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两晋乱世的大英雄，一定不能少了豫州刺史祖逖。祖逖作为乱世中战功显赫的名将，在两晋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独自率军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几乎所有土地，成为当时汉族爱国将领的典范。他的故事源远流长，“闻鸡起舞”和“中流击楫”成为现代教科书的必备篇章，激励着每一代的国人。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祖逖的北伐大业只能止步于黄河岸边，无法驱逐黄河北岸后赵皇帝石勒建立的羯族政权。后世的历史学者们分析了各种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北伐中祖逖始终受到东晋皇帝司马睿和朝廷的猜忌。
从祖逖北伐的整个过程来看，他没有得到东晋朝廷多少支持，可以说他是凭着一己之力拿下了黄河以南的土地。以当时的各种史料来看，他虽然对国家和百姓立下了很大的功绩，但在东晋朝廷方面却没有得到太大的认可。当时东晋朝廷对祖逖北伐的态度便是不支持不反对，实际上是采取了猜忌和抑制的策略，在很多地方甚至进行拖后腿的操作。因此很多对这段历史不熟悉的人感到疑惑，祖逖北伐，力图恢复西晋河山，难道不是忠于国家，对晋朝的大功么？为什么东晋朝廷采取这样不配合的态度？
祖逖积极北伐，力图恢复西晋河山，这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表现，也是受到历史所认可的。然而他的做法却在某种角度上与皇帝司马睿、东晋朝廷、琅琊王氏等各大势力发生冲突，这便是他受到猜忌，北伐大业只能止步于黄河岸边的原因所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角度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公众利益，而是司马睿、王公大臣和琅琊王氏等门阀的小集团利益。祖逖的北伐大业与这些小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他们自然不希望祖逖成功，于是充满猜忌和防范的各种政治策略不断展开，给北伐的大业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实际上在祖逖提出北伐的想法时，就没有被司马睿接受。当时司马睿还不是皇帝，而是偏安江南的琅琊王。由于永嘉之乱，汉赵的匈奴大军攻破西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和王公大臣，开始了五胡乱华的黑暗岁月。北方大地于是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中，大量北方门阀和百姓南下逃避战乱，纷纷涌入了江南和江淮地区。而同时逃出洛阳的司马邺在长安被拥立称帝，并下达诏令让江南的军队北上勤王。前文讲过，祖逖积极响应了这个诏令，上表司马睿请求北伐。而司马睿因为私人利益和对皇权的野心，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了祖逖的请求。
由于司马邺是皇帝，他下达的诏令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所以司马睿不便公开拒绝，于是搞了个敷衍的办法。他给了祖逖千人粮饷，三千布匹，并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让他去河南收复失地。实际上这个做法就是在搪塞祖逖，也是应付司马邺的勤王诏令。当时河南豫州大部分土地已经沦陷，即便没有沦陷的也被地方军阀割据，根本没有官府势力和军队。司马睿给祖逖的就是空头支票，将其打发到河南了事。而祖逖并未知难而退，而是坚决的就地募兵，带领家族部曲百员从京口渡江北上，并在“中流击楫”，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进程。
从这个操作可以看出，司马睿对祖逖是非常不满的，这种搪塞实际上是将祖逖往死路上逼。他明知河南形势严峻，匈奴军队肆虐，让祖逖当豫州刺史，却不给一兵一卒，这更像是借刀杀人的手段。由此可见，两人在这个事情矛盾已经很深，司马睿对祖逖甚至带着仇恨的情绪。从史料上看，司马睿当时的目标是利用西晋朝廷在长安被围攻的窗口期，抓紧机会平定和控制江南，为自己割据半壁江山做准备。而祖逖的北伐建议却占了政治上的大义，让他出于两难的境地，所以出现矛盾和猜忌并不意外。
司马睿最初招揽祖逖，不仅仅是因为祖逖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祖逖在南下门阀和百姓中的威望很高。他带着家族一路南逃时救援了不少同行的人，并被这些逃难人推举为行主。司马睿是希望祖逖能利用这个优势，帮组他吸纳南逃的北方门阀和百姓，壮大割据江南的势力。
然而祖逖却积极的在南逃的北方人中宣传北伐复国的理念，积极响应司马邺勤王的诏令，这让司马睿有些下不来台。从这个角度看，司马睿把祖逖逼到河南，也是避免祖逖妨碍他招揽南逃的北方人。因为只要祖逖在，北方人复国的意愿就强于在南方扎根的想法，就不利于司马睿割据江南的既定策略。
除了司马睿外，江南的王公贵族和各大门阀也不支持祖逖。江南本来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领地，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时才并入晋朝。从文化上和势力范围上看，江南各大门阀与北方门阀存在天然的隔阂，尤其是三国鼎立期间是长期互相敌对的存在。由于在晋朝以前中原王朝经济和文化发展是北方强于南方，所以江南门阀常常被北方门阀所歧视，在政治上也被打压排斥。永嘉之乱后，北方门阀因五胡乱华损失很大，家族的根基被极大的削弱，南逃之后成为寄人篱下的状态。而江南并未受到五胡乱华的侵略，所以江南门阀的势力不受影响。
因此，江南和北方门阀的实力对比颠倒，自然在政治上的地位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司马睿要在江南割据，自然少不了本地门阀的支持，所以在政策上必然偏重于江南门阀。江南门阀有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也开始大量吸纳北方南下的精英人才和百姓，经济和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实际上两晋乱世时北方人南下，是古代江南地域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机遇期。这个机遇期给长江以南广大地域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逐渐的追上了与北方的差距。隋唐之后更是成为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心，国家税赋超过一半出自于此。
可以说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黑暗岁月，最大的获益者不是在中原建国的胡人政权，而是割据南方的东晋小朝廷。组成这个小朝廷的江南门阀就是最大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北人南逃的目标所在。江南门阀想要发展和控制国家，必须要吸收北方来的精英人才和百姓，以发展各种经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能力。
如果按照祖逖的想法进行北伐，江南门阀不但得不到这些来自北方的优质资源，还要出钱出力的帮助北方人恢复国土，这对江南门阀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祖逖在江南得不到太多的支持，反而从河南前线得到不少本地汉人军阀的加入，将石勒的军队赶出了黄河以南的地区。
在江南的门阀权贵中，对祖逖恨之入骨的就是琅琊王氏兄弟。琅琊王氏本身是山东门阀，也是西晋有名的高门贵族。八王之乱时司马睿躲到了封地琅琊，于是和王氏兄弟勾结起来，开始谋划割据一方的霸业。永嘉之乱后北方大乱，晋怀帝被俘虏，西晋朝廷被连根拔起。司马睿和琅琊王氏趁着这个机会吸纳南逃的北方门阀和百姓，在江南建立了自己的割据势力。东晋建立后，王导出任宰相，王敦出任大将军，他们两人掌控了东晋的朝廷大权，被称为“王与马，共天下”。实际上王氏的野心不止于此，甚至有着问鼎皇权的想法。
为了争夺朝廷控制权，不成为傀儡皇帝，司马睿和王氏兄弟明争暗斗，而北方来的门阀贵族便成了司马睿争取的对象。祖逖是全力支持司马睿当皇帝的，对于王氏垄断朝政的事情非常愤怒，多次警告王敦和王导不要做架空朝廷的事情。由于祖逖在河南打下大片土地，多次击败石勒南下的大军，成为晋军的中流砥柱。王敦虽然统领东晋兵权，却自知不是祖逖的对手，对其非常忌惮。而司马睿也想利用祖逖的军队对付王敦，所以用各种方法往河南安插自己的亲信。于是祖逖也逐渐被卷入到了朝廷的内斗之中，让他非常苦恼。
祖逖的意愿是北伐复国，然而司马睿和王氏兄弟都没有这个想法。王氏兄弟想要独霸朝政，而司马睿则是要当乾纲独断的皇帝，双方在朝廷中内讧。司马睿凭借皇帝身份拉拢了大量的心腹，并用这些人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王氏兄弟争权，其中戴渊、刘隗等人最受信任。他将这些人派往江南各处为刺史或将军，掌控各州的军事权力，目的就是与大将军王敦争夺军权。后来戴渊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加职散骑常侍，其目的就是要架空祖逖在豫州的军权。
因为祖逖不愿意将军队投入到朝廷内斗，与王敦发生内战，这让司马睿非常不满。司马睿派戴渊去夺祖逖的军权，不是害怕祖逖做大威胁到皇权，而是觊觎河南的军队。这些军队都是和石勒作战中成长起来的精锐，战斗力非常强悍，也是祖逖谋求北伐复国的基础。王敦的江南军队远远比不上这些，所以司马睿也看得眼红。他认为掌控了这些军队，就能在军事上与王敦分庭抗礼，收回被王氏垄断的朝廷大权。因此祖逖和司马睿在这方面发生了矛盾冲突，再加上祖逖一再提北伐的事情，所以司马睿和朝廷都非常猜忌他。
而在这种猜忌之中，各种防范祖逖的策略不断出台，朝廷用各种方式拖祖逖后腿，于是北伐大业就成了永远完不成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祖逖的年纪越来越大，而石勒又在灭匈奴后基本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东晋朝廷的内讧愈演愈烈，这使得北伐复国的机会越发变得渺茫。可以说摊上司马睿和东晋朝廷，祖逖的志向就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他与刘琨复国的约定，实际上是建立在为国为民的高尚道德情操基础上的。在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皇帝和门阀面前，这种理想只能成为牺牲品，不可能有实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