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会场超满员，以至于听众像结藤似的，一直蔓延到外面为建筑物修葺而搭建的脚手架上。场内的演讲由学生“接力”传至场外，场面异常热烈，先生几乎是被学生抬起来退的场。翌日，掌声喝彩再次响彻大讲堂。内崎博士演讲的要旨每天都由学生报纸加以专题报道。在排日风潮余烬未消的当时，还没有哪个日本人敢向中国青年开口讲演，而受到如此热评者更是绝无仅有。侨居南京的日本人也感到有人给撑面子，心情爽极。接下来，从南京至汉口，船中三日，看浩浩江水，对先生来说不失为很好的休养。船经芜湖、安庆，走马观花，匆匆而过。江中的小孤山石钟山的景致，令人难舍难离。庐山的洋洋大观，虽然只是对云蒸霞蔚的彼岸的远眺而已，却足以令人感到大陆自然风景的雄浑。在九江，我们饶有兴致地逛陶瓷器市场。在汉口，从已然在“守株待兔”的YMCA讲座到日本人的讲演会，在武昌波恩大学¹的三场及在中华大学的一场均大受好评。接着，我又陪先生赴湖南省城长沙，再次引发了轰动效应。武昌到长沙是乘夜行列车，上车前我们自己买了蜡烛。因我们的卧铺包间是两人买断的，所以一上车，等茶房送来茶水后，便马上关门上门，连小便都只能对着窗外撒。这车可以说是十二世纪²和二十世纪的混合列车。天亮的时候，列车抵达长沙东门站。领事馆、当地日侨与省长公署的人一起前来迎接，并得到省长赵恒惕先生周到的欢迎，说明天安排了一场大型讲演会。当晚，日本人当中的一席话，让我有些担心。

1 .书中的“波恩大学”是英文音译讹写，并不是德国的波恩大学，实际就是武昌老牌教会名校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这所学校英文原名 Boone University，是为纪念美国圣公会主教 William Jones Boone（文惠廉） 命名，日语/中文音译极易读成“波恩”，所以内山完造的日文回忆录翻译成中文时，被误写作“波恩大学” 。

1924年改组，更名为华中大学，也就是如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校址就在武昌昙华林，完全和书中1921年武昌演讲的时间、地点对应 。

2 原文如此。

这不别的，而是此地系前段时间英国的伯特兰·罗素来华讲演之地——在世界性大学者的讲演之后，内崎先生的讲演能否成功？可实际上，翌日的讲演岂止是成功，简直堪称大成功。由于彼时各学校都处于罢课之中，省长公署特意派特使发请柬至各校，要求每校务须派十名以上教员和学生代表出席讲座，以至偌大礼堂座无虚席。其中，居然可见时尚短发的女生。先生讲演的题目照例是《东西文明的调和》，满场喝彩，掌声雷动，诚可谓一流。在长沙，此前从未有过日本人对中国青年发表讲演，特别是在排日风潮不仅余势未靡，且不无蓄势再燃之势的情况下，一场激情演讲居然撼动了满场听众，而最受震动者非当地日侨莫属。恰逢汉口总领事濑川氏于长沙公干，在以驻长沙领事岩尾氏为首、三十余名随从的陪同下光临会场，一行人对先生的讲演赞不绝口，表示从未有过如此愉快的体验，人人笑逐颜开，可谓皆大欢喜。中餐安排在第三次革命的核心人物蔡锷创办的松荫中学（？），一行三十余人悉数被招待，日本人既惊且喜，自不在话下。而且，后来我听说，由于罗素当时的讲演较多涉及数学方面的知识，中途不得不三度更换口译而终于不得要领……如此说来，今天讲演的成功可真是空前的了——我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归途乘日清汽船公司的武陵丸，横渡洞庭湖，先生大喜。就这样，内崎先生的讲演会从上海、杭州，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所到之处，皆获成功。先生从汉口赴北京、天津，最后经朝鲜归国。其后，无论何时见面，都会对我说“没有比那时更痛快的事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想，先生内心肯定是满足的。上海YMCA也挣了面子：过去无论怎样挥舞“日中亲善”的大旗，连一个中国人都不见来；纵然号称是中日交换学者、专程从东京来沪的林毅陆¹博士，却也未见中方哪怕出来一个人迎接，当然也没有讲演的邀请，状况颇令人尴尬。我实在看不过去，安排他在当时位于吴淞的政治大学做了一场讲座。日本即使挥舞大旗再用力，也休想得到中国人的响应。然而内崎博士毕竟不同凡响，虽然完全不事张扬，却令中国青年学子们感佩得五体投地，甚至取得了超越罗素的巨大成功，令人痛感和平与公正的力量之强大，居然能让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拍手欢呼。我从此更加坚信，日本和中国的真正握手，非有赖于和平与公正的力量而不可。

这一年的暑期讲座邀请了永井潜²博士，我带他赴杭州游览。当泛舟西湖之上，享受片刻悠闲的时候，博士以一句“与唐宋诗人唱和西湖哉”示我，我至今未敢忘。在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的招待会上，我不仅了解到该校教授多是在日本学习过的人，而且还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缺乏日本医学类书籍的提供者。于是，我决心一定要打破这个难局。实际上，后来也确实付出牺牲，着实努力过一把。不仅与金原商店、南山堂、南江堂、吐凤堂、半田屋、凤鸣堂等机构直接交易，致力于推介日本医术，而且还为发行同仁会的汉译医书而尽力，并大获成功，实乃一大快事。我清楚地知道，在医书提供的生意上，必须先付出“弃子”。不仅如此，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打“弃子”。纵然在有众多反对者的今天，我为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不惜自掏腰包飞来飞去，其实也无异于某种“弃子”。

1 林毅陆（Kiroku Hayashi，1872—1950）：外交史家。长崎县出生。旧姓中村，汉林家林泷三郎的养子。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1901年，赴欧留学，研究外交史和比较宪法。回国后，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1912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参加第一次护宪运动。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1923年，任庆应义塾大学总长。战后，担任枢密顾问官。

2 永井潜（Hisomu Nagai，1876—1957）：医学家、生理学家。广岛县竹原市出生。毕业于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后赴德国留学。1930年，创设日本民族卫生学会，对《国民优生法》的出台贡献甚大。1938年，曾任（伪）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大约正是这个时候，宫崎仪平氏过来，说谷崎润一郎¹来三井银行行土屋氏家做客，想跟中国作家们晤面，问我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当即便应了下来。然后，我给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唐林、谢六逸、王独清、傅彦长、王复泉等人发出请柬，拟在我的二楼搞一次座谈会。届时，请素菜馆禅悦斋送了一桌菜点。谷崎氏后来于《上海交友录》中介绍内山书店便是基于这个机缘。又因谷崎氏的介绍，佐藤春夫觅踪而至。尽管那次佐藤氏大约并未感到满足，但还是很高兴。后来，金子光晴夫妇和国木田虎雄²、潘³等人相继来访，好不热闹。

即使是在排日风潮的节骨眼上，我的店里也没断了中国客人……

1 谷崎润一郎（Jyuniichiro Tanizaki，1886—1965）：小说家、剧作家，耽美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东京日本桥。东京帝国大学中退。1910年，与和辻哲郎等人创刊《新思潮》，并发表《刺青》《麒麟》等作品，受到永井荷风盛赞，发表《恶魔》《春琴抄》等作品，被文坛目为耽美派重镇。1941年，完成《源氏物语》现代语译本。关东大地震后，移居关西。战后，又陆续创作了《细雪》《键》《疯癫老人日记》等小说和《阴翳礼赞》等随笔，均为现代日本文学史上的异色作品。东京出生。

2 国木田虎雄（Torao Kunikida，1902—1970）：大正、昭和时代的诗人。国木田独步的长子。著有诗集《日本诗人》《乐园》等。与曾长期游历南洋的金子光晴夫妇先后来访。

3 原文为“パン ウルカワ”，具体不明。因与曾长期游历南洋的金子光晴夫妇先后来访，且从名字的发音特征上来判断，有可能是某位东南亚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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