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999天

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7%，超过9.4亿人生活在城镇当中。城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空间形态。你可能在一座城市里生活过几十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可能因为工作原因“漂流”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既看过白雪皑皑的沈阳故宫，也赏过烟花三月的扬州，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诸多足迹。但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你所处的城市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模样？为什么有的城市经济发达，灯火璀璨，而隔壁不远的地方却破败衰落，无人问津呢？你或许会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城市，似乎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城市大角逐》就是想尝试探索城市发展的密码。我研究了过去一百多年全球城市的兴衰浮沉，最后去繁就简，概括成三个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第一个是地理。地理既包括这个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人造的能够改变天然区位条件的交通基础设施。它决定了一个城市融入上一级贸易生产体系的速度和成本，为这座城市划定了实际经济腹地的边界，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下限。

第二是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当中，一个城市有没有在顶层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拿到了哪些优惠政策或财政倾斜，直接影响了一个城市的上限。

第三是人为。城市发力的方向、产业的选择、当地政府的重心等等，属于最复杂的一个变量。它决定了城市到底是白白浪费了“万千宠爱”沉沦下去，还是踩着“地理魔咒”的尸体高歌猛进。

地理、政策、人为，中国的城市，几乎都能放在这个大框架里考量。了解城市发展的密码，对于人们的教育、就业、置业等，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能够帮你趋利避害，找到城市格局中的人生机遇。

第一，聊聊地理的影响。这个因子可能起到了最根本、最基础性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有件石破天惊的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几个经济特区横空出世，试图为中国经济开辟一条新路来。按照当时的设想，深圳和珠海毗邻港澳，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汕头在东南亚有很多侨胞，国家对这几个城市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借此吸引境外投资和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可是时过境迁，四十年的栉风沐雨后，只有深圳杀出重围，成为一个比肩北京上海的庞然大物，人口接近两千万，GDP3.6万亿元，可谓遥遥领先，而其他城市大多“小而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并不复杂，你不妨花几秒钟想想，这几个经济特区都位于哪里，有什么样的区位条件。厦门和汕头，是出了脚下，就面临茫茫大海，珠海隔壁有个澳门，但主要搞旅游和博彩，这三个城市“对岸”的经济体，要么相隔十万八千里，要么产业单一体量太小，辐射作用都比较弱。唯独深圳的对岸有一个香港。通过陆路接壤，深港之间形成了一小时生活圈。所以，深圳能够无缝接收到香港的产业转移、技术移植以及金融扶持。

我们以产业辐射为例。半个世纪前的香港，可不是什么产业空心化的经济体，作为亚洲四小龙，当时香港承接了第三次全球产业大转移，纺织、服装、电子及玩具等制造业空前繁荣。后来由于土地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恰逢内地打开大门，香港的制造业就大量北移到深圳，而总部留在香港，跟深圳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给深圳带来了“泼天富贵”。

你可能不知道，在1997年，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所创造的GDP，能占到中国内地18%的超高份额。作为东西方的十字路口，香港有着“超级联系人”的枢纽作用，内地通过香港走出去，海外通过香港走进来，在这样一个超级城市的辐射带动下，深圳想不腾飞都很难。只要深圳不瞎折腾，大城市的形态早晚会手到擒来。

所以，有些时候，地理区位就能决定一个城市的终极宿命。以至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曾经提出过有名的“地理决定论”。一个地方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无不受到地理环境及其气候状况的影响。尽管人类的科技已经进步到足以登月，可以在一个芯片上刻下数百亿晶体管，但人世间的建设，依旧摆脱不了地理的影响。

你发现没有，今天的南北分化极为显眼。1978年，北方在前十大城市当中占了六个席位，南方相对较弱。但是到了今天，前十大城市里头就只剩下北京一座北方城市了。 而且，我还在书中统计了2021年南北方各自前十大城市的状况，结果发现了中国经济版图上非常稀奇的一幕，就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南方前十大城市的GDP都是对应北方前十大城市的两倍左右。这个现象直到今天仍存在，像南方第二的深圳，2024年是北方第二天津的2.04倍，南方第五的成都，是北方第五济南的2.2倍，南方第七的杭州，是北方第七烟台的2.03倍，南方第十的宁波，是北方第十大连的1.91倍……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分化呢？这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呢？我不知道你平常到一个陌生城市旅游，有没有去河边走走的习惯。如果你观察得够仔细，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重庆、武汉、南京这一类南方城市的河流上经常是舳舻千里，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繁忙，而在西安、郑州、济南、这些北方城市，船只却很少。“河道上有没有船”，不仅是南北方城市一个泾渭分明的分歧点，同时也隐藏着南北方规模分化的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有七大水系，其中长江和珠江都位于南方，这两条都是大江大河，使得流域里的诸多城市能够通江达海。相比公路和铁路运输来说，水运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运量大，一艘万吨船舶的载重量相当于两三百个车皮，分摊到每一吨货物上，运费就很低。有测算显示，水运成本是铁路运输成本的1/2，公路运输成本的1/5，航空运输成本的1/20。

发达的内河航运体系，让南方的城市即便深居内陆，也能够找到一条最低的运输动脉融入全球分工链，进而成长为超大特大城市。

这一点，美国芝加哥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芝加哥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也要1100公里，但是借助于五大湖以及四通八达的河流体系，它依旧可以自由进出大西洋、墨西哥湾以及纽约港，一跃成为世界上深入内陆的最大“海港”。这种地理区位，也奠定了芝加哥作为全美工业中心的地位。可以说，芝加哥的故事完美地阐释了一句话，河运其实就是国家内部的“海权”。

反过来，我们来看北方的水系都有哪些，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相比长江珠江来说，北方河流的航运功能其实是聊胜于无的。这一点，极大阻碍了北方内陆城市的发展壮大。

这里，我们以黄河为例展开讲讲。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中国前十大城市，除了北京之外几乎都诞生在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而黄河却一个都没有呢？明明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流，流域面积高达75.2万平方公里，抚育了无数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这些城市就是挤不入前十呢？

原因有二：水量小，河道浅。

尽管是世界十大长河之一，但是黄河的年均天然径流量只有500多亿立方米左右，列世界大江大河100位之外。其径流量连松花江、淮河都比不上，更别说与9857亿立方米的长江相提并论了。

由于流量过小，加之上游开垦砍伐水土流失的影响，多年来，黄河平均年输沙量达16亿吨左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这些沙子并没有全部被冲刷入海，而是逐步淤积在中下游。从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开始，直到东营入海口，河道里堆积了大量泥沙，河底要比地面高出数米，以至于出现了“人在河底走，抬头见帆船”的人间奇观。沿岸就算想要修建码头港口，也无从下手。

水量小，河道浅，通航条件不好，严重制约了通行船舶的大小，载重量不过区区百来吨。加之出海口淤泥太多基本断航，整条大河航运价值聊胜于无。在这种条件下，我看，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开拓出海口比较艰难。

我在书中对比了重庆、陕西的情况，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一点。2018年陕西水运周转量只有0.52亿吨公里，占全部货运周转量的0.01%。而同样是西部地区，重庆每年走水运的货物周转量却高达2238多亿吨公里，是陕西的4000多倍，甚至比山东、河北这些北方沿海省份还要高。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陕西在黄河流域，而重庆在长江流域啊。放眼整个大西北，最便宜的出海大动脉基本是没有的。这也是大西北经济发展逊色于大西南的原因之一。当然，东北地区同样不太乐观。辽河因为泥沙堵塞航道，下游基本断航。

整个北方的水运系统，相比南方来讲不够发达，进而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在上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中，中国承接的多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赚的多是代工费，利润很薄，对运输成本极为敏感。北方内陆城市长期以来十分依赖铁路和公路出海，同等条件下运输成本要高过于南方城市，使得整个片区受到外资青睐相对较少。而南方则因为通江达海的条件，顺利发展起加工贸易，深度参与了全球的产业分工。后来，东部沿海崛起，国内发生产业梯度转移，大量中低端产业也是优先转移到运费更低的南方省市。北方错失了两次大风口。

第二，航运体系的缺失，会把一些特定的产业投资给吓跑了。比如说石化工业，它是一个典型的原料和成品大进大出的产业，非常依赖港口和水运。所以，地理条件也就成为评估石化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标杆。一个北方内陆城市，如果不是靠近原料供应地或者有管道运输，很难成为化工重地。

第三，水资源跟内河发达程度，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北方河运不发达，跟降水量也有关系。越往“秦岭—淮河”以北走，降水量就越少，因此，凡是高耗水的企业就难以在北方落户扎根，产业选择面受限。

刚才说的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北方内陆城市的经济体量，从一出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天花板。而且，腹地-港口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内陆城市不强盛，也会让前端的港口城市受到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北方从内地到沿海，整体都比南方经济体量要小一些的缘故。

总而言之，好的区位条件，可以让一个城市的发展事半功倍。反而，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然，为了突破地理屏障，有的城市也会修建一系列高等级交通基础设施，用人为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地理条件”，进而逆天改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之后解读《繁荣与衰退》这本书的时候展开来分析。

第二个影响因素，政策。中国有句话，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就是顶层设计有非常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谁能拿到更多的政策、资源倾斜，谁就能获得更快的发展。

我在书里主要围绕财政这个细分切口，来解释政策的影响有多大。以重庆为例。作为一座大山城，曾经的交通匮乏是制约重庆发展的一大瓶颈。很久以前，有企业家跑到重庆考察，结果“开门就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投资热情一下子就被浇灭了。不过，自1997年直辖后，重庆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轻轨到高铁，从高速到机场，整个交通格局焕然一新，经济发展也是迅速上了一个台阶，2024年，它的GDP甚至超过了广州，成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

你有没有想过，重庆的密码到底是什么？自古以来，重庆就被形容为“巴山楚水凄凉地”，刚直辖时重庆身上还有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负担，近一半的国有企业亏损，资产负债率高达80%。加之区域发展不均衡，2440多万农村人口当中，绝对贫困人口366万，包袱还是比较重的，怎么发展这么快呢？

这个跟政策确实有很大的关系。直辖之初，重庆的困难显而易见。在重庆的几番争取下，国家同意重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一开始时是免上缴5年。后来财政体制改革，又继续延缓了。在至少十几年里，重庆所创造的财富，主要归自己支配，可谓轻装上阵，大大减轻了财政上的压力。

不仅如此，国家每年还通过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了重庆大量的财力补助。我根据重庆广州官方部门所公布的年度财政决算报告，统计出2013年—2020年这八年间，重庆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拿到的中央补助收入为12908亿元，比同期广州拿到的上级补助足足多出了9485亿元。

而且，这还只是统计一般公共预算这本“账”，如果加上国有基金收入当中的补助金额，重庆的收获更大。这些钱，被用于重庆的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教育、科学技术、节能环保等民生支出领域，使得重庆在国家的鼎力“赞助”下，有巨大的财力空间腾出手来搞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9年—2021年这十二年间，重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砸下了5.66万亿元，相当于3.2个广州的投资量。大力搞基建，GDP自然也跟着噌噌上涨。

所以，重庆的发展迅猛，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当然，重庆崛起后，也帮助消化东部过剩产能，并成为撬动西部大开发的支点，改变周边贫困落后的面貌。两者，是相得益彰的。可以说，重庆崛起的历程，不仅书写了中国共同富裕理念的伟大传奇，也有力地验证了政策的重要性。

你可能听说过护城河的概念，企业因为持续的研发拥有强大的技术护城河优势，城市也可能会出于特别的历史成因拥有“政策护城河”，从而获得火箭般的发展速度。

除了重庆之外，江西赣州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样本。它的存在，直接打破了省会城市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通常会虹吸全省的资源的惯例。2015年—2020年，南昌收到的省内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合计1031亿元，在省内只排到第7名，低于赣州、上饶、吉安、九江、宜春、抚州。而赣州收到省内的转移支付总计2448亿元，比南昌足足多了1417亿元，全省第一。

2016年—2020年，赣州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4273亿元，比南昌多出607亿元。

不仅如此，赣州还是江西省内第一个获批“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是江西第一家央企总部的所在地，拥有国内首个内陆国际港赣州国际陆港。2012年的时候，国家明确赣州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中部地区正常的企业所得税是多少呢？25%，赣州要比其他地方低上10个百分点，对招商引资具有莫大的帮助。

那么，赣州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别忘了，它可是革命老区所在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就在赣州瑞金。当时赣州有240万人，其中有 33万人参加红军，有60万余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部队，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2万人。吃水不忘挖井人，过去十年来，国家为振兴中央苏区不遗余力，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诸多的项目、资金纷纷向赣南等倾斜。2021年赣州跻身全国百强城市第65位，比十年前一口气上升了43位。

所以，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政策的作用是惊人的，甚至可以起到让一个城市脱胎换骨的功效。

第三个影响因素，人为。这座城市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构成这座城市的所有主体是怎么做事的，比如钱会怎么分配，产业会怎么选择，人会怎么发力，这些不同路径的力量相互交织，最后就塑造了一个城市的今生与未来，给城市打上各自鲜明的烙印。

如果说，地理是天注定的，政策是顶层决定的，那么人为就是城市自身决定的。作为最不可控、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人为因素决定了这座城市是受地理瓶颈、政策匮乏所困，还是突破重重围堵触碰到更远的地方。

在所有的主体当中，地方政府的行为路径相对来说最为清晰，所以也是这本书里的重点观察对象。我们可以拿长沙作为案例来讲讲。

你可能听说过，长沙是一座网红城市，它的身上有很多标签，娱乐之都、中国工程机械之都、洗浴之城等等，但更为外界惊叹的，恐怕还要算是全国的房价洼地。在我统计的国内50个重点城市当中，长沙的房价收入比仅有6.2，排名倒数第一。6.2是什么意思呢？长沙的居民家庭，平均6.2年的收入就能买一套房。即便望江豪宅，价格也不过两万左右，很多年轻人也能上车。

这么低的房价，离不开长沙的有意为之。这些年来，长沙在土地供应上毫不吝啬，大量卖地建楼。我们知道，任何商品都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供给大了，价格自然就上不来。根据智谷趋势的统计，2011年—2020年长沙市的住宅竣工房屋面积，十年平均值为1.18平方米/人。在31个省会/直辖市中排名第三。此外，长沙长期是全国楼市调控最严的城市，号称让炒房客有去无回，所以房价一直涨不起来。

说到这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长沙要刻意把房价维护得这么低？这就不得不提到，人口的事情了。2020年湖南公布它的常住人口为6600多万人，相比2010年增加74.41万人，这个成绩应该说相当不错，但仔细剖析，就能发现，“魔鬼藏在细节里”。其实，常住人口增长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口自然增长，一个是人口机械增长。十年间，湖南的人口自然增长为422.8万人，但是人口机械增长是-348.4万人，一增一减恰好就是74万，所以，湖南主要是靠生小孩维持它的正增长。十年间，有三百多万人跑到外边去了。这些人都去哪里了？主要是广东。

这些年，繁华富裕的广东一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无数湖南人背井离乡，奔赴这里。2020年末，有804万湖南户籍的人生活在外省，其中有六成多的人常住广东。注意了，我这里说的是户口还留在湖南的人，如果算上早已落户广东的湖南人，这个规模还要更加庞大，远不止500多万。

我曾经跟一位小红书的管理层朋友聊天，她说2019年国庆期间，广州人在小红书的十大搜索关键词，出现了一座城市“长沙”，这在其他城市的搜索热词中是很罕见的。这说明什么呢？长沙，是整个广东的后花园。每逢假期，无数人从珠三角出发，坐着高铁到长沙旅游。可以说，湖南给广东送来劳动力，广东则给长沙送去消费力。所以，为了减少人口外流，省会长沙选择打下房价，用低房价的魅力增加城市的吸引力。而恰恰是这个选择，在触动的一瞬间开启了一连串惊人的链式反应。

首先，没有每月巨额房贷的束手束脚，极大释放出了长沙社会的消费能力，造就了长沙人爱吃爱耍的精神内核。外地游客来长沙之后，不禁感慨“长沙人需要睡觉吗？”他们想象不到，午夜的长沙五一商圈，居然也能“凌晨堵车”，这座城市好像“从不打烊”一样。商业的繁荣，推动了长沙的品牌繁荣。这几年，文和友、茶颜悦色、盐津铺子等新消费品牌层出不穷，把长沙推向了全国新消费中心，有人甚至专门花六百块让骑手坐高铁到长沙代购一杯茶颜悦色。

长沙之所以能成为新消费品牌的批量制造机，正是建立在相对较低房价的土壤之上的。这座城市老早就意识到，自身区位条件不是特别好。广深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抽水机，将成百上千万的湖南人都抽走了，自己很难留住人。所以就严控房价，作为吸引人口的一个砝码。这种战略选择，无意间也奠定了长沙新消费之都的基石，将长沙推向了超级网红之城。

结语

以上，就是我写的《中国城市大角逐》最重要的三个分析框架。当然，为了避免形成刻板印象，我最后还想再补充两个观点。

第一，地理因素固然影响了北方的发展，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全世界正慢慢地从海权时代走向空权时代。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取得飞跃式的进展，一些北方内陆城市已有能力生产如生物医药、光芯屏端网等中高端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类工业技术的集成物，对运输速度的追求，超过了对运输成本的追求，要飞机不要轮船。所以，未来北方也有机会摆脱水运体系的依赖，通过临空经济构建起双循环的格局。西安、郑州等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城市，已隐隐然展现出了这种趋势。

第二，政策因素可以帮助一个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也并非一招鲜吃遍天。比如说，2013年，上海获批全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率先打开禁区，不断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激发更多的活力。两年后，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天津滨海新区等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后来自贸区就如大雁一般飞向全国各地，截至去年底，中国已有八批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向来有先实验再推广的模式，好政策、好的发展模式，通常都会向各地推广。所以，获得发展先机的城市，是无法躺在功劳簿上的。想要持续领先，就必须从政策洼地走向创新高地，具有自我造血功能。归根结底，人为才是那个最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因素。

撰稿：黄汉城；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声明：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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