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个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他本名周树人，出生于1881年的浙江绍兴一个没落士绅家庭，早年家境还算殷实，但祖父周福清因为科场舞弊案入狱，家道迅速衰落，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让他从小就对旧社会体制产生怀疑。

鲁迅年轻时去南京求学，后来留学日本，本来学医，但看到中国人麻木不仁的现状，决定弃医从文，用笔杆子唤醒民众。他回国后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地教书，写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名作，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弊端。鲁迅一生没少得罪人，他的杂文尖锐，常常直指人心黑暗面，但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再说朱安，她生于1878年，也是绍兴人，出身商户家庭，从小裹小脚，几乎不识字，典型的旧式女子。朱安的婚姻是家里安排的，1906年7月6日与鲁迅成婚，那时候鲁迅从日本赶回来，本来是因为母亲鲁瑞称病催他，但其实就是为了逼婚。婚后鲁迅很快就返回日本，夫妻俩基本没同居过，鲁迅对这段婚姻从头到尾都抵触，他觉得这是母亲强加给他的枷锁，朱安成了他摆脱不了的负担。朱安留在绍兴周家，侍奉婆婆鲁瑞，日子过得单调而压抑，她试图接近鲁迅，但鲁迅在北京时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避开她，两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更谈不上夫妻生活。朱安一生无子，就这么守着空荡荡的身份，成了旧时代婚姻的活化石。

许广平出生于1898年的广东广州，家庭是官宦背景，但她是庶出，在家地位不高。从小她就反抗旧习俗，不裹脚，还撕毁父亲为她定的婚约，离家去天津读书，后来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那时候鲁迅在北京教书，许广平是他的学生，她积极参与五四运动，1923年女师大学潮中表现突出。1925年3月，许广平给鲁迅写信求教，两人从此通信，信件内容从时局谈到个人情感，渐渐拉近距离。许广平骨子里有股叛逆劲头，跟鲁迅对旧世界的批判精神相投，她不顾师生身份的争议，主动接近鲁迅。

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作为助教跟随，两人开始公开同居。这件事在当时社会引起不小波澜，因为鲁迅还没和朱安离婚，同居相当于挑战传统道德底线。3月，他们转到上海定居，租房过日子，许广平帮鲁迅打理生活，鲁迅继续写作。这段关系让鲁迅晚年生活稳定下来，但也让他背上骂名，有人说他抛弃原配，薄情寡义。

朱安在北京周家得知消息后，没有大吵大闹，她对身边人说出一段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这话听起来平静，却透着彻骨的寒意，朱安把自己比作蜗牛，爬墙代表她对婚姻的坚持和幻想，现在幻想破灭，她彻底放弃了希望。

这段话出自朱安对俞芳的表述，后来在各种回忆录和传记中流传开来，比如周冠五的回忆和相关历史资料。它反映了朱安的无奈，她一生都活在鲁迅的阴影下，努力维护周家颜面，却换不来一丝回应。朱安不是文化人，她的话语简单直白，却戳中了旧婚姻制度的痛点，许多人读来觉得心寒，因为它道出了无数旧式女子的悲哀命运。

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一直冷淡，他从日本回来后就提出让朱安改嫁，但鲁瑞不同意，担心家族名声。鲁迅每月寄钱给朱安和母亲，经济上没亏待，但情感上完全疏离，他甚至说过朱安是母亲的媳妇，不是他的妻子。

许广平在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复杂，她是鲁迅的学生，年龄差17岁，两人从通信到同居，中间经历了学潮和政治动荡。1925年10月，许广平登门拜访鲁迅，两人关系进一步发展。鲁迅南下厦门时，许广平留在北京，后来追到广州。他们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师生恋，而是基于共同理念，许广平帮鲁迅整理文稿，参与编辑工作，还在抗日时期坚持宣传鲁迅精神。但她也面临舆论压力，有人叫她小三，她自己也曾为怀孕而纠结，最终生下儿子周海婴。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出生，这孩子成了鲁迅唯一的后代，鲁迅为此妥协，没让许广平打掉。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传开后，朱安的生活没多大变化，她继续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住，靠鲁迅寄来的钱过日子。

朱安没文化，但她明白自己的位置，她的话语中没有指责鲁迅或许广平，只是自嘲式的绝望。这段话如今读来依旧心寒，因为它提醒人们，旧时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地位，朱安爬墙的比喻，像极了无数人努力却徒劳的命运。

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死于肺病，享年55岁。他临终前拉着许广平的手，希望她开始新生活，但许广平没改嫁，她抚养周海婴，同时每月寄钱给鲁瑞和朱安，一笔给婆婆，一笔给朱安，直到鲁瑞1943年去世。朱安活到1947年6月29日，死于北京，享年69岁，她一生没离开周家，葬在绍兴。

许广平则活到1968年3月3日，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致力于妇女权益，还整理出版鲁迅遗稿。1941年，她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但没出卖任何人，出狱后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