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河北平乡县东田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里，张玺出生了。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虽家境清贫却坚持让儿子读书，在冀南平原的黄土地上，张玺的童年伴随着《三字经》的诵读声和田间劳作的汗水度过。

1927年，15岁的张玺以优异成绩考入邢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创建于1912年的新式学堂，彼时正笼罩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碰撞中。校园里既有捧着《新青年》杂志讨论社会改革的青年，也有暗中监视学生的国民党特务。

张玺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周报等进步书刊，经常参加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张玺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马克思、列宁的语录，课余时间还组织同学排演抗日话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19岁的张玺已是学校共青团支部负责人。面对日军侵占东北的国难，他带着同学走上邢台街头，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的横幅游行。

长达数里的邢台四师游行队伍中，张玺站在卡车上慷慨演讲，声音沙哑却坚定。他不仅发动师生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还秘密发展了20多名进步学生加入共青团，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骨干。

1932年，国民党当局在河北展开大规模"清共"行动。4月，张玺在邢台火车站准备护送一批进步青年去北平时，被埋伏的特务抓获。张玺被按倒时仍高呼"共产党万岁"，口袋里还装着没来得及传递的宣传单。随后他被押往北平草岚子监狱，这个位于胡同深处的特殊监狱，自1931年起关押过薄一波、刘澜涛等数百名共产党人。

在草岚子监狱的500多个日夜，张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国民党特务先是许诺"只要登报脱党就放人"，见他不为所动，又改用酷刑。张玺每次受刑回来都浑身是血，却总笑着安慰大家："比起东北抗联的同志，这算啥？"他还在狱中组织了"学习小组"，带领难友们学习革命理论。

1936年，对于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张玺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在监狱里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彼时，华北大地上的抗日烽火正以燎原之势蔓延，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华北局势日趋危急。

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却面临着一个棘手难题：抗日干部极度匮乏，许多工作因人力不足而难以推进。中共中央北方局意识到，必须尽快释放这批经验丰富的革命干部，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

这一决策并非简单的"释放囚犯"，而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特殊安排。被关押的同志们需要履行必要的手续，既确保组织纪律性，又避免暴露地下党网络。张玺正是通过这一程序，在同年重获自由。

当张玺走出草岚子监狱大门时，他手中紧握的不仅是自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组织交给他三项特殊任务：重建被破坏的冀鲁豫基层组织、建立地下情报网络、为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可此时的冀鲁豫，是一片被国民党统治与土匪横行交织的复杂地带。基层党组织或遭破坏，或转入地下，群众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张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重建党的组织体系。

他选择了一条最"笨"却最有效的方式：徒步走村串户。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同吃同住，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抗日道理；在集市茶馆，他组织秘密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这种"浸入式"的群众工作，很快让特委掌握了大量基层情况。

除了组织建设，张玺还承担着另一项危险任务：营救被捕同志。有一次，冀南某县县委书记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供词随时可能牵连出整个地下网络。张玺连夜制定营救方案：一方面通过上层关系疏通狱警，另一方面组织群众在县政府门前请愿。当王明远被押解途中，预先埋伏的交通员突然制造混乱，趁机将其救走。

在他的努力下，冀鲁豫边区的基层组织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为后续全面抗战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全面抗战的战火终于燃起时，冀鲁豫边区的革命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成为了抗战战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40年4月，36岁的张玺临危受命，出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此时，这个由冀南、鲁西、豫北三省交界处20多个县组成的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最艰难的转折关头：日军刚刚完成对华北的全面占领，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百姓在夹缝中求生，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因战略需要转移至外线。

张玺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着干部们走村串户调研。他们身着粗布衣裳，踏着泥泞的田埂，挨家挨户与老乡拉家常。"大爷，您家今年麦子收成咋样？""大娘，鬼子来抢过粮食吗？"这些看似平常的对话里，藏着发动群众的关键。

很快，根据地掀起了全民备战的热潮。张玺组织构建起民兵自卫队体系：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的青壮年组成基干民兵队，手持土枪、红缨枪在村口站岗；三十五岁以上的编入预备队，负责后勤支援；妇女们组成"妇女救国会"，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部队缝制军鞋、准备干粮；连孩子们也当上"小情报员"，蹲在村头树杈上为游击队放哨。

最让日军头疼的，是冀鲁豫军民创造的"村村联防"战术。每个村庄都挖了地道，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结成防御联盟。一旦某个村子发现敌情，立即通过敲梆子、放信号弹等方式通知周边村庄。

清丰县柳格集的村民在张玺指导下，将地窖改造成战斗工事：挖出直通村外的地道，设置翻板陷阱，还在灶台、炕头设置射击孔。有次日军包围村庄时，民兵通过地道神出鬼没，用土枪土炮击毙日军小队长，吓得敌人仓皇撤退。

还有一次日军一个中队进入南乐县进行扫荡，刚进村口便踩中埋在土路下的"土雷"，炸得鬼子哭喊不止。待他们反应过来组织反击时，民兵早已钻进地道，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战术运用上，张玺将传统游击智慧发挥到极致。针对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特点，他带领军民创造了"麻雀战"。白天看似平静的村庄，到了夜晚便成为游击战的战场。民兵们分成小组，像麻雀觅食般忽东忽西：今日在东村放几枪，明日于西村点把火，将日军搅得寝食难安。

1940年夏，日军一个中队进入南乐县扫荡，民兵队长带领20名战士，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三天内打了十几次伏击，炸毁3辆军车，击毙20多名日军。这种战术很快在全区推广，日军汽车在公路上行驶时，两侧麦田里随时可能飞出手榴弹。

1941年5月5日，日军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五"大扫荡。一万多名日军配备坦克、大炮，分多路向冀鲁豫根据地扑来，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男人被刺刀挑死，妇女遭侮辱后杀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李家集村300多口人被赶到打谷场上，日军先用机枪扫射，再浇汽油放火，整个村庄瞬间化为焦土。

面对如此暴行，张玺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带领指挥部转移至沙区。这里的枣林和沙丘成了天然屏障，他们白天躲在枣树林里办公，晚上就着月光研究战局。有一次，日军突然包围指挥部所在的枣林，张玺和战士们趴在沙坑里，听着子弹在头顶嗖嗖飞过，硬生生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增援部队赶到，这种顽强作风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

在反"扫荡"斗争中，交通破袭战让日军防不胜防。张玺组织民兵在夜间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用铁锹掘断铁路，拆下枕木当柴烧；在公路上挖出半米深的沟壑，撒上碎玻璃和铁蒺藜；甚至砍倒电线杆，使日军通讯陷入瘫痪。1942年，日军从邯郸调来装甲车增援，结果在濮阳至清丰的公路上，被民兵挖掘的沟壑困住，装甲车成了"铁乌龟"，最终不得不放弃任务。

反"扫荡"期间，张玺还创造了"掏心战"战术。他派出精干小分队，化装成日军或伪军，突然袭击敌人指挥所，用自制炸药包炸毁军火库。爆炸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据点里的日军半个月都没能恢复元气。

最艰难的是1943年春天，日军又发动了"四·一二"大扫荡。这次他们出动2万多人，携带毒气弹、燃烧弹，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根据地三分之二的村庄被毁，粮食被抢掠一空，百姓只能靠挖野菜、啃树皮充饥。张玺和战士们一样，每天仅吃两顿稀粥，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继续前行。

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张玺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工作热情。白天他带着干部们深入灾区，组织生产自救；晚上就着油灯写工作笔记。1943年一年间，他写下了23篇读书札记、8篇调查报告和7万多字的日记。

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的具体经验：比如"麻雀战"需分5-7人小组，每组配备1支步枪、2颗手榴弹，专打日军后勤部队；"地道战"要挖三层结构，上层通气、中层藏人、下层储物，每个地道口用石板盖住以防毒气。

这些经验很快在根据地推广开来：民兵用柳条筐装土，在村口构筑简易工事；妇女拆下铜锁熔化成子弹壳；孩子们学会用弹弓打鬼子的探照灯。有次日军夜间进攻，刚靠近村庄就被弹弓打灭探照灯，顿时乱作一团，被埋伏的游击队打得抱头鼠窜。

张玺还特别重视减租减息工作。他带着工作队逐个村庄宣传"二五减租""一分五厘"政策。有户地主抵触政策，张玺便借宿在其堂屋，白天帮着挑水种地，晚上给地主讲抗日道理。半个月后，地主主动减了租，还捐出粮食支援前线。

在冀鲁豫军民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始终没能彻底摧毁根据地。到1943年下半年，根据地不仅恢复了元气，还扩展至34个县，人口超过500万。八路军主力部队从最初的3000人发展到2万多人，民兵队伍更是达到了10万人之众。

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为张玺后来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总结的"平原游击战十六字诀"——依托村落、隐蔽机动、昼伏夜出、敌进我退，被写入八路军战术教材；他发明的利用枣树密集特点搭建隐蔽工事的方法，在华北各根据地推广；他撰写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建设经验》，更成为敌后工作的宝贵指南。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冀鲁豫根据地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区。张玺在继续推进土改的同时，全力组织支前工作。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根据地百姓用独轮车推着200万斤粮食、30万双布鞋随军跟进。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还乡团"反扑，张玺组织"翻身队"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村村有地道，户户有暗室"的防御体系，让还乡团寸步难行。到1948年，冀鲁豫根据地已发展成拥有1500万人口、控制90多个县的解放区，成为中原战场的坚强后盾。

1949年，河南全境解放后，43岁的张玺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的第一任省委书记。当时的河南，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郑州、开封等城市的工厂大多停工，铁路线路损毁严重，农村地区土匪活动猖獗，城市里物价飞涨，许多市民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上任初期，张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社会秩序。他调集部队和民兵，在豫西、豫南山区开展大规模剿匪行动，让老百姓能安心下地干活。

与此同时，他深知“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亲自协调从豫东、豫中地区调运粮食到郑州、洛阳等城市，并在全省成立物价委员会，严打投机倒把行为。1949年底，郑州的米价就回落到解放前的水平，市场逐渐恢复了生机。

稳定了社会秩序后，张玺把重心转向了经济恢复。他带着省委干部走村串户，发现河南农业基础薄弱是关键问题——全省80%的人口是农民，但人均耕地仅2亩左右，且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

1950年，他主持制定了《河南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了确保政策落实，他要求每个县都成立土改工作队，干部们吃住在农村，手把手教农民划阶级、分土地。

除了农业，张玺对工业恢复也极为重视。他发现河南的煤炭、纺织行业有基础但设备陈旧，便从东北调来技术员，修复了郑州的国棉二厂、三厂，还重启了平顶山煤矿的生产。1951年，他推动成立了河南省工业厅，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轻工业”的方针。

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张玺还牵头开展了多项政治运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要求“不漏一个真反革命，不冤一个好百姓”，全省共破获特务、间谍案件1000多起，抓获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抗美援朝期间，他发动河南人民“保家卫国”，1950-1953年全省有50多万青年报名参军，其中3万多人奔赴朝鲜前线；百姓们还捐献了1300多万元旧币。

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张玺更是以身作则。他要求省委机关先自查，自己带头公开财产。最终全省共查处贪污案件1万多件，追回赃款赃物价值800多万元，干部队伍风气为之一新。

1952年11月，因工作成绩突出，张玺被调往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副主任。当时的国家计委刚成立不久，负责编制新中国首个五年计划。张玺凭借在河南积累的经济工作经验，主持制定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发展思路。

他特别重视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多次带队到东北、华北考察，协调钢材、设备等资源的分配。195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28.6%，其中河南的贡献不可小觑——洛阳拖拉机厂、郑州纺织机械厂等项目都是“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

1956年夏天，张玺作为中国经济代表团副团长，随团长李富春前往苏联谈判援建项目。当时苏联对技术转让比较谨慎，张玺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最终争取到更多关键设备的供应。比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需要的1000马力柴油机，苏联原本只同意提供图纸，经过他多次沟通，最终同意提供2台样机，这对国内技术人员学习至关重要。这次谈判历时3个月，签订了20多项协议，为“二五”计划的工业布局奠定了基础。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透支了张玺的健康。1958年，他开始频繁胃痛，但坚持不去医院，说“等忙完这阵再说”。直到1959年1月，他实在撑不住倒下，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在北京医院治疗期间，他仍惦记着工作，让秘书把文件念给他听，甚至在病床上批阅了关于“二五”计划调整的报告。

1959年12月15日，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张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7岁。次年1月11日，国家计委礼堂内庄严肃穆，两千余名干部群众胸佩白花静静肃立，共同悼念这位为国家建设呕心沥血的优秀干部。

礼堂正前方，12个素白花圈整齐排列。最前排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六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挽花圈。

紧随其后的是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各级机关以及张玺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送来的花圈，洁白的菊花与素绢交织，更添肃穆之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手持悼词，声音低沉而坚定地追忆张玺同志的卓越贡献。

追悼会结束后，张玺的骨灰盒被护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长眠于青山翠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