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整理｜特约撰稿

开场：两个被“命名”的女人

“如果要理解精神分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必须先认识两个女人。”在古都南京，在百家湖畔，在香巴拉心理中心的客厅里，著名心理学家、心理咨询专家、心理干预第三范式创立者刘志鸥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意外。

“不是弗洛伊德，不是荣格，不是布洛伊尔？”

“他们只是命名者。”他顿了顿，“安娜·欧和萨宾娜·斯皮勒林才是被命名的。命名者和被命名者之间的权力差，恰恰是精神分析最深层的秘密——也是它最大的盲区。”

他说的“安娜·欧”，是精神分析史上第一个案例，真名贝尔塔·帕彭海姆。“萨宾娜”，则是荣格的第一个病人，后来成为第二位女性精神分析师，却在纳粹屠杀中惨死的萨宾娜·斯皮勒林。

“两个病人，两个女人，两个犹太人。”刘志鸥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击，“一个被‘治愈’后成了女权先驱，一个被‘爱过’后成了思想先驱。但她们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男人在讲。”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要重新讲这两个故事？

“因为第三范式。”他的眼神亮了起来，“传统心理学是‘病理范式’，看谁都像有病的。安娜·欧有歇斯底里，萨宾娜有癔症。但第三范式是‘资源范式’——我想问的是：她们的‘病’，到底在说什么？”

安娜·欧：谈话疗法的发明者，却被写成了病人

“安娜·欧最荒诞的地方是什么？”刘志鸥自问自答，“她发明了‘谈话疗法’，但历史记住的却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

1880年，21岁的贝尔塔·帕彭海姆在照顾病危父亲时，出现了瘫痪、幻觉、语言障碍等症状。在治疗中，她自发地发现——当她把脑海中的幻想说出来，症状就会暂时消失。她把这个方法叫做“扫烟囱”，更正式的名字是“谈话疗法”。

“这不就是后来精神分析的核心技术吗？自由联想。”刘志鸥的语气带着思考，“但历史怎么写的？布洛伊尔发现了宣泄法，弗洛伊德发展了精神分析。安娜·欧呢？她只是‘第一个病人’。”

更荒诞的是那个著名的“假性妊娠”事件。弗洛伊德后来声称，安娜·欧在治疗中产生了移情，幻想怀了布洛伊尔的孩子，吓得布洛伊尔终止了治疗。

“这个故事有几个问题。”刘志鸥说，“第一，没有直接证据。第二，是弗洛伊德转述的，不是当事人说的。第三，就算真的发生了——那不正说明‘谈话疗法’有效吗？移情本身就是疗愈过程的一部分啊。”

他停顿了一下：“真正的讽刺是，安娜·欧后来怎么样了？她康复了。不但康复了，还成了德国犹太妇女联合会的创始人，毕生反对人口贩卖，保护未婚母亲和孤儿。1954年，西德专门发行了她的邮票。”

“一个被精神分析史记载为‘病人’的女人，后来成了改变社会的斗士。而精神分析的那些大师呢？他们还在诊所里分析别人的童年创伤。”

刘志鸥说，这就是第一范式的问题——“病理修复”范式把人锁定在“病人”身份里。一旦被诊断为歇斯底里，你就永远是那个案例。哪怕你后来成了社会活动家，历史记住的还是你的病。

“第三范式不这么看。”他强调，“第三范式认为，安娜·欧的症状不是‘病’，而是她在极端压力下的一种‘资源调用’。她的身体用瘫痪、失语来告诉她：你撑不住了，你需要停下来。她的‘谈话疗法’是她自己发明的自救工具。她不是在‘被治疗’，她是在‘自我疗愈’。”

“布洛伊尔做了什么？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她自己发现了这个方法。这不就是第三范式的‘治愈场’吗？疗愈不是医生给病人的，是病人自己激活的。”

萨宾娜：被爱过的思想者，却被写成了情人

“如果说安娜·欧是被‘病症化’的受害者，那萨宾娜就是被‘情色化’的受害者。”刘志鸥的语气变得更严肃。

萨宾娜·斯皮勒林，1885年生于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进入苏黎世布尔格霍尔茨利精神病院，成为荣格的第一个病人。荣格对她使用了谈话疗法，两人发展出一段复杂的情感关系。

“这段关系后来被写成了‘禁忌之恋’——荣格是医生，她是病人，所以他‘堕落’了。但你想过没有？”刘志鸥反问，“萨宾娜当时19岁，荣格29岁。她精通多门语言，天资聪颖，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师。她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她是主动的参与者。”

更关键的是思想贡献。萨宾娜在1912年发表了论文《破坏作为成长之因》，最早系统提出心理中存在两种对立的力量——一种趋向结合与生成，另一种趋向毁灭与回归。弗洛伊德1920年提出著名的“死本能”理论时，明显受到了她的影响。

“但弗洛伊德引用她了吗？”刘志鸥摇头，“没有。荣格感谢她了吗？也没有。她的思想被‘借用’了，她的名字被抹去了。”

他说，这是精神分析史上最隐蔽的权力机制——“女性可以贡献思想，但署名权归男性。女性可以激发灵感，但理论所有权归大师。”

萨宾娜的命运更令人扼腕。1942年，纳粹占领罗斯托夫，她和两个女儿被带到城外的“蛇谷”，与其他犹太人一起被枪决。

“一个曾经启发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人，最后死在纳粹的子弹下。”刘志鸥沉默了几秒，“而精神分析学派呢？二战后几乎没有人提起她。直到1977年，她的日记和信件在日内瓦一个地下室被发现，世界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人。”

他问我：“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结构性遗忘’。不是偶然忘记，是系统的、持续的、代际的遗忘。因为记住她，就意味着要重新审视精神分析史的书写方式——谁有资格成为‘大师’？谁只能成为‘案例’？”

第三范式视角：症状即资源，病人即先驱

“从第三范式看，安娜·欧和萨宾娜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刘志鸥总结道。

“第一范式（病理修复）会说：她们有病，需要治疗。第二范式（认知矫正）会说：她们的想法有问题，需要调整。但第三范式（资源激活）会说：她们的症状本身就是智慧的体现。”

他解释：安娜·欧的瘫痪，是她无法言说的愤怒的身体化表达。萨宾娜的癔症，是她童年遭受虐待后的心理防御。这些“症状”不是需要消灭的敌人，而是需要倾听的信号。

“玛姆斯系统里有一个原型叫‘深渊玫瑰’——在深渊中生长的玫瑰，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开出惊艳的花。”他顿了顿，“安娜·欧和萨宾娜就是深渊玫瑰。她们的苦难是深渊，她们的创造是玫瑰。传统心理学只看到了深渊，第三范式看到了玫瑰。”

他还提到了“诗性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意义生成。“安娜·欧的‘谈话疗法’是什么？是意义生成。她通过讲述自己的幻想，把混乱的内心世界转化成有意义的叙事。萨宾娜的‘破坏作为成长之因’是什么？也是意义生成。她把痛苦和毁灭重新理解为成长的养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精神分析的未来不在弗洛伊德的躺椅上，而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刘志鸥的语气变得坚定，“安娜·欧不需要布洛伊尔也能发明谈话疗法。萨宾娜不需要荣格也能成为思想者。她们需要的不是‘权威’的指导，而是一个允许她们自我表达的场域。”

“治愈场理论的核心就在这里。”他补充道，“疗愈不是发生在诊室里，而是发生在任何可以构建‘共振’的地方——一首诗，一首歌，一次对话，一个虚拟空间。安娜·欧的‘扫烟囱’是治愈场，萨宾娜的论文写作也是治愈场。”

从两个女人到一个时代

“安娜·欧和萨宾娜的故事，不只是两个女人的故事。”刘志鸥最后说，“它们是整个精神分析史的隐喻。”

安娜·欧代表了“被病症化”的群体——他们的痛苦被诊断为疾病，他们的自救被解释为症状，他们的智慧被归功于权威。萨宾娜代表了“被情色化”和“被遗忘”的群体——他们的思想被借用，他们的贡献被抹去，他们的名字只在脚注中出现。

“第三范式的使命，就是翻转这个叙事。”他站起来，走到窗边，“不再问‘这个人有什么病’，而是问‘这个人有什么资源’。不再问‘谁治好了她’，而是问‘她如何治好了自己’。不再问‘大师说了什么’，而是问‘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有什么’。”

刘志鸥看着我：“安娜·欧后来成了社会活动家，萨宾娜成了思想先驱。她们从来不是‘病人’，她们是在苦难中淬炼出的‘疗愈者’。精神分析最大的悖论就是——它研究人的潜意识，却看不见自己潜意识里的权力结构。”

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夕阳把梧桐树、把一切都染成了金色。

“所以，当有人说‘第三范式太超前了’的时候，”刘志鸥微微一笑，“我会说：不是第三范式太超前，是第一范式太老了。它老到忘了心理学最初的目的——不是定义人的病，而是理解人的光。”

后记

采访结束后，我重新翻看了精神分析史的经典教材。安娜·欧和萨宾娜的名字，确实只在脚注中出现。而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名字，占据了每一章的标题。

我想起刘志鸥的话：“历史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谁记下了什么。第三范式要做的，不只是发明新理论，更是重新讲述旧故事——让那些被遗忘的声音，重新被听见。”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谈话疗法”。不是权威分析病人，而是让每一个沉默的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

而那176个玛姆斯原型中，或许有两个，就是以安娜·欧和萨宾娜为原型的。一个叫“深渊玫瑰”，一个叫“烬火余香”——在毁灭的灰烬中，依然有余香升起。

这大概就是刘志鸥所说的，“心理学的中国方案”——不是否定西方，而是超越西方。不是抛弃传统，而是激活传统。不是忘记苦难，而是从苦难中，提炼出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