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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遗诏传位刘协,是病中糊涂还是回天之策?

前面说到,汉灵帝晚年的权力布局中,刘辩不过是一枚终将被弃掉的棋子,如同当年刘荣。整个何氏家族,都只是过渡性的工具人。

按既定剧本,刘辩将被刘协替代,何氏退场,王氏登台。

王氏拥有一定的人脉与根基,发展上限远非何家可比。以“王氏外戚+宦官集团”的组合拱卫皇权,足可与士族分庭抗礼,双方又能相互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

即便王氏一时半会起不来,还有董太后及董氏家族作为后备。董太后的弟弟董重已就任骠骑将军。

中平五年,以后兄子卫尉脩侯重为票骑将军,领兵千余人。

再加上以蹇硕为首的宦官势力,已将西园军核心牢牢攥在手中,对北军也完成了渗透。

反观何氏兄弟,手中仅握着数千北军,还只是部分听其调遣。

唯一的王牌,只剩何太后与新帝刘辩。看上去,他们勉强能与其他势力形成短暂均势,但底子太薄,地位随时可能倾覆。

要理清何氏后来如何翻盘逆袭,我们不妨先将汉灵帝死后洛阳的权力格局做一番细致盘点。

汉灵帝下遗诏传位刘协,究竟是临终昏聩之举,还是一步深思熟虑的棋?在他多年经营之下,宦官究竟握有哪些底牌,足以支撑他们完成这桩改嗣大业?汉灵帝崩殂那一刻,宦官、外戚、士族三方,究竟谁手里的胜算更大?

灵帝有着怎样的身后布局?

先来看看汉灵帝去世前后的权力格局。

整体框架上,主要是三股力量在角力:外戚、宦官、士族。

我们逐一分析。

1、宦官势力

此时的宦官,风头最劲。

小黄门蹇硕,不仅在名义上掌控着洛阳城里最精锐的武装——西园军,而且将其中核心的三校掌握在手中。

汉灵帝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皆统于蹇硕。

更关键的是,他们还把持着内廷的决策通道。东汉朝廷分中朝与外朝。所谓外朝,是以三公为首的官员体系,名义上总领政务,实则只负责执行。真正的决策中枢在中朝,也就是内廷,其核心便是尚书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而帝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共相朋结,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


只要操作得当,宦官完全可能将军政大权一并收入囊中。

宦官无根无基,全凭皇权一息尚存。东汉历史上,士族和外戚都曾架空过皇帝,唯独宦官始终与皇权死死绑定。正因这份绝对的依赖,汉灵帝才将拥立刘协的重任,托付给了蹇硕。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硕既受遗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

蹇硕

2、外戚势力

此时的外戚已分裂为两大阵营:一边是董氏加王氏,力挺刘协;另一边是何氏,死保刘辩。

先看董氏与王氏的组合。

董太后是汉灵帝生母。前文曾提及,汉灵帝安排何进、何苗分任大将军与车骑将军,两人职级差着两档却同时开府,摆明了是要让他们为争夺资源生出嫌隙。而在大将军与车骑将军之间,恰恰还隔着一个骠骑将军,这个位置,便由董太后的侄子董重占据。

中平五年,以后兄子卫尉脩侯重为票骑将军,领兵千余人。

董氏在军界对何家形成的牵制,不言自明。

王氏这边,王美人虽已被害,但王荣的族人仍在朝中任职,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和人脉积累。王荣是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

祖苞治尚书,为五官中郎〔将〕。

其祖上以研习《尚书》闻名,本身就意味着在士族圈子中的江湖地位;其子孙继承家业,在地方上也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这些,都是屠户出身的何进所不具备的。

何氏根基浅、底子薄,难堪大任;王氏经数代经营,虽非顶流,却有资源、有人脉、有能力,稍加培养便能独当一面。

只是当时火候未到,尚需时日。

……

再看何氏家族。

军权上,他们毫无优势可言。

论领导层级,蹇硕地位更高。他被汉灵帝任命为元帅,比大将军还高一档,灵帝明令他“都督司隶校尉以下”,何进也在受督之列。

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不过,汉灵帝一咽气,蹇硕的硬气便打了折扣。

论实际掌控,双方勉强算平分秋色。何进统帅北军,但自窦武、陈蕃那场宫变之后,北军早被宦官渗透成了筛子,他能调动的恐怕只是其中一部。

蹇硕则指挥西园军。西园八校尉中,他自领上军校尉,冯芳、夏牟与宦官有利益勾连,听其指挥;鲍鸿、赵融皆出任过右扶风,属地方实力派,持中立立场;剩下的袁绍、曹操、淳于琼,大致可归入士族一脉。即便后来士族与何进联手,何进也未必能随心所欲地指挥他们。

再看规模,西园军步骑数万人,“列步骑数万人,结营为陈”,而北军不过四五千。宦官与士族在西园军中大致形成某种均势,何进却只能调动北军的一部分。三方军权排位,便很清楚:

宦官≈士族>何氏家族

……

但何氏手里还捏着另一张牌:临朝听政。

刘辩继位时不过十四岁,依东汉“母后临朝”旧制,何太后开始垂帘。

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

这步棋意味着,何太后掌握了内廷的决策权,何进与太傅袁隗则通过录尚书事,联手拿下了外朝政务。宦官当然可以通过尚书台影响太后,但他们控制中朝的大前提,是皇帝、太后与自己一条心,能够授权给他们。

而何太后似乎并不太愿意分享。这就让宦官们感到有点难受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汉灵帝刚驾崩时,刘辩尚未即位,何皇后也还没被尊为太后,何进在外朝的权力尚未延展至内廷。在这段极短的真空里,宦官垄断了整个决策体系,占据着压倒性优势。

双方对决策权的掌控轨迹,由此变得清晰:灵帝刚死,宦官手握绝对主动;

何太后一旦临朝听政,宦官对内廷的掌控力便不可逆转地开始下滑。

何灵思

3、士族势力

准确地说,士族此刻并不在巅峰,而是在强势回血。

从166年第一次党锢之祸算起,到184年汉灵帝大赦天下,这场针对士林的打压持续了近二十年。

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

184年黄巾事起,汉灵帝担心党人与黄巾合流,才不得不下旨大赦,少数党人得以免罪。

可以说,灵帝终其一生都在压制士族。即位之初那场由外戚窦武联手陈蕃发动的宫变,让他对这股势力始终抱有深深的戒备。

自168年掀起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打击更血腥,波及面更广,影响也更深。更关键的是,这股力道从未真正松懈过。八年后的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请求解除禁锢,汉灵帝非但不听,反而将他处死,紧接着又下旨继续上强度:

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禁锢的绳索越勒越紧,一人获罪,五族株连。

即便184年大赦,也只是惠及部分党人,对核心人物依旧维持高压。

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

所谓“小功”,在五等丧服中对应的是堂兄弟、已嫁姑母这类较疏远的亲属。朝廷不过是解除了对党人远亲、门生故吏的连带追究,避免打击面太大激起民变,而对于党人中坚及其直系亲属,则始终不曾松手。

如此长达数十年的清洗,令士族元气大伤,几乎被逐出决策核心。

从袁隗、袁绍叔侄的仕途起伏,便能窥见一二。

汝南袁氏四世三公,本就是士族网络的塔尖,这叔侄俩又是袁家当时风头最健的人物。172年,袁隗首度出任司徒,位列三公,却于176年因病免官。六年后,182年,他才再次担任司徒,可到了185年又因病被免。此后复出,不过屈居后将军。直到189年汉灵帝死后,他才被拜为太傅,录尚书事。

后将军袁隗德量宽重,奕世忠恪。今以隗为太傅录尚书事。

一再免官,令袁隗在朝中的根基大不如前。从后将军连跨三级直升太傅,看似风光,实则如空降干部,脱离了原有的人事关系。

即便后来袁隗与何进一同录尚书事、共掌外朝,也多半是何进拿主意。

而他的侄儿袁绍,直到188年才出任西园军中军校尉,处于蹇硕的节制之下。

袁隗

不过,士族绝非毫无还手之力。他们最擅长的是编织网络。人脉之广,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袁绍对士人不分贵贱,一律平等相待,访客的车驾将洛阳街巷塞得满满当当。高举“反对宦官”的旗帜,士族的影响力便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开来。

虞、绍亦素有谋,因相连结,未及发,而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勋,而蹇硕等心惮之,并劝从温奏,遂拜京兆尹。

袁绍、宗正刘虞与讨虏校尉盖勋密谋诛除宦官,从宗室到军事将领,都成了袁绍的密友,其人脉之广阔可想而知。

到了东汉末期,士族已基本垄断了地方经济与人才选拔渠道,袁氏家族本就是靠着门生故吏的网络才得以崛起。

虽然这些力量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但底层的资源底盘仍在。一旦遇上合适的气候,反弹的速度将极为惊人。

……

现在,不妨对何太后临朝后各方的实力做个盘点:

兵权,宦官≈士族>何氏家族;

朝中影响,士族<宦官<何氏家族;

资源网络,士族>何氏家族>宦官。

但这盘棋里还藏着两个变数。

其一,汉灵帝刚驾崩那段时间,存在一个短暂的权力空窗期,此时对宫内事务的主导权,士族最弱,何氏居中,宦官一家独大。

其二,董太后在支持刘协这件事上,与宦官立场一致。一旦董氏家族与宦官联手,短期内足以对何氏及士族构成严峻的政治、法理乃至军事挑战。

下一步,就看各方如何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