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救到所有人，我没有救到所有人，你还在就好，你还在就好……

《96分钟：列车爆炸案》表面上是又一部“最后一分钟营救”式的灾难片，但它真正的炸弹埋藏在每个观众的道德神经里。当银幕上的倒计时归零，我们发现自己也坐在那列无法停下的高铁上，被迫回答一个古老而残忍的问题：谁更有资格活下去？

影片筹备9年，投资1.6亿元新台币，创下台湾电影制作史上多个“第一”。台北电影节开幕式上，当银幕上的高铁疾驰而过、倒计时数字开始闪烁，观众也同步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良心倒计时——这场没有硝烟的道德拷问，从影片开场便已悄然落幕。

电影设定极具张力：两辆从台北驶向高雄的列车，被特殊炸弹紧密连接，形成致命困局——无论哪一辆车停下，另一辆车都会瞬间爆炸。没有退路，没有缓冲，只有不断流逝的时间，将所有人推向绝境。

哲学课堂搬到高铁上

《96分钟》最聪明的设计，是把抽象的“电车难题”从哲学课堂，直接搬进了飞驰的高铁车厢里。导演洪子烜在创作中发现，国外同类灾难片多侧重场面渲染，却很少聚焦角色本身的挣扎，最终他从《釜山行》中获得启发：在极致紧张的灾难氛围中，用角色间的情感羁绊做缓冲，既缓解了观影压迫感，也让剧情更有层次、更具温度。

但比起《釜山行》中丧尸横行的生理恐惧，《96分钟》里的恐惧更显刺骨——它将普通人置于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道德考场，逼着每个人直面人性的复杂与局限。

影片中，物理补教名师刘楷（王柏杰饰）对着镜头背诵精密复杂的物理公式，配合精准的镜头走位，这一场景仅NG就接近20次。他能凭借公式计算出炸弹的引爆条件，却无法用任何定理，解答这场灾难背后的道德困局。

这个困局，源自那个古老的思想实验：

如果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撞死五个人，而你只需扳动开关，就能让电车转向，只撞死一个人，你会怎么做？

当这个抽象的问题，变成高铁上真实的生命抉择，没有旁观者，所有人都成了被迫答题的考生。

三重道德困境

《96分钟》的深刻，在于它没有局限于单一的道德抉择，而是呈现了三次递进式的“电车难题”，层层深入，将人性的挣扎推向极致。

第一次困局，发生在多年前的隧道事故中，警察局长李杰（李李仁饰）做出了“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选择——这是大多数人眼中“正确”的抉择，却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困局，是三年前的影院与百货公司双爆炸案。当时，拆弹专家宋康任（林柏宏饰）手握选择权，最终他选择拆除影院的炸弹，拯救自己和未婚妻，却也间接导致百货公司爆炸，无数无辜者丧生。这一次，他的选择不再是“牺牲少数”，而是偏向了自己的私人情感，英雄的光环，从此染上了无法抹去的污点。

第三次困局，便是电影的主线——高铁双列车爆炸案。这一次，选择权再次落到宋康任手上，而这一次的抉择，远比前两次更加残酷：两辆列车上，既有他无法割舍的亲人与爱人，也有无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无论他如何选择，都会有人失去生命，而他自己，也将再次被卷入道德的漩涡。

这种递进式的设定，超越了传统灾难片的局限，构建出更复杂、更真实的道德困境。隧道事故遇难者的家属，成了新的“出题人”，他们不甘心成为“被牺牲的少数”，于是刻意制造了这场高铁危机，只为让当年做出抉择的警察，也亲身体验一次“被选择”的痛苦与绝望。

英雄还是罪人？

为了诠释拆弹专家宋康任这一复杂角色，林柏宏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参与专业拆弹训练，从零学习各类爆裂物的结构与拆解流程；花费三个月时间练习武术，为角色练出结实的肌肉，力求还原拆弹专家的专业与坚韧。但影片真正要拆解的，从来不是银幕上的炸弹，而是“英雄”这个被神化的标签。

宋康任表面上，是拯救了影院人群的英雄——他凭借专业能力，拆除了影院的炸弹，保住了数百人的生命；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自私”的抉择者——他的选择，优先考虑了自己的情感，却牺牲了百货公司里无数人的生命。

导演洪子烜刻意抹去了三年前案件的关键细节，没有急于定义宋康任的“善”与“恶”，而是将这些细节放到高铁案中，一点点“揭穿”，一点点解构英雄的神话。

三年前的选择，成了宋康任心底无法拆除的“炸弹”。每当他参加百货公司爆炸案家属的追悼会，每当他看到那些因自己的抉择而破碎的家庭，心底的引线就会被重新点燃，愧疚与痛苦，日夜折磨着他。

也正因为这份无法释怀的创伤，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最终选择退出拆弹前线——这一设定，也深刻揭示了灾难对专业救援人员的心理摧残：他们不仅要面对眼前的危险，还要背负身后的道德枷锁。

配角群像，社会的镜子

如果说主角宋康任的挣扎，是影片的核心线索，那么那些鲜活的配角，则是影片的灵魂。《96分钟》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主角的光环，而是配角们身上的微光——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真实的反应，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温暖，构成了一个微型的“高铁社会”。

宋康任的母亲，将“护儿心切”展现得淋漓尽致：得知儿子再次陷入危机，她的慌张、无措与坚韧，没有丝毫表演痕迹，仿佛就是现实中每一位面对困境的母亲；阿斌一句“我母亲不是被炸死，而是被踩死的”，轻飘飘的一句话，却道尽了灾难中人性的丑陋与脆弱——比起爆炸本身，人们的恐慌与自私，或许更具杀伤力。

还有情侣阿Ken和小爱：危机中，阿Ken为了捡起掉落的戒指，被慌乱的乘客踩踏，狼狈不堪；而影片结尾，小爱推着轮椅上的阿Ken，在捷运月台迎来圆满，这一幕与对面独自伫立的黄欣形成鲜明对比——有人在灾难中守住了爱，有人却在灾难中失去了所有。

这些角色，没有主角那般耀眼，却个个有血有肉，他们的牵挂、恐惧、坚守与遗憾，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也让这场道德拷问，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谁在定义“多数”与“少数”？

《96分钟》最值得深思的，从来不是“该选择牺牲谁”，而是影片中提出的那个灵魂拷问：“一个不珍视亲情和自己亲人的人，真的能老人之老幼人之幼吗？”

这句话，直指人性的本质——我们总在歌颂“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大义，却常常忽略了，每一个“少数”，都是别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多数”；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尊重，都不应该成为被量化、被比较的筹码。

影片中，那些高举“牺牲少数、拯救多数”大旗的人，当牺牲的代价落到自己或亲人身上时，他们那套所谓的“大义”逻辑，便瞬间崩塌。警察局长李杰当年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少数，可当自己的亲人陷入危机，他却无法再保持冷静，甚至不惜打破自己坚守的原则——这恰恰说明，所谓的“多数”与“少数”，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被立场和情感定义的。

影片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道德勇气，不在于从两个糟糕的答案中，勉强挑选一个“相对正确”的选项，而在于拒绝接受这种残酷的设定本身。

我们总在被动地接受问题，被动地做出抉择，却很少去思考：除了接受给定的选项，我们是否还有其他可能？

除了牺牲与放弃，我们是否还能找到一条既能守护多数，也不辜负少数的路？

这场道德拷问，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却逼着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与道德的边界。

技术升级与台湾电影工业

除了深刻的主题与鲜活的角色，《96分钟》在技术层面的突破，同样值得关注。为了还原高铁爆炸的真实场景，制作团队耗费大量心血，引进了好莱坞Previs特效预演技术——这在台湾地区电影制作中，尚属首次。不仅如此，剧组还在台中市，专门搭建了台湾电影史上第一座高铁模拟智能LED拍摄棚，力求每一个场景都真实可感。

影片中，超过800个特效镜头，将高铁爆炸的惊险与震撼展现得淋漓尽致；全片80%的场景，都在虚拟摄影棚中完成，既保证了拍摄的安全性，也极大地提升了画面的质感。

这些数据，不仅体现了制作团队对视觉效果的极致追求，更标志着台湾电影工业在技术层面的重要进步——它打破了台湾电影在灾难片领域的局限，展现了台湾电影工业的潜力与实力。

而电影主题曲《若无你我欲去佗位》，则为这份残酷与沉重，增添了一抹温情。歌曲由黄奇斌创作并演唱，自发布以来，已累积近千万点阅量。许多观众表示，“一听到片尾这首歌出来就爆哭”——舒缓的旋律，真挚的歌词，与影片中角色的挣扎、生命的脆弱完美契合，既放大了影片的情感张力，也让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慨。

电影散场时，银幕上的爆炸已经结束，但观众心中的“爆炸”，才刚刚开始。我们或许还在思考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宋康任最终不是通过拆弹，而是通过某种方式让炸弹失去意义，那他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只不过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当观众走出影院，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电影留下的道德余震，还在持续发酵。我们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列车”上，面对着各种版本的“电车难题”——或许是工作中的抉择，或许是生活中的取舍，或许是人性中的挣扎。

而《96分钟》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我们标准答案，却提醒我们：有些选择，从来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我们必须承担的后果；而尊重每一条生命，坚守自己的良知，便是我们面对所有抉择时，最该守住的底线。

©Mark电影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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