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自身存在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因岗位劳累、长期加班、高强度作业叠加诱发病情急性发作致死，能否适用48小时视同工伤条款？

实务中绝大多数职场猝死、岗位突发死亡案件，均属于基础疾病与工作劳累叠加诱发的复合型致死情况。一般认知是，员工死亡根源是自身多年基础疾病，属于个人体质问题，工作劳累只是轻微诱因，因此完全与用工责任无关、不应认定工伤。该认知实际上却违背现行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人设行政部门始终认为，员工自带基础疾病属于个人身体基线，不阻却工伤成立；只要工作劳累、岗位负荷是病情急性发作、猝死的重要诱发因素，即便基础病为主要体质原因，只要满足在岗突发、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要件，可以依法按视同工伤进行认定，病因主次比例不影响工伤定性。
司法审判同样，并不认可基础病主因就不认定工伤的错误公式。工伤保险制度不要求劳动者具备完美健康体质，也不要求损害结果完全由工作单一因素直接造成。职业风险的核心兜底价值，就是覆盖原有基础病变被履职行为诱发、激活、加重的用工场景。个人基础疾病是长期静态存在的潜伏状态，不会必然即时致死；而当日高强度劳作、持续加班、高压作业、疲劳履职等工作因素，是打破身体稳态、触发急性病变、直接导致猝死的动态介入诱因，是死亡结果发生的必要触发条件，二者叠加致死，本质仍属于岗位履职衍生的职业风险范畴，落入了工伤的保护范围。
叠加发病场景的认定工伤成立要件，包括：第一，时空要件，病情急性发作、昏迷、抢救行为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属于在岗突发范畴，符合视同工伤的时空基础；第二，诱因要件，当日存在可查实的劳累、超负荷履职事实，包括超时加班、高强度作业、连续在岗无休整、高压攻坚工作等，能够证实工作行为对基础病发作存在明确诱发、加重作用；第三，时限要件，突发疾病后当场死亡或在医疗机构初次诊断起算的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无超时情形、无阻断因果的外部介入因素。三项条件全部满足，无论基础病病史长短、病情轻重，均依法视同工伤。
实务上对一些争议问题的裁判观点：病因主次比例、参与度大小，不改变工伤定性。大量鉴定意见书会载明“基础疾病为主要原因，工作劳累为次要诱因”的损伤参与度结论，企业常以此主张减轻或免除工伤责任，该抗辩几乎全部被法院驳回。事实情况是，工伤认定不适用侵权责任的过错比例划分，不评判原因力主次，只要履职劳累是本次急性发作的有效参与诱因、是死亡结果的触发条件，即满足工作原因的法定要件，无需工作因素占比过半、无需工作为主要病因。司法鉴定的原因力比例，仅可作为民事赔偿过错分担参考，完全不适用于工伤定性判断，不得作为不予认定或酌情不认定工伤的依据。
此类案件唯一不视同工伤的边界，就是仅能证实员工基础疾病处于必然进展、即刻发作的不可逆状态，本次发病完全为疾病自然转归，与当日工作强度、岗位劳累无任何关联，员工的履职行为未产生任何诱发、加重作用的，方可排除认定工伤。具体包含两类场景：一是员工当日工作强度合规、工作量正常、无加班、无高强度负荷，身体劳累指标与日常无差异，不存在任何履职诱发条件；二是发病存在明确外部介入因素，突发病情由情绪剧烈波动、私自服药不当、离岗剧烈运动、外伤等私人行为单独触发，完全阻断工作劳累的因果关联。除此之外的叠加发病场景，都会认定工伤。
此类案件的举证规则清晰，员工方只需完成初步举证：证实在岗突发疾病、存在当日劳累履职事实、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即可推定工伤成立。企业想要有效抗辩免责，不能仅纠结于“员工有基础病、病史多年”，必须举证完成排他证明：要么证实当日工作负荷正常、无劳累叠加条件，要么证实发病存在独立私人诱因、与岗位履职完全无关，要么证实发病属于基础病绝对自然进展、无任何工作介入。企业仅以基础病为主因抗辩、无排他因果证据的，举证不能必然败诉。
实务上大多数企业陷入“主因误区”，过度依赖基础病病史、司法鉴定原因力比例，误以为只要认定工作原因属于次要诱因就不构成工伤，违背工伤无过错、无比例的定性规则；部分企业忽视日常劳累用工证据留存，无合规工时、工作量台账，无法证明当日工作强度正常，丧失抗辩基础；还有企业混淆民事过错赔偿与工伤法定认定的规则边界，试图以个人体质过错抵消用工工伤责任，结果不被认可。
企业日常用工中应当严控超时加班、超负荷作业，规范留存工时审批、工作量台账、轮岗休息记录，常态化规避劳累诱发疾病的用工风险；对已知存在心脑血管等高危基础病的员工，主动做好岗位适配、减负调岗、健康告知，留存健康管理与岗位调整记录，从源头切断叠加发病诱因；员工在岗突发疾病后，第一时间固定当日工作强度、作息状态、抢救诊疗全程记录，甄别是否存在履职劳累叠加情形；争议处置中摒弃“基础病为主就不赔”的错误抗辩思路，严格从工作负荷、诱因关联性、介入因素三个维度组织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