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和陈琮英，从包办婚姻到红色伉俪，生育9儿女只留下4人......
1928年，正在南陵做地下工作的任弼时不幸被捕。
国民党士兵对他进行搜身，除了少量的现金之外一无所获。国民党提审任弼时，任弼时从容自若，坚持说自己是湖南到南陵做生意的生意人。
审问不出有价值的消息，敌人就对任弼时施加酷刑，任弼时咬紧牙关，敌人无奈之下只好将他转送到安庆关押。
在转送途中，任弼时和押送他的官兵们上了一艘轮船，不少乘客站在他身边看热闹。任弼时眼尖，从人群之中看到了一位老乡，名为彭佑亭，是一名小商贩，在江浙皖一带运送丝绸。
彭佑亭也注意到任弼时，向前挤着想要和他打招呼，任弼时赶紧给了老乡一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做声。
彭佑亭也算机警，不远不近看着任弼时。国民党官兵见围观之人越来越多，恼怒起来，对着人群大喊："走开走开，赤脑壳儿，有啥子好看！"
任弼时马上扯着嗓子喊道："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随即任弼时开始絮絮叨叨述说起自己的冤屈，巧妙地透露了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住址。
任弼时被押送走了，彭佑亭立刻从中途下船，坐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费了一番波折之后，彭佑亭找到了潜伏在上海的陈琮英，并且将任弼时在船上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陈琮英。
陈琮英立刻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在这段时间之内，任弼时已经被关押在了饮马塘监狱之中，再次受到了严刑拷打，他一直咬定原来的供词。安徽的党组织将任弼时被关押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开始进行营救。
很快，任家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被陈琮英请了出来，他要求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移交到安徽省高等法院。
而陈琮英已经回到了长沙，在堂兄所开的陈岳云纸店之中住下来，假装老板娘。
安庆高等法院派人来到长沙找陈琮英对口供，陈琮英所说的和任弼时说的一模一样，敌人一一对质，竟然找不出任何破绽。因为证据不足，他们只得宣判任弼时无罪。不久之后，陈琮英从长沙赶到安庆，将任弼时接出了监狱。
任弼时能够顺利从这场牢狱之灾之中脱身，除了同乡彭佑亭机警和热心之外，还有和夫人陈琮英之间惊人的默契。任弼时和陈琮英是包办婚姻结合在一起的夫妻，两人青梅竹马，从相知到相爱，正是因为这深厚的感情基础，陈琮英才能从旁人转达的短短几句话之中猜出丈夫的口供，并且帮助丈夫化险为夷。
陈琮英是长沙新桥人，1902年出生，幼年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她的父亲是一名穷苦的教书匠，陈琮英是在兄嫂的拉扯下慢慢长大的。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亦是一名教员，忠厚谦和。任振声的原配陈氏在结婚一年后不幸病逝，因为和原配感情深厚，两家难以割舍，两家长辈决定为了永远维持亲戚关系，将来任振声娶妻生子，就和陈家结"娃娃亲"。
任振声后来娶了第二任妻子朱氏，生下了儿子任培国，后改名为任弼时。任弼时从小就和陈家的姑娘陈仪芳结下了娃娃亲，陈仪芳比任弼时大两岁，12岁的时候就正式搬进了任家。
两人青梅竹马，从小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聪慧明理，因为年纪小，两个人根本不懂得嫁娶的真正含义，但两个人都将对方看作最好的玩伴。
12岁这年，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任弼时离开了家乡，来到了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上学，陈仪芳含着眼泪送走任弼时。
而那时候的任家经济条件并不好，任弼时上学所要用的学费和生活费家中根本负担不起。14岁的陈仪芳向任弼时的父母提出可以去长沙做工，一边照顾任弼时的生活，一边做工赚钱供任弼时上学。
陈仪芳就这样来到了长沙的亲戚家，在亲戚的帮助之下来到长沙北门外的西园袜厂做童工。为了能够多赚一些钱，陈仪芳经常加班加点，她省吃俭用，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给了任弼时，让任弼时解决了难以维持学业的窘迫。
任弼时只要休息的的时间就回去看望陈仪芳，陈仪芳日渐消瘦，任弼时非常心疼，每次都劝她不用如此劳累。任弼时在学业上也是发愤图强，顺利完成了高小和中学的课程。这些年，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虽然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都厌弃包办婚姻，对父母逼迫迎娶的原配夫人敬而远之，但任弼时和陈仪芳这一对却相依相伴，经历了求学时的辛苦，开始为了理想而奋斗。
1919年，因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任弼时积极参加长沙的学生爱国运动之中，并且加入了毛泽东等人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在这里任弼时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接受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洗礼。
1921年，任弼时和刘少奇等人一同赶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且正式改名为任弼时。1922年，任弼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苏联的三年是任弼时和陈仪芳第一次长时间的分离，任弼时担心陈仪芳在国内打工太过辛苦，陈仪芳也担心任弼时在苏联过得不好，任弼时在苏联的生活条件很差，他每天只有两块面包和几个土豆充饥。
寒冷的冬日，房间里没有取暖的火炉，每想到这里，陈仪芳就很心疼。
任弼时常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不认字，要回信只能拜托别人去写。这样不仅仅总是麻烦别人，也不方便把自己内心的思念全部表达出来。
陈仪芳萌生了学习文化的念头，她参加了夜校，很快就会写一写常用的文字。当任弼时收到陈仪芳亲自写的信时，心中不可思议又欣喜非常。满纸的错别字旁人很难理解，任弼时却一下子就能看明白。
任弼时给父亲和兄长写信，恳请他们帮助陈琮英念书。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此事乃为终身之谋。"
信件成为他们两人在异国他乡传递思念和爱情的载体，一直到3年后，任弼时回到国内，两人才算团聚。
1924年，任弼时开始在上海担任地下工作，以上海大学俄文教授的身份掩护。那时候的任弼时才20岁，工作出色。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为了保证任弼时的生命安全，组织决定将陈仪芳接到上海，陈仪芳改名为陈琮英。
两人已经分别了6年，这次见面，陈琮英已经是小巧俊美的大姑娘了。两人在上海是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恋爱长跑了多年，他们最终结为革命夫妇。陈琮英在结婚之后担任了党组织的重要交通员，和任弼时一样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伟业之中。
那时候的任弼时在党的领导下秘密组织学生和工人进行罢课和罢工的工作，非常危险，陈琮英无条件支持丈夫的工作，风雨无阻，相依相伴。
1928年，陈琮英刚刚生下了女儿，任弼时却在南陵被捕。得到消息的陈琮英立刻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前往长沙，按照任弼时给予她的信息，扮演陈岳云纸店的老板娘。在敌人来对质口供的时候，她巧妙应答，打消了敌人的怀疑。当陈琮英赶到上海将任弼时接出狱之时，陈彼时这才得知，因为路上赶得太急，沿途又在下雨，肃杀的深秋，女儿苏明因为受冻而不幸夭折。当时全身是伤的任弼时泪流满面。
1929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租界再次被捕，这次任弼时受到了电刑拷问，他坚持假口供，说自己是一位外地前来的商人。按照他的说法，陈琮英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布置了一座小商人的宅院，并且以商人太太的身份再次和敌人周旋，再一次救出了自己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