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吹遍每个角落。

我出生在江南一个普通的农家，取名马勇。

父亲是一位庄稼人，常年在村里的水田里摸爬滚打；

母亲则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持家、弄菜园，操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在我之前，家里已有两个姐姐。

那时的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思想更是普遍存在。

父母虽不曾明说。

但对我这个家中独子的期望，总是通过各种细节默默流露。

记得姐姐们上学时，父母总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

便只让她们读到初中就辍学回家，帮着干些农活。

而对我，他们却抱着不一样的期望。

五十年代的农村，经济还很落后，能供孩子读书的家庭并不多。

父母虽然供不起我上大学，但仍坚持要让我完成高中学业。

记得那时候，为了省下学费，母亲总是把菜拿到集市上换钱，父亲则是少抽了烟，省下的钱都攒着给我交学费。

每当看到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

我就明白，在他们心中，我不仅是儿子，更是未来的希望。

在当时的农村，一个男孩能读到高中，已是不易。

父母常说：“你是男孩子，以后要顶门立户的。”

这句话里，既有他们对我的期望，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男孩往往被赋予了延续家族、改变命运的重任。

1973年，全国上下都在努力恢复秩序。

那一年的初秋，我高中毕业了。

在当时的农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极其渺茫。

对于普通农家子弟而言，参军入伍成了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记得那年县里下发了入伍名额，村支书特意来我家：

“小勇，你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高，应该去当兵，为国家做贡献。”

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

我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1974年深秋，枫叶泛红时节，我和全县其他二百多名热血青年一起，乘坐绿皮火车奔赴军营。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

虽然是闷罐，但心中满是对军旅生活的憧憬。

临行前，我的高中同学刘梦洁含泪向我表白。

她是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儿，在那个年代，能与之相恋，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既是幸运，也是压力。

我们约定：等我在部队提干，就结为夫妻。

这份承诺，成了我在部队刻苦训练的动力。

七十年代的军营生活，是艰苦的。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训练。

白天有队列、军姿、擦枪、练射击，晚上还要学习。

但我知道，这是我离梦想越来越近的必经之路。

我每天都会额外加练一个小时，常常是别人休息了，我还在操场上负重跑步、练习俯卧撑。

每逢休息日，我都会给梦洁写信，用工整的钢笔字讲述我在部队的点点滴滴，憧憬我们的未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入伍第二年，我因军事素质过硬，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副班长。

那一刻，我感到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记得连长找我谈话时说：

“小勇啊，你是高中生，又肯吃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部队确实是许多农村青年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军营里的点点滴滴，至今想来都倍感温暖。

那里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担当。

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秋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

国家的改革大潮，也悄然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命运。

这一年，我在部队立了二等功。

那是一次边境巡逻任务，我带领全班战士，在零下20度的恶劣天气中，成功处置了一起突发事件。

这份成绩，为我赢得了提干机会。

记得连队开表彰大会那天，我的军装上郑重地别上了那枚二等功奖章。

那一刻，我感觉人生走到了新起点。

回乡探亲前，我特意跑到县城。

在供销社买了两件时髦的的确良衣服，一件是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另一件是米黄色的喇叭裤。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可是稀罕物件。

终于可以带着荣誉和体面，去见我朝思暮想的初恋刘梦洁了。

我们在县城见了面。

她还是那样清秀，但眼神里似乎多了几分世故。

我们一起去了国营饭店，那时能在饭店吃饭的人并不多，我点了四个菜，还特意要了两瓶汽水。

饭桌上，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部队的事，可梦洁却显得兴致寥寥。

饭后，我们去看了场电影，但我的心思全在即将说出的话上。

散场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我想去她家提亲的事。

她沉默了一会，然后说：

“要来提亲的话，东西可不能太寒酸。”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紧。

在那个年代，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身份地位的鸿沟。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整个社会正在悄然发生巨变。

城里已经开始有了个体户，有了“万元户”。

而我们这些在部队的人，曾经令人羡慕的身份，似乎正在慢慢褪色。

但那时的我，依然沉浸在骄傲，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和梦洁之间，已经有了一道看不见的隔阂。

1978年底的一个周日，我和父母早早地起了床。

母亲特意将去年春节，才舍得穿的的确良衣服又拿了出来，父亲也换上了他唯一一件的蓝色中山装。

那件衣服已经有些褪色。

但经过母亲细心熨烫，看起来依然挺括。

按照梦洁的要求，我提前托在县城工作的老乡买了两瓶好酒，又准备了些点心和水果。

那时候，这些东西在农村都是稀罕物，几乎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到。

装点心的塑料袋和水果，在清晨的寒风中哗哗作响。

与我们忐忑的心情呼应。

从我们村到县城，要先坐拖拉机到公社，再转乘长途汽车。

那时的公路都是土路，车厢里布满了柴油味，颠簸得厉害。

母亲晕车，一路上紧闭着眼睛，嘴里念叨着：

“但愿这趟不白跑。”

亲则不停地整理衣领，显得比往常更加局促。

到了梦洁家，她父母的客套话，里带着明显的疏离。

他们都是机关单位的干部，家里有单元楼住房，还有钢丝床，电视机。

梦洁的父亲，谈起最近开始搞改革开放，说以后机关单位的待遇会更好，言语间颇有些得意。

父亲只是不停地点头，时不时夸赞几句。

母亲则一直低着头，双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

午饭，是在他们家吃的。

桌上有白面馒头，还有肉，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伙食在农村可能要等到过年才能吃到。

但我已经吃不出任何滋味。

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梦洁父母对这门亲事的抵触。

直到临走，订婚的事情都没能提出来。

梦洁的父亲，将我带去的两瓶酒又塞回了我的手中，说：

“小伙子，你条件是不错，就是......”

后面的话没说完，但我懂了。

坐在回程的汽车上，望着父母疲惫的面容，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父亲说：“儿啊，不是咱条件不好，是时代变了。”

这句话，我用了很多年才真正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经令人羡慕的身份，已经不及城里人眼中的“铁饭碗”。

1979年春天，我最终还是给梦洁写了封信，信中说：

“咱们有缘无分，祝你前程似锦。”

写这封信时，我的心情异常平静。

我们的世界，终究还是太过遥远。

那时的军营里，也吹起了婚恋自由的新风。

我们团的政委常说：“结婚不能讲条件，要找一个能互相理解、共同进步的人。”

老乡们也常寄信来，说家里有合适的姑娘要介绍。

但我一直没有动心，直到那年夏天，我遇见了她。

她叫王静，是我战友的妹妹。

老王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曾在一次演习中共同立功。

他妹妹来队里探亲时，我们第一次见面。

她没有梦洁那样的城里做派，但有着军人家属特有的坚韧和朴实。

那时她在公社卫生院当护士，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块钱。

但她说：“能够救死扶伤，再苦也值得。”

这种责任感深深打动了我。

一年后，在战友们的见证下，我们领了结婚证。

婚礼很简单，就是在连队食堂摆了几桌酒，但我们都很幸福。

婚后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我在部队继续努力，从副连升到正连，又从正连升到了副营、正营。

王静也在卫生院勤勤恳恳工作，后来评上了主管护师。

我们有一双儿女，儿子参了军，女儿在省城当老师。

如今，我已经退休了。

站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夕阳西下，回想起那段岁月，内心充满感慨。

时代在变迁，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王静说：

“咱们这辈子，没有大富大贵，但踏踏实实，活得清白。”

而我常想，人这一辈子，能找到一个同甘共苦的伴侣，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或许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日子是苦的，也是甜的，关键是和谁一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