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预计，尽管估值偏高，全球股市仍将带来稳健的长期回报。高盛预测的年化收益率（以美元计）为7.7%，接近历史中位数，这主要得益于名义增长、盈利能力和股东分红等结构性因素的支撑。
高盛的模型采用跨区域的通用框架，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调整。高盛运用模块化方法，将总回报定义为盈利增长加上估值变化加上股息收益率，其假设源自自上而下的模型，该模型纳入了当地的驱动因素和指数构成。
盈利增长仍然是业绩的主要驱动力。高盛预计全球盈利（包括股票回购）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6%。股息贡献了剩余的回报，同时高盛预计估值将从目前的高位略有回落。
各区域的展望略有不同：
美国：+6.5%，完全由盈利和适度的股息驱动（股票回购弥补了估值拖累）。
欧洲：+7.1%，一半由盈利驱动，一半由股东回报驱动。
日本：增长8.2%，主要得益于每股收益(EPS)增长6.0%以及政策推动的派息改善。
除日本外的亚洲：增长10.3%，受益于约9%的EPS增长和2.7%的股息收益率，但部分被估值下调所抵消。
新兴市场：增长10.9%，主要受中国和印度强劲的EPS增长带动。
建议将投资组合多元化，不再局限于美国，并重点关注新兴市场。高盛预计更高的名义GDP增长和结构性改革将有利于新兴市场，而人工智能的长期效益应该是普惠性的，而非仅限于美国科技行业
汇率波动至关重要：美元走弱可能会提升以美元计价的收益，并有利于非美国股票。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元走弱往往伴随着非美国股票的优异表现，这为全球多元化投资组合增添了更多机会。
全球股市十年回报预测
高盛引入长期股票预测，以补充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尽管周期性因素会不时影响市场，但高盛预计，在这一预测期内，主导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结构性因素：趋势名义增长、盈利能力和利润率表现、初始估值以及政策环境。
高盛预计，全球股票未来十年的总回报率将达到每年7.1%（以当地货币计价），换算成美元则为7.7%（基于高盛外汇策略师的美元走势）（见图表1）。
高盛针对所有地区采用的建模方法均基于通用框架，并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调整。高盛采用模块化方法，其中总回报等于盈利增长加上估值变化加上股息收益率。合理的估值倍数和长期盈利增长均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型得出，该模型纳入了特定的当地驱动因素和指数构成。
高盛基准情景下的年化总回报率（以美元计）为7.7%，处于自1985年以来滚动10年回报率历史分布的第 35 个百分位。作为参考，长期平均值接近 9.3%，但实际结果取决于市场环境（见图表2）。例如，自2000年以来的平均回报率也为 7.7%，而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波动剧烈：美国科技股表现强劲，欧洲和日本在增长乏力和通缩风险的背景下回报疲软，新兴市场波动性加剧。
在本节中，将各区域的基本情况汇总为一个全球展望（图表3），为后续的详细区域分析奠定基础：
美国：高盛预计年化收益率为+6.5%，主要由每股收益(EPS)增长驱动，估值呈下降趋势，股息保持温和水平。
欧洲：高盛预计年化收益率为+7.1%，盈利和股东分红贡献均衡，股息收益率约为 3%。
日本：高盛预计年化收益率为+8.2%，主要得益于每股收益 (EPS) 增长 6.0%（含股票回购）以及政策推动的股息和股票回购改善。
除日本以外的亚洲：高盛预计年化收益率为+10.3%，主要得益于每股收益 (EPS) 增长约9%（以当地货币计价）和2.7%的股息收益率，但部分被估值下调所抵消。
新兴市场：高盛预计年化收益率为 +10.9%，主要受强劲的每股收益 (EPS) 增长驱动，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高盛还看到，在政策改革的支持下，股东回报正在改善。
以上区域回报均以当地货币计价。高盛的外汇团队预计美元将贬值。这将使高盛的全球总回报率每年提高约0.6%。时机至关重要：他们预计美元贬值将主要集中在前期（未来12个月），之后将逐渐趋于平缓，这意味着货币收益（或损失）可能主要集中在前期。
高盛的基准假设总体上有利，不包含极端冲击或过于乐观的情况。高盛排除了诸如深度衰退或重大地缘政治危机等大规模、持续性的干扰因素，并且高盛没有明确地对人工智能的生产力或收入增长进行建模，尽管这实际上是隐含的，因为高盛在模型中使用了经济学家的长期GDP预测，而这些预测包含了部分技术驱动型增长。在此背景下，高盛构建了两种替代情景，以涵盖一系列可能的结果。乐观情景意味着年化收益率约为10.5%，这得益于更快的名义增长、在可行的情况下选择性地扩大利润率、收窄的风险溢价以及温和的估值重估。相反，悲观情景则表明年化收益率为3.6%，这反映了低于趋势水平的增长、利润率向历史平均水平的收缩、利差扩大以及估值下调，同时政策环境的支持力度也减弱。
图表4展示了高盛的基准预测如何处于这一结果分布之中。首先，美国基准线位于区间中部，这既反映了当前估值过高和市场集中度带来的下行风险，也反映了美国股市巩固其作为全球增长创新中心和优质企业首选上市地地位的潜力。相比之下，亚洲基准预测已接近分布上限，即使在乐观假设下，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也十分有限。MXAPJ 的上涨情景仅比基准线高出约一个百分点，加之更高的波动性和持续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凸显了投资者通常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才能将资金配置到该地区的原因。最后，欧洲呈现出均衡的风险状况。在这里，结果分布呈现出真正的两面性，根据增长轨迹、政策一体化和企业行为，既有可能出现积极的意外，也可能出现消极的意外。
基本要素：
盈利：年增长率 6.2%。各地区的增长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高盛假设营收增长与全球名义 GDP 大致同步，发达市场利润率在已然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稳定（见图表5）。上行风险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率增长可能强于预期；下行风险包括：企业面临去全球化摩擦时利润率的经典均值回归、为弥补公共赤字而提高的实际税率、结构性更高的资本支出和利息负担以及不断上升的劳动份额。
估值：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估值起始于约19倍预期收益的高位（见图表6），高盛假设未来十年估值将略有下降。实际上，这意味着未来十年收益累计增长将超过股价约10%（估值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考虑到初始市盈率，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
股东：2%的股息收益率。虽然各地派息文化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股息部分历来保持稳定（见图表7和图表8），并且仍然是长期股权回报的关键支柱。
综合所有因素，高盛预计全球股票未来十年的年化总回报率将达到7.7%。这一数字明显高于传统的周期调整市盈率（CAPE）方法所预测的回报率。历史数据显示，CAPE对未来十年回报率的解释率约为70%（R²），因此它虽然是一个有用的预测指标，但并非完全准确。目前，全球CAPE约为23倍（见图表9），处于历史水平的前10%。仅基于这一指标，未来十年的年化名义回报率将低于5%。
然而，估值并非全部。虽然较高的市盈率通常预示着较低的预期回报，但高盛认为，目前的估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结构性更高的利润率和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来解释。这些因素反映了指数构成的变化和持续的效率提升，从而降低了仅凭CAPE指标预测的个位数回报率的风险。换句话说，估值仍然是一个不利因素，但它并没有主导前景。
五大关键信息：
(1)尽管估值偏高，高盛预计全球股市仍将带来稳健的长期回报，年化收益率的众数预测约为7.7%，接近历史中位数。
(2)盈利增长仍然是业绩的主要驱动力，高盛预计全球盈利（包括股票回购的影响）将以每年约6%的复合增长率增长。
(3)剩余回报将来自股息，因为估值可能会从目前的高位回落。
(4)美国股市估值偏高，因此建议分散投资，并倾向于新兴市场。新兴市场更高的名义增长率和不断改善的市场结构使其略微优于发达市场。这一前景还取决于人工智能如何重塑股市格局，预计其长期收益将是广泛的，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科技领域。
(5)汇率至关重要：美元贬值可能会提升以美元计价的回报，历史上美元贬值往往与非美国股票的优异表现相吻合。
美国股市十年回报预测
高盛预测未来十年标普500指数的年均总回报率为6.5%，上行和下行情景下的回报率范围分别为3%至10%。相对于1900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十年回报率的分布情况，这一6.5%的基本回报率将排在第27个百分位。若根据高盛经济学家估计的2.2%的平均通胀率进行调整，高盛的预测将表明实际回报率为4%，与历史平均水平相比，这一排名位于第33个百分位。
高盛基准情景预测6.5%的回报率，其构成要素包括：每股收益年化增长率6%、估值年化下降1%以及平均股息收益率1.4%。虽然估值一直是过去十年回报率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但盈利才是回报率本身的主要驱动力。例如，自1990年以来，每股收益增长贡献了标普500指数9%年化名义价格回报率中的8个百分点。高盛预计，未来十年盈利仍将是股票回报率的主要驱动力。
高盛的核心盈利预测基于经济学家对GDP和通胀的预测，并将企业营收增长大致与名义GDP增长保持一致。未来十年美元小幅走弱也将对营收构成一定的利好。高盛的基本盈利预测假设未来十年标普500指数的净利润率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标普500指数的净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目前均接近历史高位，而近几十年来推动企业盈利的诸多利好因素，未来不太可能以类似的幅度提升利润。自1990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的净利润率已从5%增长至目前的13%。在这820个基点的增长中，高盛计算得出570个基点归因于毛利率的提高，而毛利率的提高部分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整合；290个基点归因于利率和企业税率的下降，但这两项指标在未来十年内似乎都不太可能大幅下降。
高盛的估值预测基于一个宏观模型，该模型纳入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通胀率和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该模型与高盛全球市场和资产配置部门的同事之前讨论过的模型类似，并嵌入了高盛对利率和通胀的长期预测，包括2035年10年期美国国债名义收益率为4.5%。
与高盛的盈利预测一样，高盛的基准估值情景假设未来十年企业盈利能力基本保持不变。在高盛的模型中，这将支持未来10年预期市盈率为21倍，较目前的23倍下降10%（年化下降1%）。虽然目前的估值相对于历史水平而言非常高，但过去几十年市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高盛的模型来看，这一趋势主要可归因于利率下降和企业盈利能力上升的趋势。展望未来，除非利率大幅上升和/或企业盈利能力急剧下降，否则高盛认为美国股票估值可能会继续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高盛对股息和净回购的预测（已纳入每股收益增长预测）均假设派息率与历史平均水平一致。高盛模拟的回购派息率为40%，股息派息率为30%，与过去15年的派息率相符。标普500指数70%的总股东回报派息率与195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一致。
当前美国股市高度集中，加剧了长期股市预测的不确定性。近年来，美国大型企业的卓越盈利能力和高估值推动了美国股市整体的盈利增长、市盈率和回报率。如果这些公司保持其主导地位，未来十年股市回报率很可能像过去十年一样，超过大多数预测。相反，如果大型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或估值出现下滑，除非出现另一批“超级明星”企业，否则随着当前市值最大的股票价格回落，整体市场的回报可能会受到抑制。
从宏观角度来看，高盛盈利增长预测的主要上行风险来自人工智能，原因可能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和收入增长强于高盛经济学家目前对GDP的预测，也可能是企业能够利用这项技术显著提升利润率。科技板块的股票市场权重持续上升（该板块的利润率是标普500指数其他板块的两倍，分别为26%和13%），也将推高标普500指数整体的利润率。在高盛的乐观情景下，利润率持续扩张并符合35年来的趋势，将使平均每股收益增长率从6%提升至9%。
如果盈利增长和盈利能力超出高盛的预期，估值也可能随之上升。高盛的乐观盈利情景与23倍的市盈率模型相符，但历史表明，市盈率经常超过“公允价值”，而且估值过高的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年。从资金流动角度来看，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中股票配置比例的持续增加，也会对股票估值构成长期上行风险。反之，高盛的盈利下行情景也与较低的估值和较低的股票配置比例相符。
相比之下，利润率压缩是高盛下行情景的主要驱动因素，在该情景下，年化每股收益增长率仅为4%。除其他因素外，这可能是由于近期美国“明星”科技公司异常高的盈利能力和市值占比出现逆转所致。如果信息技术行业的市值占比和利润率优势回归到1970年至2015年的平均水平，这将导致标普500指数的整体利润率从目前的13%下降至11%。
估值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历史单变量关系表明，预期收益将处于个位数低位，接近高盛下行情景中的水平。从历史经验来看，估值高于平均水平往往预示着回报低于平均水平，高盛预计未来十年也将如此。过去，在估值接近当前水平时，美国股票10年期名义年化总回报率在0%至4%之间。
仅仅依赖历史估值与后续长期回报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目前的估值水平此前仅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和2021年短暂出现过。后一次泡沫破裂发生的时间尚近，高盛无法预知未来十年的发展走向，尽管自那以来的四年间，标普500指数的年化收益率约为10%。虽然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估值之后出现了非常糟糕的十年回报，但当时的市场与如今存在诸多差异，包括目前较低的利率，这预示着股票风险溢价的扩大。此外，从历史数据来看，估值与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往往低估了实际回报。
欧洲股市十年回报预测
年化总回报率：欧元为7.1%（美元为7.5%）。基于高盛的构建框架（图表21），高盛预计未来十年欧洲股市的年化总回报率将达到7.1%。这一预测值处于自1990年以来该指数滚动十年回报率历史分布的第27个百分位。作为参考，历史中位数为9.1%，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已降至7.0%。
高盛的基准假设总体上有利——排除经济衰退或地缘政治动荡等重大冲击——但由于未纳入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提升或结构性政策转变（包括欧盟一体化程度加深）带来的额外利好，因此仍保持平衡。为了涵盖各种潜在结果，高盛还围绕该基准构建了上行和下行情景模型，分别得出10.1%和4.1%的预计年化回报率。
盈利增长：年复合增长率4.6%。
高盛对长期盈利增长的预测基于两大支柱：
其一，销售额增长与名义销售加权GDP(SW-GDP)保持一致。
其二，净利润率保持稳定。
欧洲企业高度国际化：斯托克600指数仅有40%的收入来自欧洲，26%来自北美，19%来自亚太地区，15%来自其他新兴市场。这种全球化布局意味着仅凭欧洲GDP不足以代表指数增长；因此，高盛采用销售加权GDP方法，以反映真实的收入构成。
高盛的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十年实际SW-GDP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通胀率预计平均为2.1%——与央行目标一致。这一组合将带来每年4.1%的名义销售额增长。
高盛假设净利润率保持稳定。欧洲净利润率目前略低于10%，处于历史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80%分位。尽管利润率已经很高，但结构性变化——例如效率更高、生产力更强的公司在指数中的权重增加——支撑了盈利能力持续增长的前景。市场普遍预期更为乐观，预计利润率将有所扩张，但高盛倾向于在基本假设中保持保守。
考虑到股票回购带来的收益保守估计为0.5个百分点（反映了近五年净回购收益率回升至1.1%，而2000年以来的中位数仅为0.1%），高盛得出2025年至2035年每股收益复合年增长率预测为4.6%（见图表22）。这低于1990年以来的十年中位数增长率（6.0%），但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每股收益增长率（2.7%）。
估值：预期市盈率从14.6倍降至13.9倍。
高盛使用四个关键输入参数进行估值建模（见图表24）：
增长：如上所述，欧洲实际销售加权 GDP 季度环比年化值。
风险：BTP-Bund和OAT-Bund利差的平均值，并参考高盛利率团队的长期预测。
通胀：与2%目标的差距，基于美国核心CPI，高盛的经济学家预计长期将趋于一致。
指数构成：成长股与价值股的相对盈利权重，目前与历史平均水平一致。
基于这些假设，高盛的模型得出的预期市盈率为13.9倍，略低于当前市场水平14.6倍（见图表23）。这将使高盛未来10年的总回报预测每年下调0.5个百分点。
股东收益率：3.5%（3.0%股息+0.5%股票回购）。
股息仍然是欧洲股票回报的基石。高盛假设股息收益率稳定在3%，与2000年以来的长期中位数一致。欧洲股息收益率的分布非常集中（见图表25和图表26），第10和第90百分位数分别为2.4%和3.6%。
股东分红仍然是长期回报的关键驱动因素，而股票回购——尽管从技术上讲，它通过减少股份数量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只体现一次——却与分红一样，都体现了相同的企业意图：将现金返还给股东。假设分红约为3%，股票回购约为0.5%，那么在欧洲，这些分红贡献了未来十年预期总回报（约7%）的一半。
股票回购正成为股东收益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00年以来，净回购收益率的中位数仅为0.1%，但过去五年的平均值已升至1.1%。在高盛的预测中，高盛采取保守策略，假设回购收益率为0.5%。分红和回购之间存在着“沟通渠道”：如果回购保持在高位，分红收益率可能会略有下降，反之亦然。与此同时，高盛预计企业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增长计划中，例如资本支出、研发和并购，这可能会在中期内抑制股票回购活动。
综上所述，高盛预测股东总收益率约为每年3.5%。这一稳定且可观的贡献凸显了分红政策作为欧洲股票回报结构性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货币基准：欧元/美元每年为美元收益增加0.4%。
收益以当地货币（欧元）计价。高盛的外汇策略师预计，未来十年欧元/美元汇率将从目前的1.15升至1.21，这意味着货币升值将带来每年 0.4%的额外收益。这将使欧洲股票以美元计价的年化总回报率预计达到7.5%。值得注意的是，外汇团队预计欧元/美元汇率将在未来12个月内达到1.25，之后将回落至2035年的1.21。这意味着货币收益（和损失）可能在前期集中，随后出现反转。
展望、情景和主要风险。
在高盛的基本情景中，高盛预测欧洲股票的年化总回报率（以欧元计）为 7.1%（以美元计约为7.5%），这得益于4.6%的每股收益复合年增长率、3.5% 的股东收益率和稳定的估值（图表27）。
情景分析：
上行情景：如果欧洲通过更深入的投资和储蓄联盟、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提升或更低廉的能源价格实现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在更强劲的名义增长和约1个百分点的利润率扩张的支撑下，每股收益(EPS)增长率可能加速至6.6%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估值可能重新调整至15.4倍，股东收益率将升至4.0%。在这些假设下，总回报率将超过每年10%。
下行情景：如果欧洲再次陷入类似于2010-2019年的低迷增长期，每股收益增长率可能放缓至1.9%的复合年增长率，反映出GDP走势的波动以及利润率下降150个基点，回归历史平均水平。估值可能下调至13.4倍，股东收益率可能下降至3.0%。在这种情况下，总回报率将降至每年4%左右。
亚太股市十年回报预测
高盛预测，未来十年MSCI亚太（除日本外）指数（MXAPJ）的年化本币总回报率为10.3%。这一预测值在该指数自1987年创立以来的十年滚动回报率历史分布中位列第82百分位。历史平均回报率为7.5%，标准差为2.6%。如下文所述，高盛的预测基于人工智能和企业改革等各方面有利的假设，并排除了经济衰退、国内政策变化或地缘政治动荡等重大风险。因此，对于围绕这一基准线的上涨和下跌情景，高盛分别采用+0.5个标准差和-1.0个标准差的假设，由此得出上涨/下跌情景下的年化回报率分别为11.6%（第94百分位）和7.7%（第57百分位）。
对于占MXAPJ指数29%的中国，高盛预测其未来10年的年化总回报率为10.4%，位列历史10年年化回报率的第70百分位。在标准差分别为+0.5个标准差和-1.0个标准差的假设下，其年化收益率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12.9%和5.4%。
对于日本，高盛预测其未来10年的年化回报率为8.2%，位列历史回报率的第79百分位。在标准差假设下，其年化收益率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10.8%和3.0%。
高盛回报预测的关键驱动因素:
1.盈利假设
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盈利是股票回报的最大组成部分。对于10年增长假设，高盛首先采用自上而下的盈利增长预测方法，预测未来两年的盈利增长（区域复合年增长率为14%），然后利用历史盈利与GDP比率以及高盛经济学家对2035年之前的GDP预测，估算第3年至第10年的趋势增长。由此得出基准每股收益增长估计值为8.3%，与10年历史平均水平一致，该估计值基于加权区域GDP假设（名义增长率5.0%，实际增长率3.3%）。然后，高盛将该值上调40个基点至8.7%，以反映以下因素：(a) 人工智能驱动的资本支出/应用（韩国、台湾、日本、中国）；(b) 结构性改革提升净资产收益率（中国、韩国、日本）；以及 (c) 行业结构向新经济行业（科技、互联网、资本货物）的转变。
区域内部差异显著，因此需要采用细致入微的方法来构建长期预测。印度有望实现最高增长率，年复合增长率达13%，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人口结构带来的利好因素。台湾和韩国（每股收益年复合增长率均为10%）的盈利增长可能受益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股东改革（主要在韩国）以及包括国防、核能和造船（韩国）在内的战略性行业。中国未来三年有望实现12%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应用、不断扩大的外部市场份额（即“走出去”战略）以及反产业化（削减过剩产能及其带来的利润率压力）。到2035年，盈利增长可能会放缓至5%，未来十年平均增长率为8%。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较小的东盟市场有望实现9%的增长，这得益于强劲的国内需求以及某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外部竞争压力的影响。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等发达市场有望实现 6-7% 的盈利增长，与历史平均水平和发达市场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2.估值假设
鉴于高盛预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走高，美国股票估值将略微下降，亚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以及亚洲货币兑美元汇率将走强，高盛的宏观模型显示，MXAPJ指数的市盈率可能回落至10年平均水平13.5倍，较目前较高的15.3倍（+1.4个标准差）下降13%（或年化下降1.2%）。中国的估值水平相对较低，因此高盛预计未来10年内变化不大。日本的市盈率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以每年1%的速度温和下降至14.5倍，略高于其长期平均水平，而目前的市盈率起点较高，为16.3倍（+1.3个标准差）。
3.股东收益
鉴于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日益重视提高盈利能力和股东回报，未来十年，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向股东返还现金可能成为更重要的回报来源。高盛预测，到2035年，新兴市场亚洲的派息率将从38%（远低于发达市场平均水平）上升至44%，这意味着该地区的股息收益率约为2.7%。净回购收益率可能为+0.2%，主要由发达市场（日本、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引领，韩国和中国也将有所改善。大多数新兴市场亚洲市场的净回购收益率（即净发行量）仍为负值。在政策支持下，中国、韩国和日本可能在股息和回购方面的改善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
4.汇率变动
高盛的货币策略师仍然看空美元，并预计未来十年亚洲货币将升值，最终达到高盛估计的基本公允价值。美元走弱对亚洲股市总体有利，这不仅体现在美元总回报的汇率效应上，还体现在盈利、估值和投资组合资金流动等多个方面。鉴于货币汇率趋向公允价值的程度以及公允价值本身的变化方式存在不确定性，高盛更倾向于关注本币总回报，并指出本币升值可能为MXAPJ和日本的美元总回报带来2%-3.5%的年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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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股市十年回报预测
MSCI新兴市场指数：10年年化（本地）总回报率：+10.9%，在主要地区中最高。高盛预测，未来10年MSCI新兴市场指数（MXEF）的年化本地货币总回报率将达到10.9%，在主要地区中最高（高于美国、欧洲、日本和亚太及日本地区）。这一成绩在该指数过去三十年滚动10年回报率的历史分布中位列第63百分位。正如高盛将在下文详细讨论的那样，鉴于市值高度重叠，高盛的新兴市场股票回报预测方法与亚洲策略团队的方法基本一致。高盛将亚洲新兴市场的预测与欧洲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南非和中东股票市场的非亚洲新兴市场预测相结合。考虑到汇率变动，高盛预测以美元计价的年化总回报率为12.8%。
盈利是新兴市场长期回报预测的主要驱动因素：高盛预测盈利将成为高盛长期股票回报预测的主要驱动因素。高盛预计未来10年年化每股收益增长率为8.7%，约占总回报的80%。在盈利预测方面，高盛首先自上而下地估算未来两年的每股收益增长率（2026/2027财年分别为17%/13%），然后根据历史盈利与名义GDP的贝塔系数以及高盛经济学家对2035年之前的GDP预测来预测未来几年的盈利。加权平均后，高盛得出基准每股收益增长率假设为8.1%（与10年平均水平8%以及自2007年以来的历史长期平均水平9%相符），并隐含新兴市场名义GDP复合年增长率1.2倍的贝塔系数。
为了更好地反映人工智能格局的变化以及历史模型未能涵盖的市场近期结构性改革，高盛对基准盈利数据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资本支出/应用带来的潜在收益（北亚地区发展最快，其次是中国，而大多数非亚洲市场的采用率较低）、可能提升净资产收益率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在中国和韩国）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旨在推动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摆脱对石油依赖的资本支出，这些都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高盛将未来十年的每股收益增长预测值每年上调约60个基点，达到8.7%。
就MSCI新兴市场主要子区域而言，印度未来十年有望实现最高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年复合增长率达12.6%（得益于强劲的结构性增长和人口结构利好），其次是南非（10.1%）、北亚（10.0%）（受科技推动），而新兴市场欧洲（6.9%）和中东及北非地区（6.2%）的增长可能最低，原因是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人工智能未能提振企业盈利，以及中东及北非地区还面临着油价结构性走低（与前十年相比）的不利因素。
基于高盛的基准宏观预测，估值将出现适度下调：为了估算“公允价值”倍数，高盛采用了针对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EM）的市盈率宏观模型，并结合高盛对中国的预期。高盛的市盈率宏观模型纳入了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及其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差异、新兴市场10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石油、黄金和铜价格的综合指标）以及美国股票估值（作为全球风险偏好的代表）。在高盛的基准宏观假设下，美国股票估值下降、新兴市场增长放缓以及新兴市场与美国经济增长差异缩小，预示着到2035年市盈率将有所下降，但美元走弱、新兴市场利率下降以及非石油大宗商品价格预期上涨（这将利好南非的黄金相关股票以及秘鲁和智利等拉美铜相关股票）将部分抵消这一影响。由此推断，到2035年，“公允市盈率”将达到12.8倍（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为12.7倍，中国为13倍）。虽然高盛“合理估值”的退出市盈率比 20 年平均/中位数 11.6 倍/11.7 倍高出约 1 倍，但这意味着从目前的 14.1 倍高起点开始，市盈率将下降 9%，年化估值将下降 1%。
政策改革推动股东回报提升：高盛预测，未来十年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平均年化股息收益率约为2.9%，高于今年预期的2.5%，到2035年将达到约3.2%。高盛的假设反映了派息率的温和增长（主要集中在亚洲，亚洲政策制定者正鼓励企业提高股息，作为更广泛的公司治理改革举措的一部分）。高盛的模型显示，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整体派息率将从今年预期的38%提高到2035年的43%，但在大多数地区仍低于发达市场平均水平。高盛预计，新兴市场股票回购收益率将从目前的0.1%小幅提升至0.2%，这主要得益于韩国和中国的政策改革。
外汇因素将不再是新兴市场收益的历史拖累因素，而是可能在未来十年成为其增长动力：高盛的外汇策略师认为，目前美元被高估了约15%，并预计未来十年许多新兴市场货币将升值。根据他们近期发布的长期预测，高盛预计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加权平均外汇升值幅度约为1.7%。新兴市场的加权平均外汇升值幅度略低于亚洲和中国，因为高盛已经看到新兴市场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外汇波动幅度较大，而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都与美元挂钩。即便如此，外汇因素对美元指数的回报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外汇因素一直是MSCI新兴市场指数美元表现的净拖累因素（约1%）。因此，未来十年近2%的外汇利好将意味着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美元总回报较历史水平提高3个百分点。
基准回报强劲，但下行风险高于上行风险：综合上述所有关键驱动因素，高盛预计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当地货币计价的总回报率为10.9%，以美元计价的总回报率为12.8%。就MSCI新兴市场指数水平（以美元计价）而言，高盛的年度预测表明，到2035年底，MSCI新兴市场指数可能达到3270点。由于高盛已将人工智能应用/资本支出和企业改革带来的潜在收益纳入预期，高盛认为，由于外部和国内宏观冲击（增长/衰退风险、美联储和地方政策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基准情景的下行风险高于加速改革或人工智能推动带来的上行风险。因此，高盛围绕当地总回报基准设定了+0.5个标准差和-1.0个标准差的假设，与亚洲预测类似。这表明年化收益率的上涨/下跌分别为 12.5%（第 78 个百分位）和 7.6%（第 40 个百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