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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的盛唐印记:东山白石造像窖藏之谜与微观解读

在山西博物院“佛风遗韵”展厅中,一组来自五台山佛光寺东山的唐代汉白玉造像静静矗立。这三尊“一佛二弟子”造像——释迦牟尼坐

在山西博物院“佛风遗韵”展厅中,一组来自五台山佛光寺东山的唐代汉白玉造像静静矗立。

这三尊“一佛二弟子”造像——释迦牟尼坐像与阿难、迦叶立像,以温润的质地、精湛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展厅中最引人驻足的瑰宝。

它们并非出自声名显赫的石窟寺,而是源于一处唐代高僧塔基的窖藏,它们不仅见证了大唐佛教艺术的鼎盛,更为我们解码唐代宗教社会与雕刻工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范本。

一、塔基惊世:窖藏千年的历史遗存

1974年,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南侧的东山之上,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唐代高僧塔林地宫的神秘面纱。

清理发掘后,六件汉白玉佛教造像与一件石塔重见天日。

据《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山唐代塔基出土白石雕造像》报告考证,这批造像的年代可追溯至唐代中晚期(约8-9世纪),正值五台山佛教文化盛极一时的时期。

与露天石窟中历经风雨侵蚀的造像不同,这批藏于地下地宫的汉白玉造像,因隔绝了自然风化与人为破坏,完整保留了唐代初葬时的原始风貌。

无论是雕刻线条的锐利锋棱,还是彩绘装饰的斑驳痕迹,甚至佛像面部细微的神态表情,都宛若新成。

它们如同一个封存千年的“时间胶囊”,为研究唐代石雕技法、彩绘装銮工艺及佛教仪轨提供了最直接、最完整的实物依据,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

二、神形兼备:唐代造像的艺术巅峰

这三尊汉白玉造像以“一佛二弟子”的经典组合,尽显唐代造像的艺术高度。

主尊释迦牟尼坐像堪称典范: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波浪状佛发规整有序,面颊丰腴饱满,双目微闭、双唇轻合,祥和中透着庄严。身着彩绘袈裟与僧祇支,衣褶繁密自然垂落,线条流畅圆润,将衣物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盛季雨老师 摄影(独家原创,盗版必究)

尤为精妙的是,佛像须弥座上的帷幔褶皱处绘有一只小鸟,正是“佛陀与芦苇筑巢鸟”典故的艺术再现。

宋明宇老师 绘画(独家原创,盗版必究)

佛陀于芦苇畔禅坐,身心寂然,融入天地。一鸟不识其人,误将膝头作磐石,安然衔枝筑巢。佛陀慈心起,七日不动,以定力为舍,以体温为巢,守护新生。待雏鸟振翅远去,佛陀微笑:觉者之静,原是无言的法音,遍护众生。

阿难为清秀俊美的青年比丘,敛手站立,神态恭顺聪慧,袈裟上的彩绘纹样清晰可辨,尽显“多闻第一”的亲和朝气。

迦叶则以苦行僧形象示人,额头深刻皱纹、高耸颧骨与深邃眼神,将其坚毅持重的“头陀第一”风范刻画得入木三分。

白石雕塑本无生命,然一青一朴,一俊一老,二者相对,仿佛时光与心境的共舞,于沉静中蕴藏着动人的艺术张力。

三、彩绘铭文:解码大唐的历史密码

这批造像的珍贵之处,更在于其保留的大量原始历史信息。

释迦牟尼的彩绘袈裟虽色彩已褪,仍能想见当年金彩辉煌的模样。这些彩绘遗存有力证明,唐代佛教造像并非我们今日所见的素白模样,而是周身绚烂、富丽堂皇的,为复原唐代造像的原始视觉风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另外,须弥座帷幔上清晰可见的彩绘菱形纹饰,线条规整灵动,模拟出当时高档丝绸的织物质感。

承载释迦坐像的束腰须弥座基石上,阴刻有发愿文:“大唐天宝四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径邑西子口村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玉石释迦牟尼佛一躯……”。

据此推断,该组造像塑于唐天宝四年(745年),较佛光寺东大殿的建成时间(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提前约一个世纪。

此发愿文虽字迹漫漶,却是包含纪年、供养人及发愿文的原始档案。其价值不仅提供了精确的断代依据,更是窥见唐代社会信仰结构与民众心灵世界的直接史料。

阿难袈裟上的彩绘福田衣,以朱砂等矿物颜料绘制,纹样规整有序,是佛教“福田广种”理念的视觉化表达。

阿难的僧鞋,鞋头微翘,刻画极为写实。其精准地表现出鞋底的厚度与布料的质感,以精妙的细节将神性造像悄然点染出平和亲切的人间气息,展现了唐代雕塑高度写实的艺术追求。

菩萨立像(唐)山西博物院藏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5月,距佛光寺周边一华里的古竹林寺旧址,村民劳作时发现造像线索,经忻州市文物管理处清理后,出土4件汉白玉唐代造像,包括两尊胁侍菩萨立像、一尊弟子像及一个佛座。

其造像质地、风格与无垢净光塔造像一脉相承:同为唐代中晚期作品,均有丰腴体态、流畅衣纹与细腻彩绘,且共同传递“众生平等”的宗教内核,是中晚唐五台山佛教兴盛的见证。

虽然它们分别出自不同寺院的塔基与遗址,但是,却印证了当时当地佛教信仰的普及与造像艺术的繁荣,为研究唐代五台山佛教文化圈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

四、残躯背后:灭佛运动与窖藏习俗的双重印记

经铭文考证,这批白石造像雕造于唐天宝年间(742-756年),正值盛唐佛教信仰鼎盛期。安史之乱后唐国力衰退,寺院经济膨胀致政教矛盾激化。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会昌灭佛”爆发,武宗下诏毁寺逐僧、没收财产,佛像作为信仰核心首遭损毁。

五台山作为北方佛教中心未能幸免,造像头部均于颈部整齐敲凿脱落,排除自然风化及地质灾害因素,实为此次“毁像灭法”、瓦解民众宗教崇拜的典型考古痕迹。

“一佛二弟子”核心造像组合(释迦坐像、阿难立像、迦叶坐像)得以完整留存,推测源于双重因素:其一,宗教地位尊崇,或于灭佛前夕被信众隐匿于塔基深处,借背光及塔基壸门遮挡避劫;其二,造像体量较大且与塔基稳固嵌合,拆卸难度远超小型造像,后者遂成为毁像主要目标。

而即便部分造像遭损毁,也未被彻底销毁,反而被信徒以特定方式留存,这便引出了唐代信仰危机下独特的“造像窖藏习俗”。

造像损毁后被信徒秘密窖藏于塔基及寺院旧址地下,此即唐代信仰危机下的“造像窖藏习俗”。

考古证实,唐代每逢灭佛、战乱,信众常将珍贵宗教器物埋于地下形成“地下信仰仓储”,该习俗在北方多有实证,塔基坚固的结构为造像提供了长期保存条件。

四、多维价值:跨越千年的文化证言

佛光寺东山唐代汉白玉造像的价值是多维而立体的。作为出土明确、年代清晰的遗存,它们成为鉴定唐代同期单体汉白玉造像的“标准器”,为考古断代提供重要参考。

艺术层面,其卓越雕刻技艺、生动人物塑造与完整彩绘信息,尤其是“佛陀护鸟”典故的艺术融入,构成了立体的唐代彩绘艺术教科书,展现了大唐盛世的审美风尚与工艺水准。

历史角度,它们作为高僧塔基的陪葬圣物,直观反映了唐代佛教信仰、丧葬习俗及“塔像结合”的宗教实践。

与近在咫尺的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彩塑相比,二者一为墓塔陪葬,一为殿堂供奉,材质各异却功能互补,共同构建了更为丰满的五台山唐代佛教文化景观。

如今,它们静立于山西博物院中,跨越千年时光,依然散发着璀璨的艺术光芒与深沉的历史回响,让我们得以在凝视中,触摸那个远去时代的辉煌与温情。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晓姝。原创不易,欢迎您的关注、点赞以及在评论区的留言,我们下周一再见。

参考资料:

1.《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2.《五台县佛光村古竹林寺出土唐代白石佛教造像》郭银堂 李培林 3.《在山西读懂中国古代建筑》王炜 4.特别感谢盛季雨老师和宋明宇老师为本文文物拍摄及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