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在党锢之祸前,窦武、陈蕃作为新兴的外戚与士大夫代表,虽已分别官至大将军、太尉这样的高位,但形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乐观。
初,窦太后之立也,陈蕃有力焉。及临朝,政无大小,皆委于蕃。蕃与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征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看得出来,窦武、陈蕃的目标相当宏大:他们将朝堂事务尽数揽入手中,让士人占据要职。他们所要的“太平”,大概率就是提前实现士族对天下的掌控,维护士族豪强的利益,让整个国家按照儒家的理念来运转。
这一理想看似指日可待,但实际上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士大夫控制的,不过是外朝罢了。所谓外朝,指的是以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为首的官员体系,他们在名义上总领政务,实际上却只负责执行既定政策。
这些刚崛起的士人并没能触碰到中朝,也就是内廷——大汉真正的核心决策圈。东汉的实际中枢在尚书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而帝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共相朋结,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
也就是说,只要宦官盘踞在内廷,窦武、陈蕃等人就依旧是局外人。
为了开拓势力版图,他们必然要向宦官势力发起进攻,夺取宦官手中的中枢决策权。
……
在党锢之祸初期,袁氏家族是没有下场的。
这个态度并不难理解。因为此时的袁氏家族经过多年经营,早已是顶级豪门。
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袁氏家族的地位与影响力已远超一般君主远亲,距宗室也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袁氏家族的利益早已与宦官、外戚和士族深度绑定,彼此盘根错节。某种程度上,他们与宦官集团之间还形成了合作关系,氛围相当融洽。其在大汉的生态位,远高过窦武、陈蕃。
既然如此,窦武、陈蕃的拼死一搏,他们就没必要加入。袁氏家族只需保持中立,顶多略作支援,就可以得到窦武、陈蕃的好感,跟着分肉吃。
但随后形势急转直下。窦武、陈蕃被杀,宦官发起了对天下士族的全面打压,直接危及袁氏家族的根基。出于自保,袁氏家族开始出手。
袁氏家族善于布局,深谙权谋之道。他们对宦官的反击,极为老辣高明。
袁氏家族对抗宦官集团的底气何在?他们从窦武、陈蕃的失败中吸取了哪些教训,又对策略做了哪些硬核的改进?为何说袁绍广交士人,正是袁家整个反击计划中的一环?
袁氏双雄
168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宦官集结军队,对士族展开了血腥打压。
陈蕃、窦武被杀。随后,宦官对士族的打击,远超第一次党锢之祸。
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直到八年之后的176年,高压仍在持续。
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面对宦官的打击,士人们的反抗手段其实极为有限。
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
一是求情。这又分两类:一类是用职位施压。窦武就曾凭皇亲国戚的身份,上书为士人求情;另一类是用真心去感化。宦官王甫等人也曾被士人的言辞所打动,取消了酷刑。
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二是苦肉计。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期,士人李膺等在狱中故意将宦官子弟牵连进来,逼得宦官为求自保,不得不终止迫害。
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
但这两种反击策略能够奏效,都有一个共同前提:皇帝掌握着最终决定权。
皇后她爹说话,皇帝自然要给几分面子;如果宦官子弟被咬出来,为了显示公正,皇帝也总要拿几个开刀。
可等汉桓帝刘志一死,十几岁的汉灵帝刘宏继位,皇权的威慑力便大打折扣。
失去了约束的宦官,肆无忌惮,下手更狠。
过去那些靠争取皇帝撑腰来对抗的办法,统统失灵了。士人们只能造造舆论,给窦武、陈蕃等人鸣冤。
可小皇帝说话暂时还不管用,朝中全被宦官把持,鸣冤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招来更猛的报复。
郎中东郡谢弼上封事曰……左右恶其言,出为广陵府丞,去官,归家。曹节从子绍为东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于狱。
如此应对,天下士族接下来的处境注定将很不乐观。
现在,袁氏家族出手,就必须拿出一套更有效的办法。
窦武陈蕃逼宫
袁氏家族深刻吸取了窦武、陈蕃的失败教训,有针对性地避开了那些致命短板。
窦武、陈蕃为什么会失败?
其一,被彻底孤立。当时,北军等中央军核心早被宦官渗透殆尽,而尚书台这样的决策中枢仍牢牢攥在宦官手里。
窦武、陈蕃打算诛杀宦官时,才发现根本调不动军队。并且奏折又被宦官轻易窃取,计划全部走漏。
宦官凭借身处核心决策圈的优势,抢先争取到汉灵帝和乳母的支持,一举封锁了信息渠道,垄断了诏令话语权。
其二,缺乏军队支持。窦武虽凭大将军权威争取到他的侄子、北军校尉窦绍率兵响应,但到手也不过区区数千卫戍部队。
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其兄子步兵校尉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
而宦官利用圣旨,能够调动的资源远胜于此。
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还京师,曹节等以奂新至,不知本谋,矫制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奂率五营士讨武。
张奂手下虽也仅数千人,可那些都是从汉羌战争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爆表。再加上窦武起兵本就是抗旨行为,不具合法性。
于是窦武瞬间被秒。
其三,自身根基薄弱。陈蕃事发时临时召集,竟只能聚拢八十余人。
陈蕃闻难,将官属诸生八十馀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
窦武、陈蕃势力之单薄,由此可见一斑。
……
针对窦武陈蕃所留下血的教训,袁氏家族做出了精准的改进。
1、打通关系,避免孤立。
袁绍的继父袁成,早早就解锁了与外戚的关系。
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袁成的兄弟袁逢、袁隗等人,也都是闷声发大财的高手,低调地将各方关系打理得妥妥帖帖。
甚至还有袁氏族人直接打入了宦官队伍。
逢弟隗,少历显官,先逢为三公。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
这位袁赦,出任中常侍,身处宦官群体的核心圈。
而袁隗的夫人马伦,来头更大。她出身老牌贵族,是东汉开国名将马援的六世孙女。《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在提及马伦祖辈时,特意记了一笔:
中水侯弟伏波将军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诞生孝章,婚姻帝室,世为名族。
“婚姻帝室,世为名族”,足见扶风马氏有多显赫。袁隗与其联姻,实质上是打通了与外戚、军界乃至更多方的关联。
……
袁氏家族就这样奇迹般地在外戚、宦官、士族之间游刃有余,无论哪一方,都有自己人。
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这里说的“公族”,区别于“公室”。公室一般指君主的近亲,公族则是远亲,起辅助作用。袁氏家族的地位与影响力已远超一般皇帝远亲,只比近亲差那么一点点了。
到了这个段位,就不是几个宦官所能轻易撼动的了。
2、插手军队,釜底抽薪。
窦武是败在张奂手上。那么,袁氏家族能不能未雨绸缪,提前与军队将领结交?
当时哪里的东汉军队最猛?当然是汉羌战场的凉州军。他们在百余年的对羌征战中屡建奇功,堪称东汉最锐利的一把利剑。
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此前宦官征召了“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但张奂得到重用后同情士族、反对宦官,并因此被免了官。
张奂已不堪用,凉州军里似乎再难找到更合适的将领?
就在此时,袁隗发掘出了一个人:董卓。
袁隗选中了董卓
董卓原是张奂的部下,因英勇善战,历任并州雁门郡广武令、益州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却因张奂之事牵连,突然被免职,处境堪忧。
袁隗决定雪中送炭,拉董卓一把。司徒袁隗先是将董卓征为掾吏,随后便授予高官厚禄。
征拜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从一介校尉到打入冷宫,再陡然被委以重任,出任一方大员——将一个人从地狱瞬间拉回天堂,袁隗给出的是足以招纳死士的优厚条件。
因此,董卓刚开始几乎是唯袁氏马首是瞻。
当然,以上两条,都是袁氏家族在暗中的布局。
而还有一条,则是最刺激的明牌。
那便是袁绍承担的任务:建立士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