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老师飞岸之手谈“洪秀柱九三阅兵到访大陆，民进党拿她没办法”的文章引发评论区讨论。根据专业统计工具统计，文中含标点符号有2632个字，其中“的”字有207个。如果文章不含标点符号和其它格式符号，只是文字的话，其中“的”字共出现了 132 次，出现的频率约为6.65%，即平均每100个字中出现约6.6个“的”字。大量冗余、错位的“的”字、零散的口语化碎句，以及逻辑松散的分句衔接，让“大学老师文字功底差”成为评论区的焦点。

争议的核心并非“口语化表达”本身，而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大学老师选择用口语化风格进行文字创作时，是否可以抛开文法规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口语化从不是文法失范的“免责符”，尤其对长期与文字打交道的教育者而言，用口语化讲好时政热点的前提，恰恰是用文法守住文字的底线。

首先要搞清一个认知误区：口语化表达不等于口语化文法。前者是风格选择，后者是语法缺陷；前者追求通俗易懂、贴近受众，后者则是逻辑断裂、结构残缺。生活中我们会说“这场阅兵真震撼，看得人心里热乎”，这种口语化表达鲜活自然，但转化为文字时，需调整为“这场阅兵场面震撼，让人热血沸腾”。不仅保留口语的表达，同时遵循“主谓宾”的基本语法结构，避免出现“阅兵声势浩大的，场面很震撼的”这类“的”字残句的停顿。

遗憾的是，飞岸的文章恰好混淆了二者的边界：“台当局怕什么来什么的”“余音还在耳边的”等表述，把口语中的临时停顿习惯直接搬进文字，让句子沦为“未完成的语法片段”；“呢”“啊”等语气词的滥用，如“可到了关键节点呢”“踢皮球的套路啊”，则进一步割裂了文字的连贯性。这种“把口头聊天直接敲成文字”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口语化表达，而是对“文字载体特性”的忽视。发言时可凭语气、停顿弥补逻辑漏洞，文字却只能靠文法结构传递信息，一旦文法失守，再鲜活的内容也会变得拖沓啰嗦。

对大学老师而言，文字功底的核心从不是“辞藻华丽”，而是“语境适配能力”。根据文本场景调整表达，让风格服务于内容，而非让内容迁就随意的表达。作为教育者，其文字输出天然带有“示范属性”：可能是学生眼中的写作范本，也可能是公众认知中知识群体表达的缩影。

当选择口语化风格时，更需展现“化繁为简”的功力。用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的道理，用规范的文法保证表达的流畅。比如同样讨论两岸议题，规范的口语化表达可写“洪秀柱赴陆参加阅兵，不仅打破了台当局的舆论垄断，更让岛内民众看到了两岸交流的另一种可能”，既直白易懂，又通过“不仅……更……”的关联词理清逻辑；而飞岸的文章中“她一亮相的，气氛就被点着了”“握手三十多秒的，细节被台媒反复解读的”，则用冗余助词破坏了句子的语法完整性，让本应清晰的逻辑变得模糊。这种“想口语化却失了文法”的情况，本质是缺乏“文字打磨意识”。即便追求轻松的风格，也需对“的”字的使用、分句的衔接、语气词的取舍做基础优化，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文字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更进一步说，文法规范不是束缚表达的枷锁，而是让表达更精准的工具。口语化的核心是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而文法的作用是确保信息准确传递，二者本可相辅相成。比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常被赞“口语化却不失文采”，他写“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用逗号衔接短句，既保留口语的节奏感，又通过“明亮的、丰满的”的定语结构保证语法规范；老舍先生的小说更是口语化写作的典范，“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没有冗余的助词，却用“揣起、拉起”的连贯动词，让口语化的句子充满画面感。

反观飞岸的文章，“岛内观看不少的，说有五百万观看的，社交平台热得发烫的”，三句本是“观看人数多-具体数据-平台反应”的递进关系，却因缺乏关联词、滥用“的”字，变成了三个孤立的碎片，读者需费力拼凑逻辑，反而失去了口语化应有的“易懂性”。这恰恰说明：抛开文法的“口语化”，最终只会让表达沦为“混乱的碎语”，既达不到沟通效果，也辜负了受众的期待。

回到最初的争议，人们质疑大学老师文字功底差，本质是期待教育者能成为文字表达的标杆。不仅能在学术领域写出严谨的论文，也能在公共表达中用规范的文法、恰当的风格，传递清晰的观点。口语化从不是“粗制滥造”的借口，尤其对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而言，把口语化的内容写得规范、自然、流畅、有温度，才是真正的文字功底。毕竟，文字的力量不仅在于内容的深度，更在于表达的精度。文法是骨架，风格是血肉，没有骨架的血肉，再鲜活也难以立起来。期待更多教育者能意识到：口语化表达可以有，但文法的底线不能丢。这不仅是对文字的尊重，更是对受众的负责，对“教育者”这一身份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