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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若停止上调:冲击最大的或并非退休老人,而是2亿灵活就业者

进入2026年,围绕养老金是否继续上调的讨论几乎没有停过。

自2005年以来,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连续多年上调,2025年的总体调整水平为2%。

正因为上调早已成了一种稳定预期,一旦有人提出“如果停止上调会怎样”,舆论的目光往往第一时间落在退休老人身上。

不过,近期也有官方媒体发文提醒,所谓“养老金要崩盘”的说法缺乏依据,一些挑动焦虑的论调值得警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被情绪带着走,不如冷静看一看,养老金调整的预期变化,究竟会对哪一群人的选择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从统计公报看,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7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3亿,约占总人口的23%。

对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养老金按月发放,涨多涨少影响的是生活的宽裕程度,但这份收入本身是确定的。

真正还握着“交不交”这个选择权的,是规模早已超过2亿、并且仍在持续增长的灵活就业群体。

养老金涨不涨,对他们而言不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而是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底值不值得掏钱参保的判断。

事实上,即便在养老金年年上调的这些年里,灵活就业者放弃缴纳社保也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里主要讨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职工保险与居民保险的参保口径需要分开。

以医保为例,2022年末职工医保中的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保人数为5272万人,统计中还包括退休人员。

没有参加职工医保,并不等于没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因此不能用2亿人减去这一数字,得出1.5亿人没有医保的结论。

如果养老金停止上调,原本就犹豫不决的人更容易下定弃保的决心,而一旦大量年轻劳动者选择离场,最终受影响的会是整个社保体系的收支循环。

所以,围绕灵活就业者的社保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想一想:一是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交不起,二是现行的灵活就业社保设计是否合理。

一、收支账本难平,弃保多因无奈

不妨从一笔具体的账算起。

以上海此前公布的标准为例,灵活就业人员每月社保最低需要缴纳2266.1元,其中养老保险费1462元,医疗保险费804.1元。

根据相关招聘信息,上海的外卖员努力干满一个月,收入大约在7000元到8000元之间。

从这七八千元里拿出2266.1元缴纳社保,再扣掉房租、伙食这些日常开销,最后能留在手里的往往只有3000元左右。

这3000元并不是可以随意支配的余钱,很多人还要用它赡养父母、供孩子读书。

在这样的收支状况下,不少人只能先把医保停掉,有的人甚至连养老保险也一并放弃,把省下来的钱用来维持家庭开支。

这个例子说明,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者弃保,并不是不明白社保的重要性,而是在有限的收入面前,社保支出给家庭带来的压力确实不小。

他们做的是一道很现实的算术题,眼前的房租和学费是确定要付的,几十年后的养老金则显得遥远。

养老金的调整预期,恰恰会影响这道算术题的结果。

过去养老金稳步上调,等于给还在缴费的人传递了一个信号,今天交进去的钱将来能换回一份随经济发展而增长的收入。

如果这个信号减弱,对于本来就在“交与不交”之间摇摆的灵活就业者来说,天平很可能进一步向弃保倾斜。

已经退休的人领取的养老金依然照常发放,可那些还没进入体系、或者随时可能退出体系的人,才是这种预期变化中最容易被改变决定的一群。

二、门槛年限双压,制度亟待反思

除了收入本身的限制,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设计是否合理,同样值得认真审视,这主要体现在缴费门槛和最低缴费年限两个方面。

缴费门槛偏高是绕不开的问题。

按上述历史标准,上海每月最低缴纳2266.1元;不同地区、年份的缴费基数和医保费率还会调整。

同样是月薪5000元,企业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保大约只占收入的10%,其余部分由单位承担;而灵活就业者没有单位分担,所有费用都得自己出,算下来要占到收入的30%,甚至40%以上。

更何况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本来就不稳定,旺季多一些,淡季少一些,有多少人能保证每个月都拿得出这样一笔钱,又不影响正常生活,这本身就要打一个问号。

最低缴费年限带来的顾虑也很实际。

按照现行规定,养老保险需要累计缴满一定年限才能按月领取养老金,2029年底前这个门槛仍为15年,而且根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安排,从2030年起最低缴费年限还将逐步提高到20年。

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钟点工以及各类临时工,这些职业的流动性都很大,很多人趁着年轻有体力,能干一天算一天,想的是尽量多挣一点,很少有人敢把规划放到15年甚至更久以后。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情况,在大城市打拼的这些劳动者,大多并没有打算在城市长期留下来,出来就是为了多挣些钱。

等到孩子长大了,或者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了,他们往往会回到老家。

对他们来说,要累计缴费达到最低年限才能领取养老金,加上跨地区转移接续的手续和不确定性,这份承诺看起来就像一张不太容易兑现的“空头支票”。

把门槛和年限放在一起看,就能理解为什么养老金上调与否对灵活就业者格外敏感。

缴费负担重、回报周期长,本来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如果连养老金增长的预期也打了折扣,参保的吸引力会进一步下降。

退休人员面对的是收入增速放缓的问题,而灵活就业者面对的是要不要进入这个体系的问题,两者的分量并不一样。

三、量力缴费有路,保障人人可及

灵活就业者弃保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社保体系的运转依靠的是在职人员持续缴费、退休人员按月领取的代际循环,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约23%,老龄化程度还在加深,如果规模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者大量游离在体系之外,缴费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社保体系的可持续运行必然会受到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状况,关系到的不只是他们自己将来的晚年,也关系到当下3亿多老年人养老金的稳定发放。

因此,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机制进行调整很有必要。

一个健康的社保体系,应该让人人都缴得起社保,有能力的多交一些,能力有限的少交一些,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这才是社保真正的意义所在。

比如在缴费基数上提供更多档次、在缴费方式上更贴合灵活就业者收入时多时少的特点、在跨地区转移接续上减少手续障碍,这些方向如果能够逐步落实,都有助于把更多人留在体系之内。

还要看到,养老金的调整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意愿之间,其实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参保的人越多,基金的底子越厚,养老金保持合理增长的基础就越扎实;反过来,养老金增长的预期越稳定,年轻劳动者参保的信心也就越足。

打通这个循环,既要靠制度层面降低门槛、增强弹性,也离不开养老金调整机制本身的稳定和透明。

对灵活就业者个人来说,尽管目前的社保机制还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但仍然应当尽量参加社保,不要因为一时的压力或者网上的焦虑论调就轻易断缴。

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兼顾基本医疗保障和长期养老安排;如果城市职工医保的负担实在太重,也可以了解一下户籍地或居住地的城乡居民医保,至少先把看病的基本保障兜住。

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子女考虑。

父母老了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养老金和基本的医疗保障,子女肩上的担子就会轻很多。

养老金涨与不涨固然重要,但对2亿灵活就业者而言,比这个数字更要紧的,是自己能不能在这个体系里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