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奏折，司马光写得很快。

嘉祐年间某个上元节的夜晚刚过，汴京的灯还没完全灭，他就磨墨起草了。奏折的名字叫《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言辞激烈，结尾是一句：**"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

他骂的不是那些女人。他骂的是皇帝。

那一夜，宋仁宗赵祯在宣德门上看得挺开心。

宣德门是汴京的正门，是仪式感最重的地方。皇帝每年上元节在这里露面，是惯例，叫"与民同乐"——楼下灯如白昼，人山人海，百戏轮番登场，皇帝在上面看，偶尔赏赐，民间就觉得离天子近了一点。

那年的表演节目里有女子相扑。

出场的女人穿得不多。这不是意外，是行规——相扑靠力量和技巧，衣物太累赘反而碍事，加上观众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越清楚越叫好。她们在御街上扭打翻摔，力道很实，引来一片嘈嚷。仁宗在城楼上看了，命人赏赐下去，是银绢若干。

御赐银绢，放在汴京的任何瓦子里都是正常的认可。但这里是宣德门。

宋代的女子相扑有多流行，翻一翻南宋的笔记就能感受到。

《武林旧事》《梦粱录》里留了几个女相扑手的艺名：**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当时从事相扑的女人们有个专门的行业称谓，叫**"女飐"**——史料没解释这两个字为什么这么用，但这个词本身就有一股劲在里面，不温吞。

她们靠这个吃饭。

技术好的，能打出自己的名头，在瓦子里有固定场子，上场有人认，赢了有人喝彩。行情好的时候，比在街边卖艺强多了。女子相扑一般在男子正式比赛前登场，算是暖场：先让她们热场子，把观众留住，再由男选手进行正式角力。这个形式延续了很多年，商业逻辑是跑通的。

司马光对这个逻辑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宣德门。

他在奏疏里说，宣德门是国家颜面所在，天下人都看着，皇帝在此赏赐女子相扑手，等于默许了这种风气——这比女子相扑本身更危险，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是整个风气的问题。

这话有没有道理——说实话，看你站哪边。

对汴京的普通市民来说，女子相扑就是个节目，跟翻跟头、耍把式没本质区别，大家看了高兴，表演的人拿钱，多正常。对司马光来说，那些露着身体扭打的女人出现在宣德门下，不管技术多好，本身就是失体面的事。

两种看法在大宋同时存在了很多年，基本上相安无事。直到那个元宵节，仁宗赏出去的银绢让司马光觉得：忍不了了，得说。

仁宗没有辩驳。

这其实是他一贯的做法。宋仁宗在位四十多年，"仁"这个庙号不是白得的——他有很强的耐受力，面对臣子批评，很少当面顶回去。不是没脾气，是这套规则里，皇帝公开反驳臣子的风险，比被臣子骂更大。臣子骂了，他沉默，史书写的是"仁君纳谏"；他顶回去，史书写的就是"帝不纳谏"。

所以他沉默了。

司马光的奏折进了史书。仁宗那晚赏出去的银绢，史书记了个结果。那些女飐连记录都没有。

史书不记她们之后去了哪里，不记这道禁令落下来之后，"赛关索"的场子还开不开得起来。宣德门下的女子相扑，在正史里就这么没了。

但没了记录，不代表没了人。

南宋的笔记里，女子相扑的描写还在，热闹劲儿根本不减。临安的瓦子里，女飐照样上场，照样有艺名。司马光的禁令管住了宣德门，没管住瓦舍。

有时候我读这段历史觉得有点奇怪：我们对这件事的了解，几乎全靠司马光那道奏折。是他反对这件事，才让这件事留了名——如果他什么都没写，那个元宵夜不过是仁宗漫长统治里的一个普通夜晚，不会被人记得。

那些女人，靠着被批评，被记住了一点点。

这往后一千年，你问谁"宋朝有什么好玩的事"，冷知识里大概会出现：宋朝有女子相扑，她们在皇帝面前打，还拿到了赏钱。

司马光大概没想到，他的奏折替她们留住了这句话。

主要史料：《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司马光）、《武林旧事》（周密）、《梦粱录》（吴自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