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为了吸引人才，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以下简称“高才通”)。两年后，首批高才迎来续签期，却有近半数选择主动放弃。漂在香港的高才们，许多在有限的就业机会与生活压力中挣扎。而这一现象背后，显现出的是人才政策与城市产业结构之间的脱节。

离开

今年8月，苏畅和女儿选择离开香港。前一年6月，为了女儿读书，她的丈夫申请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这是香港于2022年底推出的一项旨在吸引高收入人士和全球顶尖大学的毕业生的人才计划，获批后再经过两次续签，在香港连续居住7年，就可以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享受香港的教育、医疗、税收等福利。

高才通的申请资格分为A、B、C类。A类要求在紧接申请前一年，全年收入达港币250万元以上。获批者可在香港逗留36个月，之后续签;B类要求本科毕业于在香港特区政府承认的全球顶尖大学、并在紧接申请的前五年内累积至少三年全职或自雇的工作经验;C类要求紧接申请前五年内本科毕业于香港特区政府承认的全球顶尖大学，工作经验少于三年。B类和C类的获批后，可以在香港逗留24个月。苏畅老公申请的是B类。

一个月后，苏畅以受养人的身份来到香港，陪女儿读书。但一到香港，苏畅很快感觉到水土不服。苏畅是北方人，习惯了干爽的天气，香港的夏季很长，室外温度在35℃以上，潮湿和闷热让她和女儿的身体一直处于不适的状态，“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浑身很笨拙，要出汗才能保持身体的轻盈。关节还有细微的痛感。”皮肤也出了问题。香港紫外线很强，她涂了防晒、打了伞，还是能感受到皮肤的灼痛，爬山之后经常晒脱了皮。

《玫瑰的故事》剧照

更让她不适应的是居住环境的变化。苏畅在尖沙咀租了一个公寓，35平米的空间被分成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很是狭窄，“对我们块头比较大的北方人来说，转不过身。”而且房子南北不通透，空气不形成对流，不开空调很憋闷。苏畅觉得那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没有生活的空间，“女儿的房间推开门就是床，上床下桌，桌上能摆一些书，但放不下太多。个人兴趣爱好相关的其他物品，更没地方放。在北京，我们至少有一个单独的书房。”苏畅说她的生活只能在居所之外。但在香港，“大家普遍选择的运动方式是跑步。羽毛球、网球等球类运动场地比较少，很难在家附近约到。也很难遇到运动搭子。”

在来香港前，苏畅觉得香港社会前进的速度很快，人的效率很高，实际生活的感受却是做什么都很慢。网速慢、雨季衣服干得很慢，甚至做饭也很慢——公寓的煤气灶火力很小，不能爆炒，每一顿都只能炖煮。一开始，她们在外面吃饭比较多，但很快发现选择性很少，且价格贵，一颗白菜十几港币，是内地的好几倍。好在海鲜很新鲜。苏畅说，饮食虽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肠胃长久的无声抗议，有时候让她“想发疯”。除了饮食和房租，他们每个月还要支付五六百港币的电费——夏季费用可能达到1000到2000港币，400港币的燃气费，还有两三百的水费。

有时，苏畅能明显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有一次她在尖沙咀的一家餐厅点餐，感觉服务员的态度和语气不够友善。她经常觉得香港的菜量小，填不饱肚子，吃完之后她加餐，服务员就问，“你不能一次性都点完吗?”还有一次去菜市场买鱼，付了钱之后，觉得另一条鱼也不错，对老板娘说想买下来，老板娘也说，“你不会一次性说完吗?”

《暗战》剧照

久而久之，苏畅和女儿都感受到一种孤独。在北京，她是经验丰富的销售，但到了香港，她是一个英语水平有限的求职者，而且需要照顾孩子，她只能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兼职。“大家都很忙，没有闲暇交朋友。我们在香港又举目无亲。我每天的生活轨迹越来越单一，不是去蛋糕店做兼职，就是在家里，周而复始。”女儿喜欢打球、打游戏、烘焙，但在香港，“放学后各回各家，也很难约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同学”。女儿放学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或家里看书，一个人看海。

叶疏桐对香港的态度也在到了香港后发生了变化。2023年她刚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一年，在一家初创公司做数据方面的工作，对留在哪里生活并没有想好，就“顺手申请”了高才C类。这之后她在香港断断续续居住过2个月，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朋友家里，她的目的是感受下香港这个城市——以往的印象里，香港充满故事感和电影感，“有种流金时代的余晖”。

但真正抵达后，她觉得自己无法在那里长久居住，香港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边界感很强的城市。“在香港，你看不到无所事事的人。”她说，在纽约，陌生人之间可以随机开始可能很持久的交谈，但在香港的街头，人与人之间似乎刻意避免眼神和肢体上的接触，办事人员都面无表情。有时候排队上公交车，她走得稍慢一些，没有跟上人流，后面的人可能会很不耐烦。“我会觉得自己不适合这座城市的节奏，好像妨碍了他们的高效。”今年3月，她放弃了高才通的续签。

根据香港劳工及福利局数据，今年7月底，有1.37万名高才陆续面临续签，但46%的高才直接放弃了续签申请。即便是成功申请续签的人，也仅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士长期居住在香港。

其中，A类人才申请续签的比例达77%，B类人才续签比例为50%，C类人才续签比例最低，仅有40%。

有限的机会

现在回头看，程致远觉得，自己当初决定去香港，并不是深思熟虑后做的选择。

程致远今年39岁，2012年本科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之后在新西兰的媒体做过记者、主持人、编辑，离开媒体后做过航空地面服务等。2023年申请“高才通”B类时，新西兰还处在新冠疫情后的动荡之中，他觉得新西兰的经济已经开始在失控，直至如今。“一公斤的西红柿，过去的价格大约是二三十元人民币，现在需要70元。有些餐厅的老板倒贴以维持运营。”程致远觉得看不到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周围的朋友已经走了一大半。当时，他去香港旅行了一次，发现香港吃饭和购物的价格都比新西兰低。朋友告诉他，在香港找工作很容易。没想到他却发现，“香港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媒体相关的就业机会也很少。”

《企业强人》剧照

过去的两年，他向香港的媒体投了几百份简历，几乎石沉大海。有一家媒体给他打了电话，但因为他不会说粤语，对方说他不符合要求。没有明确要求会粤语的岗位里，他只获得一个线下面试的机会，最终通知他没被选中。要说理由，程致远记得面试时，面试官表达过对他年纪的担忧，“可能是我年纪比面试我的人大，经验比他们多。”找不到工作，程致远就无法续签——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要求，续签申请人必须证明其已在香港受聘并能从中获得稳定收入，或已在香港开办或参与业务。签证过期后，他也考虑过回国，但他觉得自己在国内“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国内很多媒体是体制内的岗位，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于是他又回到了新西兰。

下签后，2023年下半年，陈朗每天都在不停地投简历。她25岁，毕业于澳洲一所QS前100高校。最开始她投自己最心仪、也和专业最契合的传媒相关的公司，比如Marketing(市场营销)、PR(公共关系)等，但没什么音讯。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海投，办公室文员、商科相关的岗位、要求3年甚至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岗位，一个都不放过。最后连兼职也投，“在招聘软件和网站上乱点”。她记得，自己一共收到9个面试邀请，大部分都是行政、文员岗，公司的规模都不是很大，4-5人竞争一个岗位。有一个是自己心仪的传媒类岗位，但那家公司加上老板总有只有10人左右，老板招聘、老板面试，周六也要上班，“感觉不是很正规”。

那段时间，她经常觉得焦躁、慌乱不已，为了生活，她找了几个兼职过渡。第一个是辅导班老师，一周去三四天。一开始既要辅导学生的功课，又要管纪律，她觉得很焦虑，后来虽然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每小时80港币的工资还是不足以覆盖她的生活成本——她在西环距离公司四站地铁的地方租了一间五六平米的房子，每月7000港币，日常生活需要家里的补贴。她觉得有些愧疚。

《是咁的，法官阁下》剧照

后来她又找到了一份优衣库的销售工作，一个月能挣1万港币左右。这份工作的内容并不难：在店门口时，她需要拿着篮子，见到客户时打招呼，说“欢迎光临，要不要拿个篮子逛逛”;在店内需要叠衣服，把客户带到试衣间试衣服。客户试过衣服离开试衣间后，她需要把试过的衣服叠好，重新放回相应的区域;帮客户查衣服的货号，拿网上购物的订单等。最开始，她觉得这份工作似乎有点浪费她的学历，好在工作环境很友善，“同事们知道她不会说粤语，会用蹩脚的普通话和她交流，聚餐也会带着我。”有一天，她问店长能不能转成全职，店长说不行，他们更希望本地和已经拿到永居的人做全职工作。

就算是年薪超过250万港币的高才A类，也很难将自己过往的资源和经验平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北京人林枫已经在基金行业工作十多年，业绩一直排在公司前几名。他回忆，2015年是内地基金行业跨越式发展的一年，2014年至2015年，公募基金总资产管理规模从4.5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8.4万亿元人民币，几乎翻了一番。他的年薪也水涨船高，很快超过百万。但2018年开始，他明显感觉到基金产品的工具性、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现在大家都卖同样的产品，你就成为了螺丝钉，升职也已经无望。”疫情后，他和一些企业老板们聚餐，大家的话题都是怎么获得香港身份。林枫判断钱在往香港走。

2024年下半年，林枫找香港工作的目标是资产管理公司的中高级岗位。原本他预期两三个月就能找到期望的工作，但没想到，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在被称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他找工作的过程也跌宕起伏地持续了半年。他投了很多简历，对方要不就是觉得他不合适，要么就是要求太高：好几家公司提出的试用期要求是3个月内做成一单私募基金，金额1000万美元起。他最终都没接offer：他在海外没有资源，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怎么完成这样的任务。在国内，他完成自己第一笔大额订单是在工作五六年后。

林枫后来想明白，适合他的岗位是在香港对接国内客户的岗位，“这样的坑位极少。要不是聊着聊着hc(名额)没了，要不就是给的职级很低。”而且它们也有隐形的年龄歧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一直到2025年8月，他找到了如今银行的客户关系经理工作，“面向个人营销金融产品、管理客户风险等”，那是他之前认为的保底工作。他不再年薪百万，但银行的工作很稳定，他能够借此机会慢慢熟悉香港的金融环境。

《巨塔之后》剧照

猎头李不生在香港从事猎头工作十多年，他告诉本刊，香港的劳动力市场对外来人才的需求是能够带来独特的价值。现在一个问题是，在香港的公司，很多岗位需要本地经验。“比如人力资源岗，需要候选人熟悉本地的法律和企业文化，会说粤语，能和本地人沟通。”李不生说，香港公司的中高层岗位也是如此，“如果候选人没有在香港做管理的经验，怎么管理本地人?很多时候，内地公司的管理经验是无法转移到香港的。”

结构性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郭桦曾分析过香港入境政策的变迁，他告诉本刊，1980年代到2000年之前，香港新增外来人口主要是家庭团聚来港的港人内地配偶、子女和亲属。2000年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开放内地高技能人才申请来港，2003年推出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2018年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等入境的条件是在香港受聘。2006年推出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2008年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IANG)，以及2022年末推出的高才通计划入境的则不以受聘为条件。

在郭桦观察下，高才通之前实行的人才政策，主要是因为2003年起，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回归后，两地的经贸安排更加紧密，需要开拓内地市场，引进专门人才。这些引入的专门人才需要受聘才能获得签证，一般是一些大公司出于企业的需要而招聘。这些大公司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多，人才政策一般都有配额。”这类人才计划能够满足香港企业的需求，但通过这些计划入境并留下的人才很少。郭桦注意到，2001年至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高技能人口中，居住时间六年以下的“近期移民”的比例从1.2%下降到0.7%，居住时间六年以上的“早期移民”的比例维持在20%左右。郭桦说，“可以说，香港在过去四十多年中，高技能人才的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培养，而非依靠引进外来人才。反映香港未能让外来高技能人才扎下根来，特别是在较短时间内提供足够留下来发展的机会。”

《半熟男女》剧照

郭桦告诉本刊，近几年，香港人才外流较多。这一届的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在2022年出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科创中心，带动经济转型的目标。过去的人才引进政策显然难以满足香港对人才的需求，所以在2022年底，香港特区政府明确提出“招揽高质人才”，推出了高才通计划。与此同时，取消优才计划每年只有1000人的年度配额。“高才通计划可以视为香港入境政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政策实行后，人才大量涌入香港，通过高才、优才和IANG这三项不以受聘为条件的人才计划入境的人口超过了家庭团聚。但一个问题是，香港的人才引进政策和产业结构之间是存在脱节的。”

在研究中，郭桦注意到，香港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68.3%提高到2024的93.5%，贸易及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和旅游构成了香港服务业的主要部分，也是支柱产业。2023年香港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4.9%，贸易及物流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8%。就业机会仍然集中于这些传统的支柱行业。

但这些行业并不会出现人才短缺的问题。“以金融为例，香港金融业的人才可以来自全球各地。”而那些新兴的产业，虽然人才短缺，但是吸引力不足。“例如科研这个小众市场，过去香港特区政府的投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0年香港研发总支出占本地总产值比例不足0.5%，2022年才突破1%。2020年，香港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科研的也只有4000多人，人才和产业的配套不足。高技能人才即使来了，也是僧多粥少，难以留住他们，做大行业的规模。目前香港的科技行业仍然以应用为主，研发才刚刚起步。”

《孤男寡女》剧照

放弃续签的IT从业者林霖告诉本刊，2023年1月，她当时所在的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效益不好，面临裁员，人人自危，她就申请了高才通C类，“如果有机会跳槽去香港，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很快，她就发现香港IT行业的落后。“APP功能很基础，界面很老，像内地几年前的状态。导航栏很简洁，按钮很少，有时候想使用某个功能，要划一划、找一找。他们觉得这些功能就够用了。”她专门去香港的科技园区看过，发现香港的IT行业发展模式仍然比较传统，依附于金融、贸易等强势行业，为其提供技术支撑。新兴的IT产业，像Web3、虚拟货币，大多是初创公司，规模比较小。林霖的目标是传统IT行业的项目管理岗位，“数量比较少。它们缺的更多是研发方面的人才，而且开出的薪资待遇也不如内地。”

叶疏桐是人工智能(AI)数据隐私保护的创业者，她发现，在香港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在叶疏桐看来，如果要在国内做AI方向的创业，深圳的氛围显然比香港更好。AI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在国内找投资人和从业者见面的时候，她发现很多人都在深圳。很多公司员工在深圳，创始人在硅谷，两个城市的信息差很小。“在香港，关心AI的人很少，更多人关心的还是金融和房地产。”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卷调查显示，续签获批的高才中，95%来自内地，从事商业及贸易的占23%，金融服务业占19%，创新科技领域占17%，保险或经纪服务占11%。有十多年经验的香港猎头Werner坦言，近两年来香港的高才和优才很多都从事保险行业。一名高才续签受访者告诉本刊，她所在的保险团队有四百多人，纯内地背景，80%是高才和优才。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温卓毅补充，香港的劳动力市场中，大量的人才缺口其实在中低端产业，在这些行业，缺的并不是高技能人才。郭桦表示，目前的高才通计划存在“重引才，轻留才”的政策导向，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人力资源错配。他觉得，政府需要考虑的是，香港到底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创产业，发展这样的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

《樱桃琥珀》剧照

今年9月底，林枫在香港最繁华的尖沙咀租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子。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说来到香港后无法忍受生活水平的落差，他却觉得生活水平是无法被量化的，虽然他的居住空间只有十平米，但是有冰箱、洗衣机、电磁炉，他自己买了个锅，足够煎鱼肉、炒菜。下楼走一小段路就是海岸线，他可以在海边跑步吹风、看夕阳。“每天看着游客来来往往，就觉得自己不是游客了。”另一个受访者则提到自己加入了好几个港漂家长群，“会发现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一定是下降的，但没有什么不值得的，在那个环境里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在乎你以前做什么。生活是自己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郭桦、温卓毅、李不生外，均为化名)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任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