家和资本家做派的人很是反感。自然，她也不想也不屑和他们共事。

知道李白不是“资本家”后，裘慧英对他的好感便倍增了。相处一段时日后，她便开始试探性地和他套起了近乎。慢慢地，她对他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

一日午后，李白突然神秘地对她说道：“我今天跟你讲讲电台吧，过段，我还要教你怎么使用电台。”

“电台？”听到这个词后，裘慧英整个人都怔住了。她当时虽然还没有见过电台，却知道电台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设备；她还听说日本人每天都在搜查革命党在上海建立的电台，一旦发电报者被日本人抓住后果将不可设想。

李白见裘慧英似有不解，便解释道：

“电台是我们上海任务的关键，我们在上海获取的情报也是通过这个电台向延安汇报。”

听完这句后，裘慧英便明白每天晚上“丈夫”躲在阁楼里定是去发电报了。她两眼放着光看向李白，只见，他刻意压低声音道：

“你要记住，我们接触的都是最高机密，所以哪怕刀架脖子上、枪对着胸膛，也不能对日本人吐露半个字！”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李白便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教裘慧英发电报。

发电报看似只需动动食指和中指，想学好却并不容易。一个合格的报务员一分钟要发120个字，需要按发报键至少960次才行；地下党的报务员要求更为严格，像李白这样被派往敌人心脏地带的报务员，一分钟至少能发200字！

此外，报务员必须有安全的出身背景、超强的记忆力并无条件服从保密原则。

所以从事这项工作者，都得具备非凡意志力的群体。关键，这些人对革命的信仰，还非得比一般的同志强，若非如此，是断不可能能进入这项工作的。

知道这一切后，裘慧英便对眼前的“资本家”李白更加感兴趣了。一个有月的晚上，她终于忍不住问起了他的身世。

也是在这晚的长谈后，裘慧英才知道：眼前这个有些“资本家模样”的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比她竟要苦上几倍。

李白并不生在富裕人家，相反，他出生在湖南一个贫农家庭。因为祖上没有田产，所以他们全家的生计都依赖一个小小的家庭染房。年四五岁，李白便开始在染房帮工。

因为家贫，李白8岁才入学，也正是在这年，疼爱他的祖母、母亲相继去世。为了生计，关闭染房的父亲只得外出打工。这期间，李白不得不在读书的同时照顾几个比自己更年幼的弟妹。

人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李白最是深有体会。

年11岁时，被迫辍学的李白便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为了生计，13岁时，他便开始靠卖苦力养活家里。为了不让弟弟妹妹和他一样没有书读，他便跟着父亲外出打工了。

打工期间，李白受尽了白眼，也吃尽了苦头。在劳苦大众里深切感知到劳动人民之艰辛的李白，慢慢萌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经常想：“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不干活却可以吃白馍，可我们累到死也吃不上白馍呢？”

1925年，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时，年15岁的李白才知道：原来，天下人都和他有同样的疑惑，他们也和他一样，想要反抗这一切。

那场革命让李白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革命，能让劳苦大众翻身。也只有劳苦大众翻了身，自己的弟妹和父亲，才可以不再被剥削、被压迫。

第二年，16岁的李白便和父亲毅然投入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