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四年，一位七十二岁老者途经四川夔州，因病重不治身亡。这个人便是明朝“开国帝师”宋濂。
宋濂的悲剧，是洪武残酷统治下的一个缩影。
他与刘基、章溢和叶琛并称“浙东四先生”。他从1359年投靠朱元璋，穷尽毕生心血，为朱明皇室辅导世子世孙20年。最终，死于流放途中。
宋濂因何罪被流放？答案是，没有罪。
据明史记载，宋濂长孙宋慎牵扯进了“胡惟庸案”。至于是怎么牵扯的，明史和明实录均没有提及，只有一句结果“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
宋慎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殿庭仪礼司序班”，是一个搞会议接待的从六品低级官吏。
一个芝麻大的官儿，能犯多大的事儿，恐怕只有朱十六知道咯。
宋慎上了“胡惟庸案”的黑名单，给金华宋氏一门招来灭族之灾。宋濂作为家长，被朱元璋一并打包塞进了生死簿。如果不是马皇后和太子朱标拼死求情，这位“正的发邪”的开国帝师估计连个全尸都难保全。
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合称“浙东四先生”，在李善长的推荐下，一起入伙朱元璋的队伍。
这个纯血的文人，与同期的刘伯温不同，刘伯温给朱元璋谋划过不少建议，也干过不少脏活，但宋濂一生专注于做学问。用《宋濂传》里一句话，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
朱元璋之所以要用他，用的是他的学术威望，并不是他的政治抱负和治国能力。
对于宋濂，我所能想到一个形容词汇，叫“人畜无害”。
这个像“卡皮巴拉”一样的知识分子。又与刘基、高启合称“明初诗文三大家”。论心机，他不如刘基。论刚烈，他不如高启。哪怕是他最擅长的文学领域，能让后人记住的也只有《送东阳马生序》。
很显然，这个“人畜无害”的知识分子，对朱元璋和朱明皇室毫无威胁。放在别的朝代，极有可能追上“唐宋八大家”的造诣。
但生于明朝，遇上朱元璋，就是另一副人生了。
这位“讨过口子”“化过缘”的帝王，在市井摸爬滚打中，掌握了一套过人的“狡黠”技能。他渴望成为学富五车的文人大家，时刻苦练书法，写写打油诗，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文化人，但从骨子里又憎恶嫉妒读书人，视他们为草芥牛马。
这种反复无常的表现，很难让人不去怀疑，这位所谓“得国最正”的帝王，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
鉴于当时没有“核磁共振”检验技术，朱元璋是不是分裂型人格，这事无法验证。但他对皇子的教育之重视是值得肯定的，开创了皇子接受正规教育的先河。后来，清朝就跟他学了这一套。
宋濂也是历史上首位有明确记载的，由皇帝提着聘礼登门聘请的太子老师。宋濂没有辜负朱元璋的厚望，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朱标，口碑好到爆裂，“千古第一储君”当之无愧。
恰恰是把太子朱标教导的太好，反而成了宋濂的“催命符”。
古代帝王最忌讳的是——“子不类父”。这四个字是中国式家庭传承的第一创痛。
越是成功的父亲，越会习惯性地想把自认为“成功的性格基因”传给接班人，从来保持家族的长久不衰。
汉武帝与太子刘据就是最早的先例。只不过朱元璋残暴归残暴，远没有汉武帝“虎毒食子”的疯狂。宋濂对朱标造成的极大影响，使得朱标成为与朱元璋截然相反的“仁君气质”，这是“市井狡黠”的朱元璋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
尤其在国祚初定，充斥着各种不稳定暗流的政治旋涡中，朱元璋认为宋濂是一个失败的老师。从1360年给儿子拜师时那句“文臣之首，当世无双”；到1376年公开评论宋濂“濂，文人耳”。朱元璋对宋濂的态度发生了急速转变。
人对人的评价不是“一蹴而就”的。宋濂从朱元璋的转变中，意识到了一股潜在危机。特别是，洪武八年“廖永忠”成为第一个洪武屠刀下的冤魂，宋濂察觉到是时候离场了。一年后，（1377年）洪武十年，宋濂告老还乡。
生在一个残暴的时代，人的命运不会因自己的意志而转移。67岁的宋濂在长孙宋慎陪伴下，回到金华。原以为远离了暴君，可以安享晚年。最终，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案”，而遭受牵连。
70岁的宋濂“扛枷带锁”，从金华出发被押送至南京，徒步走了970里路。经过短暂的审判后，又从南京被流放到了茂州，全程3500里。
这位用一生都在践行“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的满血版知识分子，竟是扛着枷锁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光景。原本3500里的路程，宋濂徒步走了2100里，行至夔州（重庆奉节）就累死了。
这一幕，可能只有洪武时代才会有。
宋濂的人生是悲剧的，但他的教育是成功的。至少他一手调教出了两位青年才俊，一个是太子朱标，一个是“读书人的种子”方孝孺。
可惜，朱标英年早逝，方孝孺被朱棣给诛灭了十族。
这样一个始于乱杀的王朝，在王朝覆灭时，出现“衣冠跪马前”的人文奇观，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再多一嘴。方孝孺为什么被称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
很简单，宋濂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他是宋濂的徒弟，是“潜溪先生”（宋濂之号）留下来的一粒“读书火种”。朱元璋杀了最后一个读书人，朱棣碾碎了最后一粒读书种子。
不信你看，明清之后，再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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