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中，有朋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分裂乱世，为什么晚唐的节度使时常被手下牙兵下克上，而三国时的军阀却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呢？晚唐五代十国的藩镇节度使，与汉末三国的军阀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讲一讲，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权力的产生、运行与更迭的系统问题，不同的权力运行逻辑，注定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汉末大逃杀整个东汉王朝的主导者是世家大族，东汉的世族脱胎于西汉的豪族，豪族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血脉贵族，他们手中的能量不是血统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天灾人祸中慢慢积累的。
豪族的标配是：有大量财富（主要是土地）作为经济基础，家族有大量依附人口（佃户和奴婢），豪族在地方影响力巨大，如果豪族中连续有几代都有子弟进入帝国中央当官，豪族便升级为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手中的权力是成体系的，土地、佃户、私人武装、中央权力层层递进。
理解世家大族权力的组织模式，是理解东汉一朝所有事物的基石。
现在可以看看汉末军阀，和他们手下的兵了。
爆发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撕碎了那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汉的最后体面，汉末乱世正式开启。
乱世的到来，让人们被迫拿起刀枪，当时社会上武装可以归纳为三类，这三类武装，也对应了世家大族主导的东汉一朝普通人的三种归属。
第一种是原东汉朝廷的军队，最具代表的就是北三州边军：董卓的凉州军，吕布的并州军，公孙瓒的幽州军。
虽然主导东汉王朝的是世家大族，但东汉朝廷手中总还有些钱粮来养兵，这些朝廷的军队组织度和战斗力都较强，只是伴随着东汉朝廷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边军粮饷逐渐供应不上，如董卓一般脑子比较灵活的边军将领则自己筹措钱粮来养兵，于是边军自然而然成为了私兵，而将领也就成为了军阀。
东汉的边军有一定世袭成份，没有家族托举的，大多是能力较出众的“良家子”，他们代表了世族时代能力和地位相对较高的普通人的第一种出路。
第二种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东汉后期，百姓生活日趋艰难，盗贼烽起，为了保护自家产业，世家大族们都在依附于自己的人员中，挑选精壮者组成私人武装。
东汉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进行，大量自耕农破产，将土地卖给世家大族，世家大族获得土地后，得找人耕种，世家大族巨大的产业，得找人打理，于是一些人加入到了世家大族经济体中，给世族打工，这是东汉时期普通人的第二条出路。
至于第三种，就是起义军了，东汉末年民生凋敝，行将饿死的人为了生存聚集在一起，喊上一声“苍天已死，黄天当地”，便拿起刀枪要把旧世界掀翻在地。
汉末乱世的第一阶段，就是这三类武装的相互攻伐。
谁会第一个出局呢？毫无疑问，起义军。
无论是和官军比，还是和世族武装比，起义军的劣势都十分明显，组织度不足，训练不足，武器装备不足，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这些每一条都是军事斗争的大忌。
黄巾起义被迅速剿灭后，参与起义的人要么被杀掉，要么变成了加入到了官军或世族武装中，典型例子是曹操的青州兵。
钱与刀的较量起义军在乱世的第一波较量中迅速沉寂，沦为了原朝廷武装与世族武装的经验包，接下来，是原朝廷武装，与世族武装之间的较量的。
这种较量的第一轮，叫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结果是十八路诸侯被打得落花流水，世家大族虽然有钱，但是其私人武装毕竟未经过战争洗礼，战斗力仍不能与原朝廷边军相提并论，但是别着急，乱世会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去积累经验，也会让他们有机会去整合自己的武装。
来看看这两类武装的命运走势吧。
凉州军在董卓、李傕、郭汜等相继被杀后开始分崩离析，其中有一部跟随凉州旧将张济四处转战，这支武装因为缺粮到刘表控制的荆州劫掠，张济在攻打穰城时，为流矢所中，剩余部队由其侄子张绣带领，张绣向刘表求和，二者开始合作，刘表提供钱粮，张绣替刘表抵抗北方的曹操。
并州军在王允死后，跟随吕布到处流浪，这种军队战斗力不俗，但是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所以只能辗转于各个有世家大族支持的大军阀处栖身，其实也就是找个能吃饭的地方，吕布在几大世族军阀中间横跳多次，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三姓家奴”。
后来吕布的这支并州军，获得了兖州世族的长期投资，拿到长期投资的并州军也展现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一度打到曹操怀疑人生。
至于幽州军，多数跟随公孙瓒，少数跟随袁绍，袁绍凭借河北世族的支持，带领这少数的幽州军逐渐战胜或收编了原本大多跟随公孙瓒的幽州军。
随着天下世族之首的袁绍成功收编幽州军，完成对河北的大整合，以及另一路世族武装曹操在硬碰硬的情况下击败了吕布率领的并州军。
汉末军阀武装的大逃杀宣告结束，笑到最后的都是世族武装。
为什么世族武装在斗争中比朝廷的官军更具有韧性呢，答案是后勤和组织度。
世家大族经济体已经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有人生产，有人经营，有人作战。
而原朝廷的军队只是半套系统，军队只负责作战，后勤保障原本应该是由朝廷负责的，当朝堂没有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抢，要么找世家大族联合，选择去抢的会遭到世族武装的联合抵制，往往死得很快，所以原东汉朝廷的军队最终的归属也是被世族武装收编。
好，现在回到那个核心问题了，东汉军阀麾下的士兵为什么不能像晚唐牙兵拿捏节度使一样拿捏各个军阀。
答案依旧是组织度，东汉军阀手下军队的主体是世族武装，世族经济体是成体系的，世家大族在派出自己的佃户加入军队打仗的时候，手上会攥着两样东西：
第一是粮饷，第二是人质。
当时国家的经济命脉绝对掌握在世族手中，没有粮饷的军队，不出数月就得饿死；另外，为世族军阀打仗的士兵，都有人质在世族手中，这些士兵临阵投降家属都可能受到牵连，至于反手拿捏他们头上的军阀，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这场钱与刀的较量，证明了没有钱支持的刀虽然锋利，但容易折断。
好，既然有钱，有权的世族军阀有很多种办法去拿捏手下的士兵，那么看起来与世族军阀处于同一生态位的各藩镇节度使，为什么会经常被手下士兵拿捏呢？
来看一看节度使和他们手下的兵老爷之间的奇怪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吧。
被忽略的基本盘唐玄宗前期，唐军战斗力伴随着府兵制的瓦解而大幅下降，周边少数民族武装不断袭扰大唐边境，唐帝国的边疆岌岌可危。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唐玄宗改变兵制，便府兵制为募兵制，从此，唐军的主体从兵民合一的府兵变成了从职业化的从朝廷处领粮饷的募兵。
唐帝国边境线绵长，有几个重点用兵地，为了提高效率，在边疆地区设立军镇，由节度使统领当地士兵的招募、训练及作战工作，藩镇的雏形就此出现。
让藩镇节度使自主募兵，就必须同时下放给他们一定的财权，于是，节度使做到了财、人、兵三权合一，做到这一点，就具备了理论上的割据基础。
之所以说理论上，是因为藩镇设立之初，节度使想割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因为朝廷还有三招来拿捏节度使：
第一是军镇的开支，仍有相当一部分依赖朝廷，节度使想提拔高级将领，仍得朝廷批准，等于节度使的财权和人事权都是经过阉割的。
第二是天下十个藩镇之间相互制衡，任何一个节度使，想以一个藩镇抗衡整个朝廷，那就是痴人说梦。
第三是朝廷频繁调动节度使，节度使要不断换防，还有出将入相制度，将表现出众的节度使拉入帝国中央任职，以此来防止节度使尾大不掉。
如果这三项制度能一直保持，节度使大概率不会失控，但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在唐玄宗的过份信任孕育出了安禄山这个统领三镇兵马的怪物后，朝廷对于节度使的控制手段，失效了。
关于安禄山，我们必须要多说一点。
大多数人将安禄山反叛的根本原因简单归结于唐玄宗过份信任，给予了三镇节度使的大权，但是，在安禄山之前，就有统领四镇兵马的王忠嗣，王忠嗣为何没反？
对于一个节度使来说，管理三镇兵马，和让三镇兵马跟随你造反，难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安禄山之所以能反，其实还有一个隐藏原因，这个原因来自他的身份：安禄山是粟特人。
粟特人是一群起源于中亚的游牧部落，擅长经商，曾在丝绸之路上赚得盆满钵满，但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粟特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于是被迫东迁。
在粟特人东迁的背景下，脑子活络的安禄山将自己塑造成能够给粟特人带来光明的神明，于是，大量刚刚经历过国仇家恨的粟特人带着巨量财富，来到安禄山帐下。
同时，粟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当雇佣兵为业，这些粟特雇佣兵也加入到安禄山帐下，成为其亲兵。
粟特人的钱和兵，构成了安禄山势力的基本盘，安禄山以此为基础，招募其余胡人士兵为其打仗，招募汉人寒门为其处理政务。
这就是安禄山与王忠嗣或者哥舒翰等其他节度使的不同，他的能量并非都是朝廷赐予的节度使身份获得的，甚至可以说，朝廷赐予的权力不过是锦上添花，粟特人给予的钱和亲兵才是雪中送炭。
安禄山的这种权力模式，与汉末三国时的世族军阀几乎别无二致了，但不要将这种状态视为一种节度使的常态，不是每个节度使，都如安禄山一样有这样的基本盘。
甚至可以说安禄山在节度使群体就是前无古人的，而如果一定要找来者，恐怕得等到一百多年后的朱温和李克用。
安史之变《三国演义》的开头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事实上，汉末三国的“合久必分”并不彻底，世族军阀对峙只是时代的极限，并不是权力分裂的极限，如果想问中华帝国时代权力到底能分到什么程度？那还得看晚唐的“牙兵共和制”。
安史之乱的过程异常混乱，但是如果从权力的角度去看安史之乱，那么主线是异常明确的：权力被一分再分。
声势浩大的安史之乱，发起者是安禄山，但在这场动乱的大多数时间里，领导叛军与唐廷作战却是史思明。
安禄山在叛军攻克洛阳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但安禄山靠个人身份拢起来的队伍，史思明是没有能力全部接受过去的。
史思明的思路是粟特人和一些胡人骑兵，控制不了就物理消灭或撵走，只要守住河北基本盘就行，但在这个过程中，根基不够深的他只能拿出利益去交换，叛军将领，开始了进一步军阀化。
唐军方面也没好到哪去，唐肃宗李亨灵武登基后，以朔方军为核心，河西、垄右、河东军为辅助，本来靠着朝廷的威望还能勉强拢住，但架不住皇帝李亨几次微操下来，唐军打了好几次对士气打击巨大的大败仗。
这样一来，各路节度使就不得不想着如何给自己留后路了。
就这样，安史之乱的后期，唐军和叛军方面，其实就都是“军头联盟”了。
按照固有经验，权力下放到军头这一步，就应该到头了，但历史哪会那样简单重复。
史思明死后，他的手下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意识到跟着小皇帝史朝义干没前途，于是纷纷率众投降。
其中的魏博军节度使田承嗣觉得属于节度使的时代来了，于是尽征魏博镇青壮从军，得兵近10万，其中挑选出近万精锐组成亲兵，称“牙兵”，大名鼎鼎的魏博牙兵登上历史舞台。
牙兵刚出现时，确实是节度使手中的一把尖刀，节度使指哪他们打哪，但是随着战事的逐渐频繁，牙兵们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是节度使的依靠，而节度使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拿捏他们的东西。
牙兵们通过通婚，结成牢固联盟，而节度使反而成为了被架空的外人。
牙兵们很快反客为主，不再拿节度使当一回事，不仅如此，他们还干掉“不满意”的节度使，换上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
不是节度使们选择牙兵，而是牙兵们选择节度使。
牙兵们敢于如此放肆的另一个原因是唐廷威信扫地，牙兵们杀掉朝廷委派的节度使，推举出自己心仪的节度使后，唐廷只能盖章接受，也使牙兵杀节度使的成本几乎被降到了零。
好，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唐末藩镇节度使没能获得类似于三国军阀的生态位，反而被手下牙兵随意拿捏的根本原因是，士兵的成份不同，汉末三国的军队大多数是世族部曲，世族本身就有一套从经济到军事的体系，这一点唐末节度使没有。
汉末三国的世族们因为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体系，所以权力结构仍是自上而下的，世族通过对士兵财产和家人的控制，能够保障士兵的忠诚度。
而晚唐的藩镇，则没有这样的体系，军人是职业化的，朝廷的权威是缺乏的，节度使拿捏手下士兵的手段是没有多少的，相反，他们得靠着手下这群士兵打仗，在士兵们学会了“选择”节度使后，权力结构彻底变成了自下而上进行授权。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大唐的世族哪去了？
猛人李世民在建立唐帝国之初，就对河北地区世族进行系统性打压，这就导致原本民风剽悍的河北人只能当文化世族，不可能成为军事贵族。
而作为军事贵族的主力关陇贵族在武周时期经历过一轮大规模清洗，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关陇贵族也朝着文化贵族转变。
安史之乱爆发时，其实这些所谓的文化世族绝大多数还是站在唐帝国一边的，怎奈唐帝国不争气，这些不与叛军合作的世族经历了几轮清洗，也就所剩无几了。
没有世族们的成体系支持，节度使们缺乏持续拿捏手下士兵的手段，牙兵们逐渐成为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荒诞存在。
卡住权力系统bug的牙兵们过了近1个世纪的舒服日子，但这种以不打仗多拿钱为核心诉求牙兵集团是注定不会有太强战斗力的，而战斗力不够强的群体又注定是过不了太久舒服日子的，那个叫黄巢的狠人，会教他们做人的。