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提到：

由于战国中期以来的战争所需，诸如中原一带无天然地形用于防守的地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一系列的军事工事，由此维持秦、韩、魏、赵在该地区的长久对峙。

至秦代，上述工事遭到了系统性拆除，中原地区的军事地缘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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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提到过，秦廷在秦王朝时期曾对水利设施及工事及进行了拆除，并且将其视为在民生领域的巨大功绩。

如你所知，这项工程不可能针对于全部，只会针对于一部分。而拆除的又应是哪一部分呢？

鉴于秦廷以民生角度大作文章，所拆除水利设施应当——

一些恶性水利设施，比如以截断下游诸侯国水源的堤坝，再比如向下游诸侯国泄洪的沟渠，至于本身有利于灌溉、防洪、运输的水利设施不大可能被拆除。

所拆除的军事工事则应分为三类情况——

一是列国在割据时期所建筑的内长城，比如齐对鲁北境的齐长城、赵对魏北境的赵长城、魏对韩东境的魏长城等；

二是列国在边境交通口构筑的过多关卡，主要功能为防御及收税；

三是列国在割据战争对大小城镇乃至乡邑进行的过度城防化，在秦、韩、魏、赵国土犬牙交错且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可能最为常见。

其中，关于关卡及城防都强调了“过度”的问题，换而言之有一些关口及城邑本身就应该配有军事工事，是断不可能拆的。

那么，这一些不可能拆除的工事又有哪些呢？

一种是郡县的治所所在地及有战争压力的地区，该处的工事本身是必要的，拆除的话并不利于秦廷在地方上的统治；

另一种是某一些具有天然地势且具有较高战略地位的要地，典型的就是函谷关-陕邑及虎牢关-荥阳，这一类设施必然会被秦廷重点保护且利用。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秦公子“扶苏”勾结楚将“项燕”携900名秦军于大泽乡哗变，并迅速西进，沿途楚籍士人携广大民众附逆，至陈邑之时叛首陈胜方面的军队已膨胀至属于万计的程度，而且还在极速膨胀。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士人也纷纷响应，一批地方官僚呈规模附逆，再有一批地方官僚被叛军杀害，帝国在东方的统治陷入崩溃状态。

下图为陈胜及各路义军活动范围示意图：

如图所示：

绿色区域为陈胜所属诸将的主要活动区域，主要针对于郑南阳、荥阳及关中三个目标，另外也对黄河下游进行过军事行动，不过这一方面的将领在赵地自立；

粉色区域为响应区域，主要包括旧楚东国地区（含故越地）、旧齐地、旧燕地；

另需说明，秦王朝在岭南方面及南郡方面也出现了变节及就地割据的情况，不过并未与上述地区的义军形成响应关系。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

在秦末大叛乱当中，附逆的主要范围位于崤山以东地区，在太行-上党及石门峡背后的河东郡、河西郡、上郡的晋（魏）故地，在四川盆地的巴、蜀故地，在秦廷所在地的关中一带，均未出现附逆情况。

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根本原因有二：

一者，首都地区本身就不容易产生叛乱倾向，故关中一带能保持稳定；

二者，关中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尚可辐射太行以西的晋故地及秦岭以南的巴、蜀故地，且上述地区由于地理因素与东方有所封闭，而假设秦廷并未拆除上述地理分割的工事的话（事实上这一点实在没有必要怀疑），上述地区也就不易受到东方附逆大潮的波及。

说到这里，估计会有一些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按理说，洛阳盆地也处于关中的辐射范围，且地理上也存在相对的分割，为什么也会附逆呢？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军事因素——

一是楚假王吴广在荥阳方面的军事行动；

二是楚将周文在此基础之上西进的军事行动。

在战国时期，列国针对于秦国内地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是公元前241年的蕞之战，在此时候函谷、陕邑、雒阳、虎牢、荥阳一线就再无战事，再加上秦王朝12年的太平，秦廷在这一条线上的军事部署当略有松懈。再加上陈胜吴广起义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上述区域本身就有所松懈的守军又仓皇迎战，再加上秦廷统治本身存在的客观问题，出现有军事上极其寒碜的失败也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所以，吴广部顺利压制了荥阳方面，周文则直接突入了虎牢以西的一系列关口，致使这种地理及工事上的隔绝被打破。

但所幸的是——从秦廷角度来讲——荥阳方面的据守较为坚决，给秦廷后来的反击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基础。

其后，秦廷迅速展开行动，一方面令王离率长城军团南下进入黄河下游以打击赵地义军，另一方面令章邯以咸阳方面的70万刑徒临时拼凑出一支集团军以迎击周文部。

此处，我们必须说明一个问题：

章邯是如何将70万刑徒拼凑成一支集团军的？

不知是不是受到电子游戏的影响，有一些朋友似乎认为只有有70万刑徒作兵源就能组成一支集团军，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浪漫想法。

在现实中，章邯乃至秦廷都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将70万刑徒整合成一支集团军的指挥链如何构成？

除开一些能从刑徒中提拔以外，只有可能来自于以下三个范围：

一为咸阳方面的常备军，其中二世朝特别增加了一支50,000人的脱产军团；

二为关中本土士人；

三为在始皇朝被迁至咸阳的东方士人。

除此之外，但凡章邯乃至秦廷中的任何一位重臣脑子正常一点，这支集团军中都应该设有一部分并非由刑徒组成的中坚部队——就算条件实在不具备，也起码应该在刑徒中挑选一批精锐者通过一些拉拢手段组成一支不同于普通刑徒的中坚部队——而这一部队中自然会存在有更高的士人比例。

或许，有个别朋友会认为以上内容是笔者的主观臆断，但更多朋友应该会非常清楚：

以上情况基本为现实中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呢？

我们都知道，一切军事活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都不能完全脱离于组织架构及其上的管理——组织架构不见得一定能决定胜败，但组织架构依旧是重要基础之一。

秦王朝作为一个国家机器自然有着在当时看来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其所施行的军事行动、政治行动、经济行动自然也需要使用到组织架构，而秦廷就章邯部的拼凑过程中居然想不到组织架构（指挥链）及支持组织架构的力量（中坚部队）的话——这个假设有且只有可能划归到神经科领域的医学话题中去。

那么，临时兴起的义军是否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当然会意识到。

首先，首义的陈胜部本身就拥有秦军的组织架构，陈胜、吴广作为屯长均为组织架构或者说指挥链的一员；

其次，附逆的地方官僚也是秦官僚系统组织架构的一部分；

最后，一些原本由盗贼集团或民间暴力集团转化而来的义军，虽然本身不具备官军一样严密的组织架构，但在日常的社会活动中也会形成一种朴素的组织架构——更何况其中有一些首领可能本身就是秦朝官吏或旧六国官僚。

但是，由于义军组织的形成具有突然性，想要构建组织架构只有可能从凭借以下三种基础：

一是利用身边有限的人力资源构建组织架构；

二是基本沿用旧秦军/官府的组织架构；

三是在收编各路大、中、小型武装力量的过程中承认各级首领的继承事实以组件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架构。

对比来看，章邯部的组织架构估计也不怎么好，但构建条件上应该明显优于义军方面。

此外，章邯部作为官军大概率还存在一些天然的基础优势，比如武器装备、军需补给、兵员年龄等等。

就此来看，章邯部在面对周文部、吴广部、魏咎部、田澹部、陈胜部乃至项梁部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优势，再加上章邯主攻，后者主守，且后者又因为秦王朝此前拆了一批工事而不易据守，那么章邯部的胜利应当是一种正常或最多优秀的表现而非伟大的表现。

但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到，章邯部在脱离荥阳-黄河沿线以后遭到各路义军的攻击而回退该线，本身也不是很糟糕的表现，而同样也是一种正常的表现——彼时，东方出现大面积附逆，致使义军拥有战略主动权且活力旺盛，而官军同样缺乏工事抵抗义军的四处反扑。

到此为止，我们也就推演到了最终的一个问题：

在巨鹿之战及后续的战斗中，章邯部的表现是否也是一种正常的表现呢？

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章邯部、王离部及赵、楚义军的构成及当地军事地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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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黄河下游的军事地缘与官军/义军的组织架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