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的起点要追溯到西晋。镇南将军刘弘赴诸葛亮故宅祭拜，幕僚李兴撰写《诸葛武侯故宅铭》，这是现存最早关于武侯故宅的实地记录。铭文中“于沔之阳”一语成为关键，因为沔水即汉水，沔之阳意味着汉水以北，而今天的襄阳隆中偏偏位于汉水以南。这一地理矛盾至今仍是“南阳说”手中最核心的论据之一。到了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与桓秘书》《诸葛故宅铭》三份文献中，从地理区位、实地观感、地貌细节等多个角度，将诸葛故宅指向襄阳隆中。值得注意的是，习凿齿使用了“号曰”二字，说明“隆中”是他对这一地点的命名，并非三国时期已有的原生地名。《三国志》中确实找不到“隆中”二字，这给襄阳说的证据链留下了一道细微但真实的裂缝。
从这些信息看，这场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某一方“无据可依”，而在于双方引用的证据位于不同的时间层。襄阳说依托的是西晋、东晋早期的文献链条——距离诸葛亮生活的年代较近；南阳说所倚重的元代《大元一统志》则首次明确记载“卧龙岗，在南阳县界内，诸葛孔明躬耕之地”，时间上晚了近千年。一个关键机制在于行政区划的变动：东汉南阳郡辖37县，范围覆盖今天的河南南阳、平顶山南部，以及湖北随州、枣阳、襄阳北部等区域。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设襄阳郡，将原属南阳郡的邓县划归襄阳郡；而在诸葛亮躬耕的197年至207年间，邓县仍属南阳郡。如果隆中在当时属于邓县，那么诸葛亮自称“躬耕于南阳”在行政归属上并无矛盾。
更值得关注的是“南阳”一词本身的歧义。汉代有“以郡名代指郡治”的习惯，“南阳”常被用来指代郡治宛城，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市区。这样一来，“躬耕于南阳”就可能有两种解读：一是南阳郡全域，二是特指宛城。若取后者，则躬耕地应指向宛城一带。然而建安初年宛城处于曹操势力范围，而诸葛亮与襄阳名士集团交往密切。如果他真的在宛城躬耕，与襄阳名士的社交往来在地理和政治上都难以实现。这一推论虽然基于背景推断而非直接史料，却是襄阳说在逻辑层面的一记重拳。
真正理解这场争论，还需注意两个容易被忽略的限制。其一，习凿齿“号曰隆中”的命名行为意味着今天的“隆中”地名很可能晚于三国，襄阳说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命名与事实之间的时间差。其二，元代《大元一统志》作为卧龙岗躬耕地的最早官方记载，其晚出本身并不自动否定其真实性——后世纪念地同样可以承载真实的历史记忆——但如果要用它推翻晋代早期文献的记载，证据权重显然不足。岳飞手书《出师表》的传说更是后世附会，无可靠史料佐证，不应被当作论证依据。
明确地说，国内权威通史与工具书的主流观点，依据晋代早期文献，将诸葛亮躬耕与三顾茅庐的历史事件记述于今襄阳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南阳卧龙岗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两地争议的本质，是“历史原址”与“后世纪念地”的区分。南阳卧龙岗的祭祀传统延续至今，是元明清以来重要的诸葛亮纪念地；襄阳古隆中虽被主流史学认定为躬耕原址，但其景区建筑多为后世修建。二者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共同构成了诸葛亮文化的丰富层次。如果一定要为这场千年之争给出一个清晰结论，那就是：历史归属看证据的时间深度与地理逻辑，文化归属看纪念传统的延续与认同。把这两件事分开理解，比争论谁才
是唯一正统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