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抑配徵购
抑配徵购与置场和籴相比，对官府带来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第一，籴买粮草的数量和质量比较有保证，第二，官府可以任意搜刮，少支以至不支籴本。故宋朝愈来愈多地采用抑配徵购的方式，是势所必然的。
抑配徵购的方式在北宋前期至中期已经采用，如当时北方有推置、对籴、青苗钱，南北方有配籴等，但大多未形成定额徵购的制度。尽管当时更多地实行置场和籴，而抑配徵购已造成了很大的骚扰。宋仁宗初，俞献卿上言：“天下榖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榖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数倍矣。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222]皇祐年间，宋仁宗也承认：“江、淮连年荒歉，如闻发运、转运司唯务诛剥，以敷额为能，虽名和籴，实抑配尔。”[223]他们所说的，是南方的情形，而北方河东路的和籴为害最烈。关於河东和籴的记载和议论不少，其中以吕惠卿所奏介绍比较详细：
本路太原、汾等十三州军正税之外，别有和籴。体问得始据田亩，视其苗稼，等第科籴，米每斗钱三十文，粟十六文，大豆二十二文，草每束十文。虽估价颇贱，而民於登稔之际先期得钱，未以为病。中间有司弥失其指，四分中一分见钱，三分折茶，而又以一时科籴之数立为定法，遇有典卖推割，一如正税，而夏秋灾伤，乃执和籴之虚名，不得与正税检放，於是民始病之。至嘉祐中，有司又以折色之物，虚估非实，复裁定米每斗一十二文五分，粟十分，大豆九文五分，草每束四文，并支见钱，则其价又减大半矣。至熙宁以来，复以盐、布、见钱中半支给。至元丰元年，有司复请和籴价钱更不支与人户，［令］转运司趁时赴沿边州军籴买粮草封桩，如遇灾伤，据籴买下数目折充人户纳数，如无灾伤，三年一次充折茶，於是和籴始不用钱。……则是虽有和籴之名，而人户未尝得钱，乃不得与灾伤检放、倚阁，及不得随赦恩蠲。而近上人户又支移於边［上］送纳，每斗米卖钱有三百文者，则比之税租，尤为可矜。[224]
河东路有二十多个府、州、军，其中半数以上有和籴负担，十三个府、州、军两税额三十九万二千馀石，而和籴额达八十二万四千馀石，遇到自然灾害，又不得减免和倚阁，成为民间远远重於两税的经济负担。官府每一次改变制度，往往更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元丰时，改为三年一次以茶作籴本支付，已接近於完全不支籴本。
这种定额徵购的制度，也并非只限於河东，如开封府界的体量和买草，也可为一例，刘安世说：“熙宁以前，左、右［骐］骥院及天驷、牧养等十坊监马数蕃息，每至冬月，并还厩下，刍秣之费极为浩瀚。常赋所入既不能给，故於畿内十七县市草五百万束，为之体量和买。盖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岁之丰凶，而制抛降之多寡，未尝诸县为一定额也。其後坊监併废，国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旧收买。虽係灾伤，无敢放免，而又不支见钱，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则反太贱，比之市价，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灾，民间无草，即每束止令输钱，又比折布往往倍费，是於二税及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无名之赋也。”[225]宋时官府收购饲草，也可用“和买”一词。开封府各县直至北宋末，方才摊派和籴，但体量和买草五百万束，也与河东和籴十分相似，变成定额徵购，是当地一项经济负担。
自宋神宗时始，抑配徵购逐渐成为和籴的主要方式，民间的和籴负担愈来愈重，官府以和籴的名义搜刮百姓膏血，可谓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以下分四个方面，对抑配徵购作进一步介绍。
一、摊派和籴的方式：宋朝在民间摊派和籴额，或按户等，或按家业钱，或按税粮，或按税钱，或按顷亩，各不相同。
按户等分摊和籴，除了前引对籴和折籴的例证外，如大中祥符时，宋真宗下诏说：“如闻诸路和籴均於民户，颇有烦扰，可令河北、陕西、京西转运司各蠲其半，可令中等户以下免之。”[226]开封府的体量和买草是由“诸县第四等以上户”承担，“每束支钱二十八文，三等以上户以京东布折价，第四等给见钱”。[227]元丰时， “恩州至沧州等处见有寄籴粮斛约八十馀万石”，“令随本处州县人户赊借，内第三等不得过二石，第四等、第五等不得过一石，即不得抑勒，候次年夏秋收成日输纳”。[228]此外，又如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和八年(公元1075年)，河东路遭受自然灾害，“第三等以下户和籴粮草”也暂予“倚阁”。[229]如前所述，河东和籴灾年不得减免，但第三等户以下则可暂时“倚阁”。
用人户的家业钱，即按物力分摊和籴，如宋哲宗时，滕甫在河东改变和籴的摊派方式，“配率粮草，视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为差，民以为便”。[230]宋徽宗时，开始以各户家业钱额摊派均籴，已如前述。宋孝宗时，和籴侍卫马军司军的马料，“州县不复置场，只以物力高下科抑人户”。[231]“全蜀饷道，岁大约以石计者一百五十馀万，中六十馀万科之边氓，量家业以定均敷之数，名和籴，实强取，民不堪命”。[232]“剑州夏秋正税不过米麦二万四百馀石，而和籴乃加数倍”，“夏秋两料粮六万八千馀石，马料二万六百馀石，係以人户家业钱均敷”。[233]
按税粮分摊和籴，除前引敷籴和四川对籴的例证外，广南西路自“祖宗以来，随苗和籴，每石价钱四百或五百文足”。[234]宋时南方所谓“苗”，乃是指两税的秋苗。在江南东路信州铅山县，“人户岁输一石，则秋籴五斗”。[235]杨万里说：“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籴十之二者。”[236]宋理宗时，浙西常熟县“於正赋外，以苗为率，复科纳和籴”，“岁籴多至三十万石，少亦不下十四、五万石”，而当时“管秋苗七万二千五百六十一石七斗九升五合”，[237]则和籴额相当於秋苗额二至四倍，足见浙西一带和籴之重。
按两税夏税钱分摊和籴，如宋孝宗时，“江西、湖外和籴，其弊非一，不问家之有无，例以税钱均敷，无异二税”。[238]
按人户田地顷亩分摊和籴，如上所述，在宋哲宗之前的百年间，河东和籴是“以占田多少为差”的。直到宋理宗时，也仍然采用这种方式，故徐经孙说：“和籴非得已也，籴於有米之家，又复何辞，而履亩均敷，是有与无俱病矣。”[239]在某些场合，官府也规定摊派和籴的顷亩限额，如宋孝宗时，“降指挥，两浙、江东路州军人户有田一万亩，出粜和籴米二千五百石”，“八千亩以上，合出粜和籴米一千五百石”。[240]宋理宗时，“浙右自三百亩以上，每亩例科三斗”。[241]
由以上几种摊派的方式看来，抑配徵购的主要对象，应是拥有田产的乡村主户。至於坊郭户，有时也摊派和籴。宋真宗时，京西转运使郑文宝等“请於部内州军等第分配坊郭之民籴买刍粟”。[242]宋徽宗时实行均籴，也以“坊郭、乡村”同依家业钱额分摊，而“坊郭第六等以下，乡村第五等以下免均”，[243]显示了用户等与家业钱两种摊派方式的交叉和混通。
官户在法律上并无减免和籴的特权。如宋徽宗时实行均籴，“官户无减免之文”。[244]因镇压方腊，“知湖州王倚奏：应缘军储，乞并官户一例科籴，民户并止第二等以上”。[245]宋高宗和宋孝宗时，也规定“不拘官户、编户”，统统摊派和籴。[246]但在某些场合，官户也可免除和籴。如《文献通考》卷20载，宋光宗时，臣僚上言：“和籴非正赋，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宋宁宗时，荆湖北路岳州和復州人向官府上诉：“总所岁籴我米，不与我钱。我非官户也，非士人也，非义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总取我一，县又倍之，传子至孙，不能脱也。”[247]又如范仲淹设置的义庄，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每亩劝米三斗，计米二百九十二石一斗”，长洲县“义庄田二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每亩劝米三斗，计米六百八十一石五斗二升”，宋理宗嘉熙时，因“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与免科籴”。[248]
二、和籴的附加税：宋时人户缴纳两税，有支移、折变、加耗、脚钱、斗面、斛面、大斗、大斛、呈样、预借、重催等各种税上加税的名目，官府对民间摊派和籴时，也照搬了不少两税的加税名目，这就更加重了民间的和籴负担。关於和籴的加税名目，无疑已不可能有完整的统计，今据现存一些零碎的记载，分别介绍於下。
(一)支移：支移原是指两税“输有常处，而以有馀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249]北宋河东和籴，正如前引吕惠卿上奏，“近上人户又支移於边〔上〕送纳”。宋仁宗庆历时，欧阳修出使河东，上奏报告宋廷说：“百姓每於边上纳米一斗，用钱三百文，而官支价钱三十，内二十折得朽恶下色茶。草价大约类此。”[250]广南西路的和籴，“漕司从来以苗米支移，所纳价钱每石却至三贯文足，比之所支和籴本钱，多至数倍”。[251]这些实例，都足见和籴支移负担之重。按宋时法令：“诸监司籴买粮草，抑令远处输纳，若巧作名目，额外诛求者，并以违制论。”[252]事实上，这条规定自然是一纸废文。
(二)折变：折变原是指两税各种税物和税钱互相折价输纳，如以粮折钱，以钱折绢等等。如前所述，北宋时，开封府的体量和买草“或遇水旱之灾，民间无草，即每束止令输钱，又比折布往往倍费”。宋高宗时，何若上奏说：“和籴本钱，悉从户部支降，州县往往不以时均散，纵令人吏减剋侵欺。又其所籴米重取加耗，以致出剩数多，桩充苗米，却令人户折纳价钱，占留盗用，为害实深。”[253]
(三)加耗：加耗原是以官府运输和保管税物的捐耗为藉口而徵收的附加税。宋徽宗诏承认：“诸路州县输纳二税及籴纳粟、米、麦等，违法重收加耗，岁以为常。”[254]和籴加耗既属违法之事，故宋高宗时屡次下令禁止。[255]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37《籴买粮草》也规定不准“抑令人户重增加耗”。这些禁令自然决无成效可言。金安节曾对宋高宗说：“诸路和籴米加耗太多，如饶州一石至收四斗。”[256]宋孝宗时，臣僚上言：“州县各以水脚耗折为名，收耗米什之二、三。”[257]宋理宗时，汀州和籴的“仓耗、扛量等费甚於正苗受纳”，“官司和籴一石，例支本钱一贯六百文足”，“民输和籴一石，除官本钱外，民户至白贴三贯文足有奇”。[258]
(四)脚钱、水脚：是指附收水陆路运输费。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成都、潼川两路对籴并脚钱折纳米”，“运至鱼关，计阙二百万缗”，因运费不足，於是又在脚钱折纳粮米之外，“每石复理十千”脚钱。[259]宋孝宗时，“蠲成都人户理运对籴米脚钱三十五万缗”，[260]四川铁钱的币值虽低，也足见脚钱额之多。又臣僚上言，建议各州县“明与支降水脚之费，俾之勿得收耗”。[261]韩元吉《论和籴劄子》说，浙西“每石有加耗三斗者，有依苗米例收取漕司出剩者，有剋钱四百文充水脚、〔縻〕费者”。[262]可知水脚钱事实上成为剋扣籴本的一种方式。
(五)市例钱、头子钱、縻费钱：市例钱原为商税的附加税，每百文另抽十文，也可称市利钱。[263]“人户输纳官物，以钱陌取之者，曰头子钱”，[264]最早是输纳钱币时的附加税。縻费钱也属两税的附加税。宋徽宗宣和末，两浙转运副使程昌弼言：“本路收买，除见钱外，有抛降度牒、香药文钞，召人中买，与见钱收买不同。乞自今後诸路应用度牒、文钞籴买，并不得收分文头子、市例等钱。”[265]此奏得到皇帝批准。可知官府用钱币、度牒之类和籴粮草时，要以市例钱、头子钱等名目扣除籴本。縻费钱如前引韩元吉之说，也是一种剋扣籴本的方式。宋孝宗时，臣僚上奏论和籴之弊，说“公吏、斗脚百方乞觅，量米则有使用，请钱则有縻费”。[266]甚至两个官司之间进行兑籴，也要“纽定元价及官吏縻费等钱”。[267]看来縻费钱可能是以津贴官吏为名而徵收的附加税。
(六)大斛、大斗、大升：用大的量器进行盘剥，这也是宋时徵收两税、和籴等惯用的加税手段。宋孝宗时，王师愈指出，“或低估价直，或多量升斗，出纳之际，加以官吏欺弊”，为和籴之一害。[268]宋宁宗时，德安知府赵希混“和籴米斛，而用市斛大量出剩，［赢］落籴本，掩为己有”。[269]宋理宗时，刘克庄也说：“和籴则低估高量。”[270]这是无法剗革的宿弊。
(七)斗面、斛面：斗面和斛面是指徵购和籴粮时，将斗和斛内的粮食平面堆高，藉以加税。宋高宗时，辛炳上奏说：“浙西诸州军博籴米斛约束，以装卸、欠折为名，加抬斗面，及容纵专斗乞取常例钱。”[271]绍兴时，令官府置场和籴，规定“所置籴场，并不限数目收籴，两平交易，不得收耗为名，擅行增加斗面，致有阻遏”。[272]增收斗面，甚至连置场和籴尚不能免，则抑配徵购就更可想而知了。薛徽言宣谕湖南路，发现“和籴、夫米并受纳米样，斗斛纽耗，仓例把算，抬斛，斗面，销钞之米，水程，装纲，縻费，脚乘，修笼”等等，加税名目繁多。[273]宋宁宗时，陈耆卿也指出，“市无斛面，而官有斛面”，为和籴之一害。[274]宋理宗时，“州县科籴及人户投粜”，也有“不即给钱，多取斛面之弊”。[275]
上引记载表明，宋时和籴尚有多种加税名目，其中米样又名呈样，是以抽查粮米样品的质量为名而徵收的附加税。宋理宗时，吴潜上奏说：“盖有淮乡人家出产之田仅二百四十亩，而县司明出给由子，科以和籴百四十四石，纳一石既当二石(按：指淮南市斛比文思斛大一倍)，而石数之外，又有呈样、罚筹、堆尖、脚剩名目，若公吏而下诛求者，更不预焉，是以二百四十亩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输官也。”[276]这里也列举了一些加税名目。总的看来，和籴的加税名目至少应有数十种之多，而各地的情形当亦有所不同。
三、官吏的贪污勒索：宋代和籴所以成为民间的经济重负，除了抑配徵购的数额重，加税名目繁多之外，还必须估计官吏贪污勒索，从中渔利的因素。
宋徽宗宣和时，臣僚上奏：“和籴天下良法，奉行之吏纵吏为奸，不即支价，或强抑配，辄亏其直。如度牒一道，官价二百千，抑配民间，仅不得三之一，香药钞每岁降拨动以数百万计，准折价钱，支与人户，而所请实无几。良民鬻田破产，恬不知恤。京畿自祖宗时，和籴之法不行，近年缘漕臣申请，意欲希进，自是一例搔扰，与诸路无异。”[277]可知官吏贪污籴本，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官府对和籴实行抑配徵购，支付籴本往往不足。不论籴本充足与否，都因官吏贪污而剋扣，甚至分文不给百姓。如宋高宗时，和籴曾一度“止用金银、见钱，其意正欲民间实得籴本”，“所在百姓复言未尝得钱。岂非户部科拨，其间尚有虚数，或已尽支降，而州县移易，不以给民，或给散之际，多为［猾］吏、甲头辈欺取之，而不及於下户也”。[278]由於“贪吏倚法乾没为奸，有户输粟数百斛，而不得一钱之直者”。[279]宋理宗时，官员赵时廷等“和籴取盈斛面，乾没籴本，自入己者凡八十馀万贯”。[280]
除了贪污籴本之外，还存在官吏利用和籴，向民间敲诈勒索的问题。宋高宗说：“朕向在河朔时，见民间良以此为苦。盖朝廷所降本钱，往往州县妄作名目，移易他用，不即时给还人户。纵有给还去处，又为胥吏多端乞觅，十不得其一、二，以此民受其弊，虽号和籴，与抑勒何异。”[281]宋高宗诏中也提到：“每岁诸路和籴本钱，并係户部将实有窠名钱预行科拨桩办。访闻所在州军往往减剋，不为尽数支絳，恣行侵用，人户所得无几。甚者横敛脚费，及容纵人吏公然乞觅。”[282]宋宁宗时，陈耆卿也指出，“官之监临者多，诛求者无艺”，是和籴之一害。[283]
官吏在置场和籴时作弊，则使官府吃亏；在抑配徵购时作弊，则使民间受害，其作弊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四、民间的骚扰和痛苦：了解宋代的民间和籴负担，还须考虑揽户承揽代纳和籴，上户转嫁和籴负担两个因素。
宋代揽户又称揽子、揽纳人，是承揽代纳赋税，从中渔利者。揽户不仅承揽两税，也承揽和籴。“揽子以重价取诸民户，而以半赂胥吏”，“胥吏与揽子互为弊倖”，[284]狼狈为奸，民间不通过揽户，往往不能输纳赋税。宋高宗时，湖州“军粮每月四千四百馀石，尽抛在民间籴买，人户无得脱者。官给价钱每斗不过三百文，而揽户又於民间每斗取钱三百文，方能输纳”。[285]官府支付籴本，每斗不过三百文，民户又须向揽户缴纳三百文，籴本全部落入揽户或胥吏的私囊。揽户依仗胥吏的帮助，往往以劣质粮草出粜给官府。宋朝虽禁止“揽纳人取人户钱物，计会籴场受纳湿恶物者”，[286]并无成效。宋廷为了保证和籴的数额，有时还“令有力之家结揽籴米”。[287]南宋时，四川实行科籴，“量产之薄厚而制其数焉”，“上三等户饶於赀用，自输自请，虽少损，犹可支，下二等户势必付之揽纳之家，本钱既不可请，姑逭责可耳”。[288]可见深受揽纳和籴之害者，主要还是贫民下户。《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诈官作威追人於死》载，“张景荣承领总所籴本，置子场招籴”，“乃敢以揽户而行官称”，“宁细乙者，领钱入米，所欠不多”，却被张景荣逼死，可作揽户横行於乡里的一例。
宋朝对民间抑配和籴，或按户等，全由上户承担，或依家业钱额等分摊，也是上户多而下户少。宋朝也有上户承受和籴之害的记录，如宋理宗“嘉熙庚子(四年)大旱，京尹赵存耕（与懃？与懽？[289]）科敷巨室籴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荡产，气死缢死者相踵”。[290]所谓“三十六千一石”，应是指严重贬值的纸币会子三十六贯。由於和籴负担沉重，上户往往将和籴转嫁於贫民下户。如宋理宗时，饶州“郡人以自顷朝廷〔和〕籴，上户规避，各将产钱飞寄，昔日之上、中户皆化为下户”。[291]所谓“产钱飞寄”，“化为下户”，实际上是伪造户名，搞诡名子户，将一户分成几户至几十户，以降低户等，逃避和转嫁和籴负担。
宋朝对民间抑配和籴，籴本充足的情况无疑是罕见的，一般往往是少支籴本，甚至不支籴本。如南宋初，朱胜非“宣抚江、湖三路”，发现“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292]王炎在《上刘岳州书》中也说：“和籴上供米实无价钱，湖北一路皆然。”[293]我们前面说，宋代的和籴是似税而非税的负担，这并不意味着和籴负担就一定比两税轻。在某些场合，和籴额大於正税额，遭逢灾年又不得与正税一样减免，再兼之各种加税名目，官吏和揽户的盘剥，上户的转嫁，就使广大的贫民下户陷於难以负荷的悲惨境遇。
宋真宗时，“转运使於〔京西〕市籴”，“民不如约则杖之”。[294]宋仁宗时，欧阳修向朝廷报告河东和籴危害情状，说忻州和代州以绢“博籴白米九万五千二百馀石，州县从春至夏，枷棒催驱，只纳到四万馀石，见欠五万四千馀石”。[295]因和籴负担沉重，“遂致百姓贫困逃移，而州县例不申举，其本户二税、和籴不与开阁，税则户长陪纳，和籴则村户均摊，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县，累据百姓陈状，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户者，尚纳全村和籴旧额，均配与见在人”。[296]
南宋时，因民间和籴负担更重，故有关记载也更多。宋高宗时，向子廉“知平阳县，民有负和籴米者，子廉讯之，杖千二百，即日死”。[297]宋孝宗时，陈良祐等上奏说：“朝廷〔降〕籴本於州县，而州县亏减，十不支一、二矣。名为和籴，而朝夕诛求於叫呼捶楚之间。”[298]宋宁宗嘉定时，真德秀报告潭州的和籴情况：“本州支降官会、度牒，以为籴本，会价折阅，已不便於民旅，而度牒经年无人承买。於是官司不获已，以科配从事。每岁州以度牒科之县，县以度牒抑之民。凡户管田一千亩以上者纳度牒米，一千亩以下者认中籴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户共之，寺观亦然。一岁所科虽十馀万石，而所纳实不及半。县吏并缘由此致富，则在在有之，甚至乡胥之走弄，场吏之邀求，价直之减削，斛面之增加。其纳中籴米者，比之市价，每石折钱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官会一贯，而纳度牒米者折阅尤甚，且无变转之所。词诉盈庭，怨嗟载道。”[299]这段记述既介绍了和籴的受害者，也介绍了和籴的得利者，十分真实而具体。宋理宗淳祐时，阳枋描述四川的情形说，“官籴其百，则私以千言，官科其千，则私以万言”，“长官之饕求，群胥之邀索，西军之追捕，一司未已，一司复来，前籴未终，後籴复继，斯民至於蹈水火，经沟渎，而终弗能免。”[300]景定时，刘克庄说，宋孝宗乾道时，“通诸路止籴一百五万，今吴门一〔郡〕而籴百万，通诸路不知其几倍矣。加以凶相(按：指丁大全)当国，增额抑价，浙中钜产化为下户者，十室而九”。[301]宋理宗也承认：“访闻近年所在和籴，未得朝廷抛类(降)，预行多敷，富室大家临期率以赂免，而中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以至散钱则吏胥减剋，纳米则斛面取［赢］，专计诛求，费用尤夥，是致民间所得籴本，每石几耗其半，其何以堪!”[302]
官府以和籴搜刮粮草，不仅危害乡村，也严重影响坊郭市民的生活。“绍熙甲寅岁(五年)虽小稔，县官和籴，米价遂增，两日雨雪，市中贫民有无炊烟者，艰籴反甚於去年之凶歉”。故王炎的《冬雪行》说：“穷巷小家真可怜，典衣籴米无炊烟。江头津吏日来报，往往上流无米船。县官要籴十万斛，天上符移星火速。……今年冬雪民已癯，明年春雪民更饥。”[303]
由於民间和籴负担的沉重，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北宋亡国时，宋钦宗“诏三省，自靖康元年正月已来，抛给诸路籴本，并用实钱，仰今後州县并须置场，不得复行科配”。[304]他企图以置场和籴全部取代抑配徵购，然而随着北宋亡国，此诏也成为一纸空文。南宋时，蔡戡也上奏说：“夫和籴所以备荒岁也。要当官自为场，视时值之高下，而稍增之，痛戢吏胥侵渔之奸，则人将负担而至矣。今也量立价值，半以楮币，州郡知其不相若也，于是并缘为奸，次第而敷之民。中人之家输赋偿逋之馀，盖亦无几，欲为卒岁之计，乃尽取之；贫者剔屋偿债，转籴以输，不酬其值，不恤其有无。名曰和籴，其实强取，民安得不困乎?”[305]然而在财政愈益拮据，籴本愈益不足的情形下，要以置场和籴取代抑配徵购，不过是幻想而已。
宋理宗景定时，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低价强购田产，即以“可免和籴，可以杜楮弊，可以饷军，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为标榜。[306]但公田法并未全部免除和籴，《宋史》卷175《食货志》载，宋度宗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规定：“和籴米除浙西永远住籴，及四川制司就籴二十万石，桩充军饷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广西共籴一百四十八万石，凡遇和籴年分皆然。”
宋理宗时，姚勉作《戊午喜罢和籴》诗说：“到处相悲虎政苛，设官本意果如何?民今不足将谁足，籴本名和岂是和。”又说：“虐籴安能峙糗粮，只应根本暗中戕。并缘鼠猾丰衣食，受纳狼贪富橐囊。中户白科都罄室，列城黑腐谩盈仓。边尘澒洞烽烟急，民命如丝谨勿伤。”[307]宋季国脉如缕，民命如丝，不论是加重民间和籴，或者以公田米部份取代和籴，都不能使人民负担有所减轻，也不会使南宋国运有所好转。
宋朝的和籴粮草是民间一大负担，又是赋役制度一大项目，传世资料甚多，而各种籴名与制度又十分复杂，头绪纷繁。我们认为，籴本构成的演变，从置场和籴为主到抑配徵购为主的演变，是把握和籴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两条主要线索。籴本由钱、银、茶、盐之类转变为以纸币、官告、度牒之类为主，必然导致置场和籴的衰落，造成抑配徵购为祸的酷烈。至於籴本构成的变化，主要是由宋朝各代的财政状况和军饷需求决定的，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污勒索等等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1] 《长编》卷158庆历六年六月丙辰：“命度支判官、侍御史仲简往陕西和市军储。”
[2] 《宋会要》职官43之50：“川茶元法，於茶税并息钱内，岁认定应副熙河博马及籴买粮草，乞令提举买茶官岁给熙州、岷州大竹并洋、蜀州茶，各三百，以为应副市籴。”
[3] 《宋会要》食货39之12—13：“京西路转运司〔言〕：今岁秋成，斛斗稍贱，乞下三司支拨见钱，及时收籴。”
[4] 《宋会要》食货39之9：“沿边州军粮草如不及三年，合收市为备者。”
[5] 《文献通考》卷21。
[6] 《定斋集》卷4《论扰民四事諸子》，《清正存稿》卷1《奏乞科拨籴本赈济饥民劄》。
[7]《蔡忠惠公集》卷18《论兵十事》。
[8]《文献通考》卷25。
[9]《梦溪笔谈》卷12。
[10]《墨庄漫录》卷4。
[11]宋仁宗时各地驻禁兵指挥数，据《宋史》卷187《兵志》计算，以卷188《兵志》参校。
[12]《包拯集》卷9《再请移那河北兵马及罢公用回易》。
[13]《宋会要》食货39之28。
[14]《宋史》卷193《兵志》。
[1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东南军储数》。
[16]《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闰八月甲子。
[17]《宋会要》食货40之40。
[1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四川军粮数》，正文所引数字互有出入，今姑仍其旧。
[1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行在诸军马草》。
[2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关上诸军马料》。
[2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都下马料》。
[22] 《杜清献公集》卷12《经筵己见奏劄》辛丑八月。
[23]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五年六月丁未。
[24] 《宋会要》食货41之9。
[25] 《清正存稿》卷1《奏乞科拨籴本赈济饥民劄》。
[26] 《宋会要》食货39之19。
[27] 《真文忠公文集》卷32《馆职策》。
[28] 《宋史》卷466《李神祐传》。
[29] 《宋会要》食货4之18。
[30] 《长编》卷30端拱二年十月癸酉。
[31] 《长编》卷95天禧四年四月庚寅。
[32] 《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八月戊戌。
[33] 《长编》卷181至和二年十月乙未。
[34] 《宋会要》食货36之18—20。
[35] 《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二月己酉。
[36] 《宋会要》食货39之4。
[37] 《长编》卷120景祐四年七月辛酉。
[38] 《宋会要》食货39之3—4。
[39] 《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八月庚子。
[40] 《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十月庚午。
[41] 《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一月己未。
[42] 《长编》卷175皇祐五年闰七月丙子。
[43] 《宋会要》食货39之4—5。
[44] 《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五月辛酉。
[45] 《宋会要》食货23之27，《长编》卷54咸平六年正月壬寅。
[46] 《宋会要》食货23之39。
[47] 《宋史》卷182《食货志》。
[48] 《宋会要》食货23之27，39之2，《长编》卷54咸平六年正月壬寅。
[49] 《宋会要》食货30之6。
[50] 《宋史》卷185《食货志》。
[51] 《玉海》卷181《天圣茶法》，《梦溪笔谈》卷12。
[52] 《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丙辰。
[5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
[54] 《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二月辛卯，卷343元丰七年二月丙子。
[55] 《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庚申。
[56]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壬寅。
[57] 《宋会要》职官55之30—32。
[58] 《长编》卷278熙宁九年十月辛亥。
[59] 《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辛卯。
[60] 《宋史》卷181《食货志》。
[61] 《燕翼诒谋录》卷5。
[62] 《宋会要》食货40之8。
[63] 《宋会要》食货40之11。
[64] 《紫微集》卷24《论和籴》。
[65] 《鸿庆居士集》卷12《沈相书》。
[66] 《梁溪全集》卷104《与右相乞罢行交子劄子》。
[67] 《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乙酉。
[68] 《卢溪文集》卷27《与胡待制书》。
[69] 《宋会要》职官41之50。
[70] 《宋会要》食货40之36。
[71] 《宋会要》食货41之5。
[72] 《历代名臣奏议》卷247。
[73] 《宋会要》食货40之47—48。
[74]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2范成大神道碑。
[75] 《真文忠公文集》卷17《回申尚书省乞裁减和籴数状》，《申尚书省免和籴尽数状》，《申尚书省乞免降度牒状》。
[76] 《清正存稿》卷1《奏乞科拨籴本赈济饥民劄》。
[77] 《宋史》卷175《食货志》。
[78] 《宋史》卷181《食货志》。
[79] 《桐江集》卷6《乙亥前上书本末》。
[80] 《宋会要》食货41之1，《山堂群书考索》後集卷56。
[81] 《宋会要》食货39之4。
[82] 《宋会要》食货39之6。
[83] 《宋会要》食货4之18。
[84] 《宋会要》食货39之20。
[85] 《长编》卷61景德二年八月庚寅。
[86] 《宋会要》食货52之17。
[87] 《宋会要》食货39之16。
[88] 《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丁卯朔，《宋史》卷175《食货志》。
[89] 《宋会要》职官43之54。
[90] 《宋会要》食货40之15—16。
[91] 《资治通鉴》卷273注。
[92] 《宋会要》食货39之13。
[93] 关于 “入中”和“折中”的含义，可参见戴裔煊先生《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231页。
[94] 《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卯。
[95] 《宋史》卷175《食货志》。
[96] 《宋史》卷175《食货志》。
[97] 《宋史》卷387《汪应辰传》，《要录》卷40建炎四年，卷153绍兴十五年正月丁卯，卷175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甲子，卷176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己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四川宣抚司科对籴米》，《宋会要》食货63之146。
[98] 《宋史》卷175《食货志》。
[99] 《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十月辛未。
[100] 《宋史》卷330《李参传》。
[101] 《宋史》卷175《食货志》。
[102] 《宋会要》食货39之21—22。
[103] 《宋会要》职官5之5，《长编》卷181至和二年十一月己未。
[104] 《长编》卷310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
[105] 《长编》卷385元祐元年八月丁酉。
[106] 《宋史》卷175《食货志》。
[107] 《梁溪全集》卷144《禦戎论》。
[108] 《宋会要》食货40之40。
[109] 《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辛未。
[110] 《宋会要》食货37之28—29。
[111] 《宋会要》食货38之2。
[112] 《宋会要》食货37之17。
[113] 《宋会要》食货37之25。
[114] 《宋史》卷175《食货志》，又见《长编》卷271熙宁八年十二月己酉，卷274熙宁九年四月戊子。《长编》作王君万等人“拖欠熙、河两州结籴十四万三百六十馀缗”，与《宋史》的“十四万六百三十馀缗”稍异。
[115] 《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二月乙巳。
[116] 《长编》卷277熙宁九年八月乙巳。
[117] 《宋史》卷175《食货志》。
[118] 《宋会要》兵12之29。
[119] 《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戊申。
[120] 《长编》卷268熙宁八年九月辛未。
[121] 《宋史》卷175《食货志》。
[122] 《宋史》卷453《曾孝序传》。
[123] 《宋史》卷179《食货志》。
[124] 《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己巳。
[125] 《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己亥。
[126] 《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壬子。
[127] 《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辛巳。
[128] 《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庚子。
[129] 《宋会要》食货53之14。
[130] 《长编》卷402元祐二年六月壬辰。
[131] 《宋会要》食货40之3，13，52。
[132] 《宋会要》食货39之22。
[133] 《宋史》卷175《食货志》，《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丁丑。
[134] 《长编》卷334元丰六年四月癸酉。
[135] 《宋会要》食货39之36，《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戊辰。
[136]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崇宁三年冬。
[137] 《宋会要》食货40之41。
[138] 《长编》卷110天圣九年九月己巳。
[139] 《长编》卷307元丰三年八月乙卯。
[140] 《长编》卷61景德二年八月甲辰，九月甲寅，《宋会要》食货39之5。
[141] 《鸡肋集》卷68《殿中侍御史赵君墓志铭》。
[142] 《包拯集》卷7《请差灾伤路分安抚》。
[143] 《包拯集》卷10《请支拨汴河粮纲往河北》。
[144] 《历代名臣奏议》卷244。
[145] 《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庚辰。
[146] 《长编》卷276熙宁九年六月丁亥。
[147]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卯，《宋史》卷292《郑戬传》。
[148] 《宋史》卷175《食货志》。此外，《长编》499元符元年六月壬寅亦载此事，但无括籴之名。
[149] 《要录》卷32建炎四年四月己亥。
[150] 《字溪集》卷1《上宣谕余樵隠书》“十曰革籴弊”。
[151] 《宋史》卷175《食货志》。
[152] 《宋会要》食货40之15—16。
[153] 《宋史》卷397《刘甲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8《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奉大夫李公墓志铭》。
[154] 《宋会要》食货41之22。
[155] 《宋会要》兵4之21。
[156] 《宋史》卷175《食货志》。
[157] 《龟山先生全集》卷33《钱忠定公墓志铭》。
[158] 《斜川集》卷6《河东提刑崔公行状》。
[159] 《靖康要录》卷7靖康元年五月十二日。
[160] 《要录》卷189绍兴三十一年四月甲辰。
[161] 《宋会要》兵12之29。
[162] 《历代名臣奏议》卷47，《斐然集》卷25《先公行状》。
[163] 《可斋杂稿》卷19《奏总所科降和籴利害》。
[164] 《黄氏日抄》卷83《吴县拟试策问三道》。
[165] 《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166] 《梁溪全集》卷106《申省应副张龙图米等状》。
[167] 《要录》卷49绍兴元年十一月乙巳。
[168] 《宋史》卷397《刘甲传》
[169] 《宋史》卷398《李蘩传》。
[170] 《南涧甲乙稿》卷10《论和籴劄子》。
[171]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5《泸州社仓养济院义冢记》。
[172] 《真文忠公文集》卷9《潭州奏复税酒状》。
[173] 《可斋杂稿》卷19《奏总所科降和籴利害》。
[174] 《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
[175] 《鹤林集》卷37。
[176] 《可斋杂稿》卷19《奏总所科降和籴利害》。
[177] 《清正存稿》卷1《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内引壬子入国门是日内引奏劄第二劄》。
[178] 《诚斋集》卷116《李侍郎传》。
[179] 《可斋续稿》後卷3《乞贴科四川制总司秋籴本钱奏》。
[180] 《宋会要》兵12之29。
[181] 《历代名臣奏议》卷272。
[182] 《攻媿集》卷88《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
[183] 《历代名臣奏议》卷109，《止堂集》卷6《乞权住湖北和籴疏》。
[184] 《文献通考》卷18引陈傅良之说。
[185] 《历代名臣奏议》卷63黄应龙在宋理宗时对策：“蜀居兵荒之後，而有劫籴、掇籴、截籴之苦；吴居旱涝之馀，而有敷粜、劝粜、奏粜之忧。”此处敷籴和劝籴的内容可见正文，《字溪集》卷1《上宣谕余樵隠书》“十曰革籴弊”也载有“掇籴”。其馀劫籴和截籴不见另外记述。
[186] 《宋会要》食货39之15。
[187] 《宋会要》食货40之44。
[188] 《宋会要》食货39之10。
[189] 《宋会要》食货40之2。
[190] 《宋会要》食货40之12—13。
[191] 《宋会要》食货40之38。
[192] 《宋会要》食货41之3。
[193] 《宋会要》食货40之41。
[194] 《宋会要》食货40之53。
[195] 《宋会要》食货40之23。
[196] 《宋会要》食货41之20。
[197] 《宋会要》食货39之14。
[198] 《宋会要》食货39之37。
[199] 《宋会要》食货39之10。
[200]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7《乞展便籴斛斗限》。
[201] 《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庚辰。
[202] 《宋会要》食货62之3。
[203] 《宋会要》食货39之15。
[204] 《宋史》卷190《兵志》。
[205] 《宋会要》食货40之8。
[206] 《宋会要》食货39之13。
[207] 《长编》卷101天圣元年九月丁亥。
[208] 《宋会要》食货39之18。
[209] 《宋会要》食货39之21。
[210] 《宋会要》食货40之9。
[211] 《宋会要》食货40之49。
[212] 《宋会要》食货36之8。
[213] 《乐全集》卷18《对手诏一道》。
[214] 《乐全集》卷23《再上国计事》。
[215] 《长编》卷181至和二年十一月己未。
[216] 《长编》卷176至和元年八月癸巳。
[217] 《梦溪笔谈》卷11：“世传算茶有三说法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耳。……予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粮草，岁入必欲足常额，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桩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後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按三说法、博籴和便籴的原始含义应以沈括之说为准，但後来以讹传讹。如本文在上一节所述，宋真宗时，博籴与便籴的含义已和“三说旧案”不同。这里吴充所谓“三说之法”，也是指以钱、茶和香药、象牙三类物品互相搭配，充作籴本。
[218] 《宋会要》食货30之11。
[219] 《文献通考》卷21。
[220] 《真文忠公文集》卷32《馆职策》。
[221] 《可斋杂稿》卷19《奏总所科降和籴利害》。
[222] 《长编》卷100天圣元年正月癸未，《宋史》卷300《俞献卿传》。
[223] 《宋会要》食货23之40。
[224] 《长编》卷400元祐二年五月乙卯。
[225] 《尽言集》卷9《论畿内买草事》。关於体量和买草数额，各书记载不一，如《宋会要》食货39之19为皇祐时“三百万束”，《长编》卷444元祐五年六月辛酉作“六百万数”。又《长编》卷90天禧元年七月辛酉作“常岁於开封府界均买草千馀万围”，卷100天圣元年二月甲辰作“畿内体量买草凡千万束”，《韩魏公集》卷10《家传》景祐时为“配买马食草六百万”，这些当是不同时期的数字。
[226] 《宋会要》食货39之7。
[227] 《宋会》职官27之10，食货39之19，31，《长编》卷444元祐五年六月辛酉。
[228] 《长编》卷334元丰六年四月癸酉。
[229] 《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乙亥，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辛未。
[230] 《东坡七集·东坡後集》卷18《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
[231] 《宋会要》食货41之20。
[232] 《平斋文集》卷9《知心堂记》。
[233] 《文定集》卷4《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
[234] 《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辛亥。
[235] 《永乐大典》卷7650《黄永存》引何澹《小山杂著·黄公墓志铭》。
[236] 《诚斋集》卷89《千虑策·民政中》。
[237] 《琴川志》卷6。
[238] 《宋会要》食货40之41。
[239] 《徐文惠公存稿》卷1《陈政事四条》。
[240] 《宋会要》食货40之47。
[241] 《杜清献公集》卷11《论和籴榷盐劄子》。
[242] 《宋会要》食货39之4—5。
[243] 《宋会要》食货41之22—23。
[244] 《宋会要》食货41之23。
[245] 《宋会要》食货9之15。
[246] 《宋会要》食货40之15，37。
[247] 《水心文集》卷25《朝请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陈公墓志铭》。
[248] 《范文正公集·朝廷优崇·与免科籴》。
[249] 《宋史》卷174《食货志》。
[250]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减放逃户和籴劄子》。
[251] 《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辛亥。
[252] 《庆元条法事类》卷37《籴买粮草》。
[253] 《宋会要》食货40之26。
[254] 《宋会要》食货70之24。
[255] 《宋会要》食货40之14，23。
[256] 《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己酉。
[257] 《宋会要》食货40之41。
[258] 《永乐大典》卷7514《均济仓》引《临汀志》。
[259] 《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癸酉朔。
[260] 《宋史》卷174《食货志》。
[261] 《宋会要》食货40之42。
[262] 《南涧甲乙稿》卷10。
[263] 《西塘先生文集》卷1《市利钱》。
[264] 《文定集》卷5《论勘合钱比旧增重疏》。
[265] 《宋会要》食货40之11。
[266] 《宋会要》食货40之41。
[267] 《宋会要》食货40之13。
[268] 《历代名臣奏议》卷247。
[269] 《宋会要》职官75之9。
[270]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劄子》三。
[271] 《宋会要》食货40之17—18。
[272] 《宋会要》食货40之27。
[273] 《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274] 《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275]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2绍定四年十二月癸丑。
[276] 《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277] 《宋会要》食货70之28
[278] 《宋会要》食货40之22
[279] 《鸿庆居士集》卷37《宋故左朝请大夫直秘阁致仕张公墓志铭》
[280] 《徐文惠公存稿》卷1《劾李宜之赵时廷疏》
[281] 《宋会要》食货40之27
[282] 《宋会要》食货40之25—26
[283] 《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284] 《宋会要》食货68之17
[285] 《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庚戌
[286] 《庆元条法事类》卷37《籴买粮草》
[287] 《宋会要》食货40之14
[288]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8《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奉大夫李公墓志铭》
[289] 《咸淳临安志》卷49载，嘉熙三年正月至六月，赵与懃任知府，当年六月至嘉熙四年五月，赵与懽任知府。赵与懽《宋史》卷413有传，字悦道。今不知“善耕”是赵与懽之号，还是赵与懃之字，或是“嘉熙庚子”的时间不确。另据《宋史》卷66《五行志》，嘉熙三年和四年均有旱灾
[290] 《吹剑四录》
[291] 《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79《与都大司联衔申省乞为饶州科降米状》
[292] 《要录》卷42绍兴元年二月乙酉
[293] 《王双溪先生集》卷1
[294] 《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癸丑
[295]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5《倚阁忻代州和籴米奏状》
[296]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减放逃户和籴劄子》
[297] 《要录》卷73绍兴四年二月癸卯
[298] 《宋会要》食货40之43
[299] 《真文忠公文集》卷17《回申尚书省乞裁减和籴数状》
[300] 《字溪集》卷1《上宣谕余樵隐书》“十曰革籴弊”
[301]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7《进故事》
[302]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4淳祐十年八月甲寅
[303] 《王双溪先生集》卷7
[304] 《靖康要录》卷7靖康元年五月十二日
[305] 《历代名臣奏议》卷108，《定斋集》卷4《论扰民四事劄子》
[306] 《咸淳遣事》卷上
[307] 《雪坡舍人集》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