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我光着腿走完了五公里的回家路。
手里提着的塑料袋是我唯一的遮羞布。
二十年后，母亲在病榻上向我忏悔。
这句道歉，我等了二十年。
但是我不会选择原谅。
1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男孩生来就比女孩金贵，我家也不例外。
8岁那年的秋天，弟弟发高烧。
母亲抱着他急匆匆地去镇上的卫生所输液。
我拿着弟弟的鞋跟在后面小跑。
从卫生所出来时，已是傍晚。
母亲把弟弟裹得更紧些：“可不敢再着凉了。”
转头看向我：“娟子，可得把弟弟的药拿好了，回家吧！”
我家住在镇子最西头，从卫生所到家，大概五六公里。
走到一半时，弟弟突然扭动起来，带着哭腔说“妈，我没憋住，尿裤子了。”
母亲蹲下来，手忙脚乱地解开他的裤子。
一阵凉风吹过吹过，弟弟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这可咋办，再着凉发烧就麻烦了……”母亲自言自语，焦急地看向四周。
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娟子，把你的裤子脱给弟弟”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快点！”母亲的声音急促起来，“弟弟不能再着凉了！”
“可……可是我……”
“你穿得厚，走快点就到家了。弟弟还病着，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说罢就动手开始脱我的裤子。
那个年代，在我们那里，小孩子大多是不穿内裤的。所以，我的红色条绒裤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母亲此刻的注意力都在弟弟身上，我的窘迫她看不到。
她利落地把我的裤子扒下来给弟弟穿上。
我就这样光着下半身站在那里，满满的羞耻感，却无力反抗。
走了几步，母亲回头看我还在原地，不耐烦的说：“愣着干啥？快走啊！天快黑了，弟弟还生着病呢。”
我艰难的挪动着双腿，手里的塑料袋是我唯一的遮羞布。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把塑料袋挡在身前。
我在内心祈祷，不要遇见人，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第一个是骑自行车的老汉。他从后面来，铃声叮当响。我慌忙把塑料袋转到后面，低头盯着自己的脚。自行车从身边驶过，我听见老汉“咦”了一声，但没有停留。
第二个是一对扛着农具的夫妇。他们迎面走来，有说有笑。我赶紧转到前面，脸烧得发烫。他们走近时，谈话声停了。经过我身边时，我听见女人压低声音说：“这谁家闺女，咋这样……”
就在这天我学会了人生中第一个关于羞耻的技巧：听到前面有脚步声，就把塑料袋转到前面；感觉到后面有人，就转到后面。如果前后都有人——我就侧过身，让塑料袋挡在侧面。
而整个过程中，母亲像是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一样，抱着弟弟走在前面。偶尔回头，也只是催促我走快一点。
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弟弟身上，摸摸他的额头，问他冷不冷，给他讲回家后可以吃煮鸡蛋。
那一刻，小小的我突然明白了：在母亲的世界里，弟弟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我，更像是一个影子，一个需要时出现、不需要时消失的背景。
进入我们住的那条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邻居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站在门口聊天。
“秀英，孩子咋样了？”有人问母亲。
“输完液了，烧退了。”
“哟，这大晚上的，娟子咋……”
问话的是隔壁李婶。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母亲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眼。
“快走！”她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然后加快脚步。
我一路小跑的跟着，终于到家了。
我的耻辱之路终于也走完了。
我迫不及待地找了一条裤子穿上，身体已经暖和了，但心里某个地方，却破了一个洞，风呼呼地往里灌。
我知道，有些东西从那天起就永远改变了。那条五六公里的土路，我穿着无形的耻辱走完了它，而这耻辱，将伴随我走完接下来的人生。
许多年后，当我成为母亲，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仍然会在某些瞬间突然回到那个傍晚，感受到那阵风，看见那个皱巴巴的塑料袋，听见母亲那句“把你的裤子脱给弟弟”。
它成为我身体里的一根刺，一块冰，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而这一切，在母亲眼里，不过是“弟弟病着，你是姐姐，要让着点”。
轻描淡写，理所当然。
就像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无数个女孩经历过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每一次退让。
2
伴随着无数个类似的屈辱，我终于梦寐以求的长大了。我有了逃离的资本和勇气。
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嫁，丈夫的家距离我们镇一千五百公里。
婚车的喇叭声在村口响起时，我正对着镜子最后整理一次头发。母亲站在房门口，眼睛已经红了。
“这么远嫁过去，以后回家就难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没有回头，只是仔细调整着头纱的位置。
见我如此，母亲略显尴尬地走近，递给我一个红色的额小布包：“路上小心，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是妈给你准备的，路上吃。”
我瞥了一眼，是几块家乡特产的芝麻糖。小时候，这种糖总是先给弟弟吃，剩下的才轮到我。有次我偷偷拿了一块，被母亲发现后挨了一顿打，她说我“不懂事，不知道让着弟弟”。
“不用了，车上什么都有。”我站起身往门外走。
母亲举着布包的手僵在半空，神情哀伤：“那、那带着吧，万一路上饿了...”
“我说了不用。”我回头不耐烦的看着她。
外面传来司仪催促的声音：“新娘子准备好了吗？吉时到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褪色的墙纸上还留着童年时用铅笔涂鸦的痕迹，窄小的木床，掉了漆的梳妆台。八岁那年的记忆突然袭来，那个光着下半身从街上走回家的小女孩，那个用塑料袋遮羞却无人理会的小女孩。
“走吧。”我提起裙摆向门口走去。
母亲突然抓住我的手臂，眼泪终于落下来：“你就这么恨妈吗？”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从镜子的反射里，我看到她哭泣的脸，看到门口探进半个身子的弟弟，看到窗外聚集的邻里。这一切熟悉得令人窒息。
我抽回胳膊：“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别说这些。”
婚车启动时，我透过车窗向后望去，母亲追了几步就停下来，用手捂着嘴，肩膀颤抖着。弟弟扶着她，朝车队挥手。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想象中的如释重负，也没有逃离的狂喜。心中空荡荡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坑洞。
但我知道，我必须离开。
在这片土地上，我永远都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孩，那个可以被随意牺牲的女儿，那个连基本尊严都不配拥有的次等存在。
车驶上公路，家乡的风景在窗外飞速后退。
那条路，那条我曾光着身子走过的路，在视野中一闪而过。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直到确认已经驶出很远，才重新睁开。
丈夫的手轻轻覆盖在我的手上。“累了就靠着我睡会儿。”
我转头看他。这个决定嫁的男人，来自一千公里外的城市，我们相识于一次工作培训，相恋两年。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家乡足够远。
“不累。”我说，却还是靠上了他的肩膀。
他身上的味道很干净，是洗衣液和阳光混合的气息，与老家永远弥漫的炊烟和尘土味不同。这种不同让我安心。
婚礼在他家乡的城市举行，简单而温馨。
他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温和有礼。仪式上，当司仪问“你是否愿意嫁给这个男人”时，我回答“我愿意”的声音清晰坚定，像是在对全世界宣告我的选择。
我们在城郊买了套小公寓，丈夫是工程师，经常需要出差。每当独自在家时，我会赤脚在木地板上走来走去，享受这份无人打扰的自由。
有时我会故意不拉窗帘就换衣服，只因为我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一个八岁女孩的身体。
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母亲打来电话。
“娟子啊，吃饭了吗？”
“吃了。”
“那边天气冷吗？记得多穿衣服。”
“嗯。”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你弟弟他...”
“妈，我还有点工作要处理，先挂了。”我打断她。
我知道母亲想说什么，弟弟最近如何，家里如何，需要什么。但我不想听。那个家，连同那条路，那段记忆，都被我刻意封存在了心底最深处，不愿触碰。
又过了半年，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验孕棒上清晰的两道红杠让我在卫生间里坐了整整一个小时。丈夫在门外焦急地敲门，我打开门，把验孕棒递给他，然后看着他脸上绽放出惊喜的光芒。
“我要当爸爸了！”他抱起我转圈，笑声在小小的公寓里回荡。
我却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孩子，一个需要我照顾的小生命。我能做好吗？我会不会像母亲一样，因为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无意中伤害这个无辜的生命？
孕期的反应很强烈，我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随着肚子一天天隆起，童年记忆的阴影也日渐清晰。
夜里，我开始频繁地做梦，梦见那个八岁的自己，梦见那条长长的路，梦见路人指指点点的目光。有一次，我甚至梦见我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一个模糊的婴儿穿上，然后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街头。
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丈夫睡眠朦胧地抱住我：“怎么了？做噩梦了？”
“没事。”我轻声说，却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我去书店买了几本育儿书，又在网上查找了无数关于亲子关系的资料。我近乎偏执地研究着如何成为一个“好母亲”，如何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如何避免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
丈夫笑我太过紧张，但只有我知道，我在弥补，在救赎，在试图通过爱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去爱那个从未被好好爱过的小时候的自己。
儿子在春天出生。护士把他放在我胸前，他本能地寻找着，小嘴一努一努的。我哭了，不是出于疼痛或感动，而是因为一种深刻的恐惧，我怕我不够好，怕我会伤害他。
月子里，母亲说要来照顾我。我惊恐地拒绝了。
丈夫不理解：“有妈帮忙不是轻松些吗？”
“我可以请月嫂。”我坚持。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母亲寄来了一大包家乡的土特产，以及几件她亲手做的小衣服。我把衣服收进衣柜最底层，不想看见。
成为母亲后，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流逝。
喂奶、换尿布、哄睡，这些琐碎的日常填充了每一天。
儿子一天天长大，会笑了，会翻身了，会发出“母亲”的音节了。
这个小小的生命治愈着我内心那些破碎的角落。
六个月大时，小小的他第一次发烧。我整夜没睡，隔一会儿就量一次体温，用温水给他擦身体。
凌晨三点，体温终于开始下降。我抱着他坐在窗前，看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怀里的他呼吸均匀，小脸恢复平静。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八岁那年，弟弟发烧时母亲焦急的脸。我突然理解了那种焦虑，当你的孩子生病时，你恨不得替他承受所有痛苦。
但理解不等于原谅。
我理解了母亲作为母亲的焦虑，但无法原谅她作为母亲的选择。在那个秋日傍晚，她有两个孩子，一个病了，一个健康。她选择了让健康的孩子承受羞耻，来保护生病的孩子。
这种选择，我永远无法认同。
之后的几年，我和母亲的联系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每月一次电话，每次不超过十分钟。内容固定：身体好吗？工作忙吗？孩子长高了吗？
我们不谈过去，不谈感受，更不谈那条土路。
我以为余生我们就这样客客气气的，就行了。直到弟弟在电话里颤抖着说：“姐，妈病重了，医生说是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