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

▲四所交通大学校名及校徽（图源：四所学校官网）

1896到2026，130年。

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交大、西南交大，四所学校，同一个名字，同一个生日。但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校庆，不是情怀，而是一个更硬核的问题：

四所交大的校友，到底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3沃尔沃汽车·胡润校友会榜》，上海交大有21位校友上榜，上榜校友总财富以6459亿元位列全国高校第一；西安交大贡献了近30位A股董事长；北京交大撑起了中国轨交信号系统的半壁江山；西南交大则沿着铁路产业链串起了一整条创业生态。

但数据只是轮廓。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企业的成长路径背后，是否暗含着某种共性？是否指向了中国制造升级的几种关键能力？

斤风研究了四所交大的代表性校友企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它们恰好对应了中国制造的四种“源代码”。

▍01

系统集成力：从“造船”到“造电池”

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1989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学的是船舶工程。

一个造船的人，后来造出了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帝国。这个跨度乍看离谱，但细想却极其合理。造船需要同时驾驭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材料科学……本质上是一门系统工程学。而动力电池从电极材料的微观选型到整车能量系统的宏观匹配，走的是同一套复杂系统的解题路径。

上海交大给曾毓群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技能点，而是一种拆解复杂问题的底层能力。

但仅有能力还不够。曾毓群的创业起点，远比外界想象的更曲折。

1989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福建一家国企，干了三个月就辞职去了东莞，在新科磁电厂从工程师做起，一路做到研发技术总监，整整十年。1999年，他与朋友联合创立ATL，闯入锂电池制造领域。

▲年轻时候的曾毓群（前排左4)（图源：网络）

创业初期，ATL被一个技术难题卡住：电池鼓包。曾毓群带着团队攻关，最终成为全球20多家专业机构中唯一解决该问题的团队。正是这个突破，让ATL拿到了苹果iPod的电池订单，奠定了行业地位。

但故事没有一帆风顺。早在2002年，曾毓群就判断：“电池的最终战场，是电动车和储能。”2008年，中国政府开始通过政策推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然而，当时国家在消费端对电动车的补贴，规定只面向采用国产电池的电动车。由于历史原因，ATL有日企TDK的股权，始终无法进入采购白名单。

他没有认输。2011年，动力电池研发部门独立，宁德时代正式成立。次年，宝马在全国范围内为首款纯电动车寻找合作伙伴，刚刚成立的宁德时代满足了其800多页的德文技术要求，拿下宝马纯电动汽车“之诺1E”的电池订单，一战成名。

2015年，当磷酸铁锂还是市场主流时，曾毓群率先布局三元材料电池。政策随后转向，要求轿车动力电池能量密度达到200Wh/kg，三元锂电池市场瞬间爆发。

2019年，他又推出CTP技术，首创无模组电池包，彻底改变了动力电池的结构设计。零部件减少40%，空间利用率提升15%-20%，生产效率提高50%。

2021年，碳酸锂价格飙涨，曾毓群高调发布钠离子电池，一度被产业界解读为向上游压价。五年后，钠电池终于走到量产前夜，曾毓群在供应商大会上承诺2026年大规模应用，斤风也对此进行深度报道《钠电凭什么赢得宁德时代全力押注？》。

从船舶到电池，从ATL到宁德时代，从磷酸铁锂到三元锂再到钠电池，曾毓群的每一次跨越，都不是“赌”，而是用系统工程思维对技术路线的精确“定价”。专业可以换，行业可以跨，但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长在骨子里，去哪儿都管用。

▍02

底层攻坚力：一群人的逆袭

如果说上海交大培养的是“系统集成者”，那西安交大输出的则是“底层攻坚者”。

西安交大的企业家版图里，周鸿祎是显性面：互联网、舆论场，锋芒毕露。但在工业自动化这个低调却硬核的领域，还有另一群人正在撑起中国制造升级的脊梁。

汇川技术董事、苏州汇川联合动力董事长李俊田，就是代表。1975年出生，西安交大硕士。

但汇川技术的故事，起点不是李俊田，而是另一个名字：朱兴明。

2001年冬天，华为将旗下安圣电气以7.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艾默生。这是任正非“华为的冬天”系列决策中最痛苦的一笔交易。随安圣电气入职艾默生的华为员工，很多人拿到了几十万的补偿金，在深圳房价五六千一平的时代，这已经足以让人实现财富自由。

但有一批人，拿着这笔钱选择了创业。在后来的创业板和中小板上，诞生出汇川技术、英威腾、禾望电气等10余家华为系A股上市公司。其中最瞩目的，就是汇川技术。

2003年，朱兴明从艾默生离职创办汇川技术，19位联合创始人中16位拥有华为背景。李俊田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华为电气到艾默生网络能源，一路追随而来，担任研发部总监，后来成为公司董事、副总裁。

▲汇川技术董事、苏州汇川联合动力董事长李俊田（图源：网络）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变频器、伺服系统等工控核心部件，被西门子、ABB等国际巨头把持。如果把智能制造比作一个人，AI算法是大脑，机器人是四肢，那变频器和伺服系统就是肌肉和关节，负责把大脑的指令转化为精准动作。没有这些底层元器件，再先进的算法也只是纸上谈兵。

汇川技术从变频器起家，瞄准的是外资品牌不愿定制化的缝隙市场——电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让电梯行业造富，但西门子、ABB不愿为中国市场定制产品。这条裂缝被汇川抓住，迅速撕开缺口。

此后，汇川从变频器延伸到伺服电机，从电梯市场扩展到工业机器人，硬是在技术壁垒极高的工控领域杀出一条血路。截至目前，汇川技术市值约1810亿元，2025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429.7-466.7亿元。如今，汇川技术的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均已位列国内第一。

周鸿祎代表的是西安交大的“显性面”；李俊田则代表了“隐性面”：工厂、车间、生产线，沉默深耕。两张面孔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西安交大。

▍03

标准定义力：从“受气”开始的二十年

从工厂车间转向地铁隧道。如果说汇川在做制造业的“肌肉和关节”，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做的是整座城市交通系统的“神经中枢”。

郜春海，交控科技创始人，1970年出生，1989年考入北京交大铁路信号与控制专业，1993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教。

故事要从一个受刺激的谈判说起。2002年，郜春海受邀参与北京地铁与国外供应商的项目引进谈判。当时，北京乃至全国98%以上的新建或改造轨道交通线路均采用从国外引进的CBTC信号系统，价格约为1300万元/公里。

谈判桌上，面对价格过亿的系统，郜春海提了很多问题。但外国专家想回答就讲两句，不想回答就说“技术保密”，场面一度极其尴尬。

更让他憋屈的是：国外系统不仅价格高，维护成本也高得离谱。一个零部件坏了要修一年半载；想改个站名，国外厂家张嘴就是200万。

郜春海不服气。2004年，机会来了。北京市科委启动CBTC自主创新项目，郜春海担任研发技术负责人之一。

他的策略非常大胆：国外经过100多年已将轨道交通系统研发至第三代（CBTC），郜春海决定跳过前两代技术，从零开始直接研发第三代。

▲郜春海在仿真测试平台上工作（图源：北京交通大学）

攻关之初，举步维艰。国外搞技术封锁，没有他山之石。团队采用“以时间换进度”的策略：不断研发、试错、改进。别人一天工作6小时，他们可能要工作16小时。有学生后来在采访中回忆：“那会儿除了开会，就是写代码，经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

2007年，团队攻克CBTC全部技术难点；2008年，在大连快轨3号线建成首条国产CBTC中试线；2010年12月30日，北京地铁亦庄线开通，这是中国第一条使用自主研发信号系统的地铁线路，标志着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世界第四个掌握该项核心技术并开通运用的国家。

此后，郜春海没有停步。团队又攻克了第四代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FAO），应用于北京地铁燕房线；掌握了互联互通关键技术，解决世界性难题；实现了时速160公里全球最高速FAO系统，应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

从被外国专家爱答不理，到中国人自己写代码定义地铁的运行逻辑，郜春海和北交大人的二十年，是一段从“买标准”到“定标准”的跃迁史。当信号系统的源代码终于写在中国人自己的服务器上，整个轨道交通网络的安全根基，才真正握在了自己手中。

▍04

产业深耕力：三十年和一件事

从地铁轨道转向物流仓库。最后一个故事，属于西南交大人。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西南交大人似乎天生带着一股“偏要把天堑变通途”的劲头。

何金辉，中力股份创始人，西南交通大学1988届机械工程硕士。他的赛道是物料搬运设备：叉车、堆垛机、搬运车。

坦率地说，这大概是所有制造业细分领域里最“不性感”的一个。没有人工智能的光环，没有新能源的风口，饭桌上聊起来也很难引发什么讨论。

但何金辉就在这条不起眼的赛道上，扎扎实实干了几十年。1988年硕士毕业后，他进入杭州叉车厂，从外销部经理做起，一干就是十多年。

2007年，何金辉创立中力股份。当时内燃叉车市场竞争激烈，他果断转向电动叉车市场，成为该领域早期“吃螃蟹”的人。在他的推动下，公司率先推出电动步行式仓储叉车“小金刚”，推动了行业从手动搬运到电动搬运的变革，还获得了德国红点奖。

▲何金辉试驾中力产品（图源：网络）

2016年，他开始研发锂电池叉车技术，提出“油改电”概念，掀起行业风暴。如今，中力股份的电动仓储叉车产销量连续12年位居国内同行业第一，锂电池叉车连续6年产销量第一。2023年，公司海外收入占比达到54.9%，远高于国内同行。2024年12月，中力股份登陆上交所主板。

物料搬运设备看起来确实“土”了些，但这些看似笨重的机器，实际上是现代物流和智能制造的毛细血管。

何金辉做的事，一句话就能概括：制造强国的一颗钉子，不起眼，但拔不掉。没有风口，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而恰恰是这种“长期主义”，才是最稀缺的企业家精神。

▍05

中国制造的四种力量

130年，四所交通大学在各自的天空下长成了截然不同的样子。

但如果我们把宁德时代的系统集成力、汇川技术的底层攻坚力、交控科技的标准定义力、中力股份的产业深耕力放在一起看，一个更大的图景浮现了出来：

他们共同指向了中国制造从“做大”到“做强”的四种核心能力。

系统集成力解决的是“如何把复杂系统做出来”的问题；底层攻坚力解决的是“如何把核心部件造出来”的问题；标准定义力解决的是“如何把话语权拿过来”的问题；产业深耕力解决的是“如何在传统领域做到极致”的问题。

这四种力量，恰好构成了中国制造穿越技术无人区所需要的完整拼图。

至此，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财富榜单和市值数字，更是一个时代命题的回响：当中国制造从规模扩张走向技术攻坚，谁来做“系统集成者”？谁来做“底层攻坚者”？谁来做“标准定义者”？谁来做“产业深耕者”？

答案，已经写在四所交大130年的历史里，也写在这些校友企业成长的故事里。

“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这不只是“交通”二字刻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含义，更是四种源代码交织汇聚后，中国制造面向未来的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