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税务信用惩戒作为新型监管手段，逐渐发挥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效应，但实践中因此产生的行政纠纷也逐渐显现。近日，北京四中院审结一起涉税务失信惩戒行政案件，税务违法当事人吴某（化名）因税务机关确定其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而提起行政诉讼，被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最终认定失信惩戒合法有效。
基本案情
原告吴某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将部分个人收入转为企业收入，未依法申报个人所得税。其纳税地税务机关认定其通过虚假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659.47万元，其中，2019年、2020年少缴税款占当年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2.65%、74.75%。对此，税务机关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追缴税费并加收滞纳金，同时处以罚款496.72万元。吴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复议机关维持后，又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均判决确认上述行政处罚合法。
2025年11月8日，由于吴某仍未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税务机关依据《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将吴某确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并告知吴某若次月15日前仍未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将向社会公布失信信息、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并推送至参与联合惩戒的部门依法依规采取惩戒措施，并对其适用D级纳税人管理措施。
吴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上述《税务事项通知书》。吴某遂向北京四中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税款本金已缴纳，仅剩部分滞纳金及罚款未缴且已提供财产担保，税务机关将其列为失信主体属于重复处罚，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及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
法院审理
北京四中院经审理认为，税务机关作出的失信主体确定通知，是基于重大税收违法行为实施的信用约束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亦不属于行政强制范畴。此前已对吴某作出税务行政处罚，不影响税务机关依法确定其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吴某关于税务机关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和“过罚相当”的主张不能成立。
对于吴某关于补缴税款后不应再认定失信主体的主张，法院认为，吴某进行虚假申报，少缴税款数额及比例均达到《管理办法》规定的认定失信主体的标准。其后虽补缴税款，但仍然符合认定失信主体的情形，因此税务机关将其列为失信主体符合规定。
关于失信信息是否公布，《管理办法》规定，符合相关条件的失信主体，在信息公布前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经税务机关确认，不向社会公布其相关信息。吴某虽已缴清税款，并为部分滞纳金提供担保，但担保不等同于缴清。其尚未足额缴纳滞纳金和罚款，不符合不向社会公布失信信息的情形。
最终，北京四中院判决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法官释法
《管理办法》施行以后，因税收违法信用惩戒引发的行政纠纷陆续出现，司法审查面临的法律适用与尺度把握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和探索。
一方面，本案准确界定了失信主体认定行为的法律属性。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针对相对人特定违法行为，依法直接采取减损权益、增加义务方式进行制裁的行为；而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确定通知系对违法失信纳税人采取的信用约束措施，其内容在于告知相对人将其纳入违法失信主体，其本身并非直接减损违法失信纳税人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制裁措施，需配合其他信用管理措施以使违法失信纳税人受到监管和限制。而且，行政处罚通常由具有法定处罚职责的单一行政机关作出并负责依法执行惩戒；而税务违法失信通知由税务机关作出后予以公示并推送多部门，对失信人进行跨部门监管和联合惩戒。
另一方面，本案厘清了失信主体认定条件与认定时点的关系，明确了事后补缴不否定既存重大税收违法的事实。《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100万元以上，且任一年度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占当年各税种应纳税总额10%以上的，属于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第七条规定，税务机关对当事人依法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人民法院对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税务机关确定其为失信主体。本案通过体系解释与文义解释相统一的方法，明确《管理办法》第六条系认定条件，第七条系认定时点。第七条要求待裁判生效后再作认定，旨在保障当事人救济权利，并非重新计算违法事实，亦非要求届时仍有税款未缴。当事人虚假申报，少缴税款数额及比例均达到法定标准，事后补缴不改变此前已经发生的重大税收违法事实。该规则兼顾权利保障与执法刚性，防止以事后补救规避信用约束，维护了税务执法的严肃性。
税收自古至今延续着家国共生的信义逻辑，是国家运转、民生保障、公共建设的核心支撑，依法纳税是新时代公民与市场主体必须恪守的法治底线与道德底线。各类逃税漏税、隐匿收入、拒不缴税等税收失信行为，既违背了千年传承的诚信文化，也触碰了国家税收法治红线。本案通过明确税务信用约束措施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既有效威慑失信行为，又弘扬诚信兴商、信义家国理念，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供稿：北京四中院
编辑：袁天鹤 任优优
审核：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