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红军队伍中，最突出的部队特色，可能就是部队中所有的人都穿着一双草鞋。

尤其是在长征的过程中，草鞋也从南方带到了北方，更是成为了红军的一个象征。

即便是到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草鞋也以其独特的优点成为了中共克敌制胜的关键法宝之一。

邓小平更是曾经专门撰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来论述草鞋对于将士们的重要程度。

虽然今天的解放军已经不再可能穿草鞋了，但是小小的草鞋背后所蕴藏的故事，不仅仅是中共军队艰苦朴素的象征，更是蕴藏着部队克敌制胜的关键法宝。

在革命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是战士们的日常。

尤其是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急行军更是每一个战士需要做的事情。

然而，在当时，中共军队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一个是吃饭，另外一个就是穿鞋。

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当时的部队，很长时间都是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当中，再加上物资的短缺，吃不饱饭是战士们的常态。

除了吃饭，另外一个就是穿鞋问题。

在抗战时期，日军进行了多轮的扫荡，部队的补给变成了大难题。

战士在反 ‘扫荡’ 战斗中， 赤足作战成了见怪不惊的现象。

虽然有古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在实际的行军打仗过程中，要是没有鞋子穿，在各式各样的地面上行走，不仅会影响行军速度，更是极易受伤。

据老红军回忆，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战士们在没收大店铺时，面对各种橡胶制品，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

胶鞋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奢侈品。

由于工业水平有限，橡胶制品的产量并不高，加之战争的影响，胶鞋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即便是布鞋，也因为物资短缺而变得难以获得。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的战士们能够拥有一双胶鞋，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幸福。

在苏区的时候，穿草鞋还比较方便，比较适合南方的地理条件，南方的山多，溪流也多，都是水田，穿着草鞋能够走来走去，很是方便。

但是随着长征的战略转移到了北方以后，草鞋逐渐就无法适应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对草鞋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

1935 年 7 月, 中央红军开始向北移动, 气候逐渐寒冷｡

中央军委就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者牛羊皮制作。”

在实际应用中，各式各样的草鞋应运而生。

战士们凭借着智慧和创造力，结合当时的资源状况，制造了多种款式的草鞋。

一般而言，战士们使用稻草、梭草、竹麻、或是破旧布料等材料来制作草鞋。

然而，当行至西康地区时，由于原料短缺，他们不得不将捡拾到的破旧毛皮割成小条，编织成所谓的“皮草鞋”。

然而，与草鞋相比，皮草鞋穿着舒适度大打折扣。

在晴天时，皮草鞋容易让脚起水泡；而下雨天，皮草鞋则容易被雨水浸湿，导致行走时滑倒，难以保持稳固的脚步，增加了摔倒的风险。

草鞋虽然有其优点，但由于士兵长时间穿戴，经常进行行军和作战，容易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此外，草鞋也容易导致脚部受伤，进而引发溃疡。

据统计，在红军时期闽赣军区的500名病员中，有311名患有溃疡。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红17师政治部发布了卫生注意事项规定。

士兵在出发前必须先试穿草鞋，要求草鞋既不要太窄也不要太硬，以免损伤足部皮肤。

同时，建议士兵随身携带一些白布片，以备不时之需。

当发现足部有破皮或者感觉草鞋过硬不适时，应立即用布片包裹起来，以防止伤口进一步扩大，甚至发展成为严重的脚部疾病。

抗战时期，身处华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不例外，他们穿着草鞋。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中，许多新战士因为缺少鞋子而束手无策。

于是，彭雪枫便发动老战士们制作草鞋，并在欢迎新战士的大会上，亲自将草鞋作为礼物分发给新战士。

张爱萍也曾要求各种组织和工作机关的党政军民生活行动都要游击化。

强调了毛泽东的指示：“每个同志应准备好草鞋和板凳两个法宝”，即穿上草鞋以便行走和作战，同时放下板凳以方便办公。

所以在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军队需要大量的装备和衣物来保障作战和生活需要，但供给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草鞋这种简易的制作方法成为了一种应急之道。

士兵们利用周围环境中容易获取的材料，如稻草、梭草、竹麻等，制作草鞋来替代传统的皮革鞋或布鞋。

这种简单的制作方法能够迅速地解决了军队的鞋子短缺问题，确保了士兵们的基本行动能力。

红军时期，共产党军队在有相对稳定的后方支持时，可通过建立工厂或发动群众劳军等方式保证草鞋供应，从而减轻士兵在战斗间隙自己打草鞋的负担。

然而，部队一旦离开根据地开始行军作战后， 由于流动不定， 加之对鞋的消耗量急剧增加，打草鞋便成为每个士兵的必备技能与行伍生活常态。

当时，为了解决红军的草鞋问题，邓小平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怎样解决草鞋问题？》，这篇文章就讲述了对于红军将士而言，在解决草鞋问题时，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解决办法：首先，就是多渠道寻找材料来打草鞋。

其次就是对于会打草鞋的，要帮助不会打草鞋的统治。第三就是草鞋要合理分配。

在红军中，无论前线或后方、战士或干部，每人都必须掌握打草鞋的技能，即便是周恩来也不例外。

而且，长时间的打草鞋，周恩来对此也是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草绳子不能太粗， 草根部的草茎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 草茎要多了就会磨脚。” 周恩来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很快就打好了一双草鞋，并从褥子下拿出一件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撕下几条布编在草鞋口上，以防鞋沿磨脚。

而这些看似简单的经验，其实都是红军在战斗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经验。

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积累的草鞋制作经验不仅解决了他们自身的穿鞋问题，更将这项技能带到了北方，使得抗战时期草鞋传统在八路军中得以继续推展与发扬。

在红军部队中，习惯与技能的养成往往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士兵们出身的地域差异在他们所掌握的技能中得到了反映：南方士兵擅长打草鞋，而北方士兵则可能不擅长此项技艺；陕北士兵则擅长打毛袜手套，而其他地区的士兵则可能不具备这种技能。

对于那些无法掌握打草鞋技艺的士兵来说，他们通过与他人“换工”或互助的方式获取草鞋。

在一些留守兵团中，一名年轻战士涌现出来，他半个月时间帮助他人打了70多双草鞋，即便手上已经流血，他也不愿意停止。

在那个时候，草鞋几乎都是士兵们自己制作的，很少有人去购买，更没有人去销售。

因此，帮助他人打草鞋也成为了一种助人为乐的美德。

这种精神在部队中得到了广泛传承和推崇，成为了部队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化。

对于草鞋而言，不仅仅是行军打仗的重要物资。

同样，关于草鞋最为重要的还是，草鞋使得更多的妇女也参与到了革命的行列当中来。

而这也是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方面。

在军队中，虽然士兵们都被要求掌握打草鞋的技能，但在行军作战的紧张情况下，有时难以顾及这个问题。

为了保证草鞋的供应，就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草鞋是一种易耗品，加之行军作战频繁，军中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士兵们的消耗需求。

因此，中共将最大的草鞋厂建在群众之中，通过发动群众制作，实现及时补充。

考虑到社会分工与特长，中共将草鞋制作任务明确分配给了妇女群体，成为了这一时期苏区妇女的生活常态。

特别是考虑到青年妇女的生产能力，各地青年团积极承担起发动青年妇女慰劳红军、制作草鞋的重要任务。

从1932年4月开始，各级苏区相继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简称“妇改会”），慰劳红军成为了这些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而草鞋则是当时最迫切需要募集的军需物资之一。

截至同年10月，江西各县的妇改会共为红军汇集了布草鞋15137双、麻草鞋9904双、布鞋4194双。

这些由妇女们制作的草鞋，不仅解决了红军士兵们的穿鞋需求，也凸显了妇女在战时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和贡献。

草鞋虽然是军需事务的一个细项，但在中共的群众组织与动员机制下，从草鞋制作、征募到供给各环节，形成了一个涉及前方与后方、士兵与妇女等社会各方面的战时军需后勤体系。

在苏区时期，草鞋劳军运动成为了中共将妇女群体融入战争与革命的有效切入点。

通过草鞋劳军运动，中共成功地将妇女纳入到了战争的支持体系中。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对妇女社会角色的重新认识，也是对社会分工的重新组织。

妇女们通过参与草鞋制作、征募和供给等环节，为战时的军队后勤保障提供了重要支持。

他们的参与不仅解决了红军士兵的基本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与革命的方式，增强了他们的战斗意识和自豪感。

这种妇女参与战争的经验也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由南方向北方、由穿草鞋向穿布鞋过渡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路径。

通过草鞋劳军运动，中共掌握了有效组织动员群众的经验，这在后来的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妇女们的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支持战争，也是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和地位，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草鞋在中共军队中逐渐成为了一种象征，这体现在军队活动轨迹的移动、民众的认可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

随着中共军队的活动轨迹移动，沿途的民众充分体认到穿着草鞋的红军战士形象，以及部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1937年，美国女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延安时，发现当地缠足的农村妇女最初看不起那些来自南方的“苦力大脚”，将光脚穿草鞋视为典型的南方“穷破烂”，并感到不寒而栗。

为了改变民众的观感，中共女领导人决定改穿起布鞋或胶底球鞋。

但对于抵达延安的知识青年来说，穿草鞋不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革命礼仪，更是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效方式。

尽管他们先前生活条件优渥，但对这种遍及南方乡间的草鞋感到新鲜和好奇。

草鞋的象征意义还体现在军队的生活和训练中。

即便在物资困难的情况下，红军士兵们仍然坚持锻炼身体。

在篮球场上，运动员们穿着各种鞋子，包括球鞋、皮鞋、草鞋，甚至赤脚。

知识青年们不仅身体力行地穿着草鞋，还积极学习打草鞋，红军老兵成了他们的草鞋师父。

草鞋在行军作战中留下了革命者的记忆，在后方，妇女制作草鞋劳军的身影也烙印在地方文化之中。

在中国东南诸省，仍流传着大量以草鞋为主题的民间歌谣。

这些歌谣通俗易懂、曲调朗朗上口，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在前方冲锋陷阵、群众在后方踊跃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革命友爱精神。

综上所述，草鞋不仅仅是一种军队的装备，更成为了红军的象征，代表着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革命的精神。

这一象征深深地烙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记忆中，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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